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漢爵沿於秦製，共二十級。第十九級為關內侯，第二十級為通侯，通侯又稱列侯，漢初大功臣們所封亦不過列侯，其次者關內侯。“入粟拜爵
”按其舉例，可達十八級，可見其榮譽還是較高的。
②據《漢·書·食貨誌》。
這一“入粟拜爵”的製度，很明顯地成為免除田稅的經濟基礎。它對於延緩貧富分化、促進社會穩定，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同時，這一製度也很好地支援了邊境駐軍所需的軍糧。據晁錯上疏說，入粟拜爵實行後，邊境軍糧蓄積可充五年之用。後來漢武帝時卜式輸財助邊，成為有名的曆史典故，其實這隻是漢文帝入粟拜爵的流風餘韻而已。不過漢武帝時，社會風氣大壞，即使卜式如此做了，其他人也不肯學他的樣，碩果僅存，物稀為貴，反倒能載諸史冊，傳之後世了。這也可看到，上層以身作則時，有號召易於得到民眾響應;上層驕奢愮佚，雖大力號召亦不能起作用矣!現在還是說回來，入粟拜爵的做法，固然有助於免除田稅，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文景之治時上層的儉樸作用。上層的儉樸，帶出了整個社會的良好風氣，其所實行的比較確當的“損有餘以奉不足”的政策，又促成了整個社會的政治安定和經濟穩定，這就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班固在《
讚》中說:
“孔子說過:‘現在的民眾，依然是夏、商、周三代直道而行的民眾啊!’這話說得對極了。周末至秦代的弊政，法網密而刑政嚴，而奸軌之事不可勝數。漢興，掃除苛煩，與民休息。至於文帝，加之以恭儉;景帝繼續遵從文帝的做法，五六十年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代稱成康之治，漢代言文景之治，美矣!”
此讚開頭所引孔子的話，出之於《論語·衛靈公》，原文是:“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思是說，現在的百姓，同夏、商、周三代直道而行的百姓，本質上是一樣的，主要看為上者如何引導他們。為上者正己，社會風氣一定好;為上者不正，民風也會變壞。亦即“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桀紂在上，比屋可誅”之意;通俗而言，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儒家認為社會風氣的好壞，完全應由統治者來負責，特別要看人君能否嚴格要求自己，官吏能否以身作則。這是一個十分深刻的思想，是從曆史深處總結出來的。班固從文景之治的曆史實際出發，結合了整個前漢的興衰治亂，把這一觀點融入《漢書》的寫作中，在曆史事件的敘述中，時時可以看到這一觀點的閃光。不但在諸帝紀中體現了這一思想，而且在局部上，例如在《漢書·循吏傳》，中，再一次以這一深刻思想照亮了曆史敘事。這使得《漢書·循吏傳》的主題，比《史記·循吏列傳》中“循法而治”的主題，又有一個新的進展和突破，強調了郡太守正己與儒學“先富後教”思想的貫徹，能夠造福一方。《漢書》中的與曆史敘述相輔相成的這一深刻思想，後來影響了唐太宗魏征君臣，成為貞觀之治的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德治。這個題目雖與本文所述尚儉問題有些關聯，但畢竟非本文大旨，從略了。
現在我們要說的是，文帝薄葬思想，出於墨家;景帝尚儉詔書，亦出於墨家，而且照《
讚》說，景帝的尚儉，是沿續文帝的做法。薄葬其實也就是尚儉。這樣看來，墨家尚儉思想在文景之治中所起的作用，比過去一般學者所估計的，要大得多了。漢初儒、道、法、陰陽諸家，在政治上都發揮過比較大的作用，前人已均說過，本書中亦略有接觸，現在再補上一個墨家，我們可以看到，先秦一些較大的學派，其精華都能為漢初統治者所吸收。先秦眾多思想家，曆數百年之辛勤耕耘，相爭相補，終於能在漢初開花結果，造福黎民。這說明，政治家們和思想家們，雖常似處於兩條完全不同的軌道上，但是，他們隻要一旦交會起來，就能發揮巨大的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