如果這一推論能夠成立的話，這就解決了曆史研究中一個令人不容易解釋的問題:人們常常都將秦皇、漢武並提，這是因為秦皇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權製而未能鞏固，漢武則鞏固了封建中央集權製，為封建社會中一切後世皇帝樹立了政體上的楷模。秦皇用韓非、李斯之論以治國，這是史有明文的。我們看漢武帝鞏固封建中央集權製的措施，一步接著一步，雖有若幹摸索錯亂之處，但在全局上，卻是相當有章法的，漢武帝上台當皇帝時，才十六歲，其章法從何而來?但是，我們若以賈誼《治安策》與漢武帝的鞏固封建中央集權製的種種措施加以對比，就能毫不費力地發現，兩者之間，若合符節!但是，由於《治安策》是秘藏於宮中的，司馬遷並不知道，所以《史記》未能對此有所反映，這就影響了後代人對賈誼觀點的曆史作用的理解。
司馬遷沒有看到《治安策》，還有一個小小的旁證。《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談到賈生的削弱分封王國的觀點時，曾這樣簡略敘述:
“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製，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這段話中，有兩處與曆史不甚符合。一處是“可稍削之”，說法籠統而近於晁錯的觀點，沒有接觸到“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賈誼觀點的本質。再一處是“文帝不聽”，前已說過，漢文帝二年和十六年，是照賈誼意見實踐過兩次的。比較起來，《漢書·賈誼傳》中說漢文帝“分齊為六國”是“想到賈誼的看法”才這樣做的，較近於曆史實際。這不是班固比司馬遷高明，而是因為班固見到了《治安策》，司馬遷未見到，司馬遷隻是根據賈誼的孫子賈嘉的模糊且又不準確的轉述概括而寫。史料不足時，任何大史家都是難以下科學結論的。
那麼，漢武帝的削減諸侯王國的做法，司馬遷完全歸之於主父偃，必同樣是因史料不足而下的不準確結論。其實，漢武帝心中應早有賈誼的《治安策》，所以主父偃提出“推恩”方案，正合漢武帝之意而已。
我們在此後對漢武帝的一些重大舉措的條分縷析中，將會看到，這裏麵時時現出《治安策》的理論指導的影子，而《治安策》的理論，又是確當概括了先秦的若幹切合於鞏固封建中央集權製的重要觀點的。也許，這方麵的論述，會使我們驚訝地看到理論指導實踐的極其巨大的作用，從而使人們對讀書治國的觀點，有一個更高而且更確切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