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注意，賈誼在這裏仍舊承認，漢文帝之子如有分封地，可起對中央的屏障作用。這就是說，齊王兵逼諸呂，使漢文帝有條件上台為皇帝，這一屏障作用，賈誼並未否定。但是，漢文帝已為皇帝以後，屏障就轉化成了障礙，這是客觀形勢的變化所造成的，這時候，隻有漢文帝的親子得到分封才能重新成為屏障。那就不妨推論，再過一兩代，這些漢文帝親子的分封王國，對於後代皇帝來說，又會成為障礙。賈誼的觀點沒有一絲一毫的絕對化味道，而隻是說明，在不同條件下，對不同的分封王國，應采取不同的態度!
正是在這裏，我們看出了賈誼的高於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一籌之處。賈誼在《過秦論》中分析秦皇朝何以失敗，其結論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所謂“攻守之勢”，正是戰時體製與和平時期體製的區別:所謂“仁義”，正是儒家與法家的區別。在這裏，他和漢初陸賈、叔孫通等大思想家的觀察，並無不同。但是，賈誼的觀察深度，又過於陸賈、叔孫通。如果說，陸賈主張“執一”，即統一政令;叔孫通製禮儀，即強調天子的權威性，都是適應了鞏固封建中央集權製的要求的話，那麼，賈誼更前進了一步，他還從政體上，就是分封王國強大不適應封建中央集權製的需要上，進一步謹慎地吸取法家理論用於觀察漢初形勢，以便為漢皇朝的長治久安進一步完善理論指導思想。可以說，賈誼確是兼有思想家和政治家雙重見識的儒生，思想家高瞻遠矚，俯察曆史;政治家腳踏實地，著眼當代，賈誼確實是兼而擅之、兼而用之的。
而賈誼的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則更見高明。要知道，此時若幹分封王國的強大，已是一個客觀存在，任何不當的做法，都可能激怒這些諸侯們，引起動亂。而賈誼的方案卻是:使每個分封王第一代祖先所衍生的一切子孫，都可以得到一塊封地，真是高明極了。首先，此時各分封王國，除少數外，都已到了二、三代，其第一代分封王已有不少子孫，采取這樣的措施，馬上即可將封地分小;其次，原來各分封王國實行嫡長子繼承製，隻嫡長子一人得益，現在一分小，得到封地的人全部感激中央皇朝，較易站在中央一邊。這一做法，不是硬性地去削弱那些強大的分封王國，而是比較自然地逐漸削弱他們，使強者由於分小而轉化為弱者。這是一種明智而審慎的處理方案。
賈誼審慎，不過，漢文帝似乎更為謹慎。我們隻要看一看漢文帝對幾個分封王國的做法，就可以知道了。
趙國，於漢文帝二年，分為兩國:將趙國的河間郡，封給趙王劉遂之弟劉辟疆為河間王。這顯然是賈誼剛上書不久以後，漢文帝接受了賈誼的觀點和做法，所實行的一次“試點”。劉遂和劉辟疆兩人的父親是趙幽王劉友，劉友死在呂後手上，呂後並已將趙地分給呂祿，諸呂被誅後，漢文帝元年封劉友長子劉遂為趙王，可以說，劉遂的被封，固然是形勢使然，但漢文帝無論如何是決策封劉遂的人，且是剛封不久，因此，從趙國取出一郡來，封給劉遂之弟，比較起來，做法緩和而震動不大。
此後，一等就等了十四、五年，漢文帝一直耐心地沒有任何動作，直至漢文帝十六年，才又重新采取措施。
一個是在齊國。齊文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按，漢初分封王國實行的是嫡長子繼承製。其他諸嫡子及庶子均無封地。國君死後無子，封地按理就應收歸中央皇朝，分封王國即不再存在，故曰:國除。齊文王十四年，為漢文帝十五年，至其後一年，即漢文帝十六年，“漢文帝封原齊悼惠王諸子分齊為王:劉將閭為齊孝王;劉誌為濟北王;劉辟光為濟南王;劉賢為菑川王:劉印為膠西王;劉雄渠為膠東王;加上原來的城陽王劉章。原齊國共七王”①。①《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七十餘城的最大分封王國齊國，漢文帝耐心等待到齊文王死時，才終於實現了賈誼的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