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的儉樸，並不僅僅是表現在前文所說的薄葬上，《史記·孝文本紀》說:
“文帝從代國來京師，君臨天下，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禦無所增加;凡於民有不便之事，立即改掉以利民。曾經想砌一個露台，召工匠算了一下，需要花一百斤金子。漢文帝說:‘百金，中等家財百姓十家的產業。我接受了先皇帝的宮室，常常覺得很慚愧，怎麼能花這樣一筆錢增造露台呢!’皇上經常穿綈衣(按，綈，為一種較差的絲織成的粗綢，大都為灰黑色，故又稱皂綈);所寵幸的慎夫人，特別交代她衣服的長度不能拖到地麵上，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
漢景帝基本上保持了漢文帝的儉樸風氣，前引詔書亦可為證。景帝後三年還有一封詔書，甚至禁止郡國發民采黃金珠玉: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隻不過一直作為貨幣使用而已。如今有時收成不好，估計是為工商末業的人太多，而業農的人少了。其令郡國勸農桑，益種樹，這才能保證衣食豐富。官吏若是發民雇傭采黃金珠玉，按盜治罪;二千石若聽任下麵官吏這樣做而不禁止的，與同罪。”①①《漢書·景帝紀》
不但宮中不得以黃金珠玉為飾，而且還進一步禁止官吏動用民力或雇工采黃金珠玉，這裏正看出了文景之治中上層以身作則、雷厲風行的程度，今人讀之，仍不免廢卷歎息!這裏的觀點，當然不僅是出於墨家的尚儉，還同時糅進了法家的重農抑商，以及道家的無為。老子說:“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②②《老子·道德經》由此又可以看到，漢初政治家們從實際需要出發，雜取各家思想，熔為一爐，服務於政治、經濟穩定大局的重要經驗。
要了解這種上層儉樸所造成的有利社會穩定的良性循環，請看漢文帝十三年的一封簡明扼要的詔書:
“農，天下之本，天下事莫大於此!當今勤身從事農業者而有賦稅，這樣，從事本業的農戶和從事末業的賈人就沒有區別了。這不利於勸農。其除田之賦稅。”①①《漢書·文帝紀》
大約古今中外，極少有國家對農戶全免賦稅的。漢文帝卻做到了。漢初田稅本來就不重，十五稅一，這種低稅的做法，固然是從民生凋蔽的現實出發的，但劉邦這支隊伍原為農民起義軍，也決定了漢初政策的有利農民的性質。不過，在漢高祖執政期間農民起義軍早已經以叔孫通製禮為標誌，而轉化為地主政權，當中又經過了漢惠帝和呂後的階段，至漢文帝卻仍能進一步免去全部田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曆史奇跡。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這一奇跡是如何具體形成的。
首先說一說漢文帝之所以能全免田稅的一項輔助措施。全免田稅後，朝廷的開銷總要有來源，原來，漢文帝實行了晁錯的“入粟拜爵”的建議。晁錯提出此建議的有關上疏，載《漢書·食貨誌》，《古文觀止》也選載了，代擬了一個題目為:《論貴粟疏》。其中提出:“要使民眾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如今若能募天下百姓入粟國家，就可拜爵，且得以除罪。這一來，富人獻粟給國家則可拜爵，農民亦可因此而有錢，粟就可以分散、疏通，不致集中在富人手中。凡是能入粟以受爵的，都是有餘的人，取於有餘，以供朝廷之用，則貧民的賦稅可以減免，這就是所謂損有餘以補不足、令出而民利。……爵者，皇上所專有，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希望得到高一些的爵位，和有罪而能免於服刑，這都是人們十分想得到的願望;若能使天下之人都可入粟，以受爵免罪，不過三年，國家的積粟就會多起來了。”這裏說明一下，漢代的爵，沿於秦製，並不是官職，而隻是一種表示地位的製度，相當於今之級別。所以“入粟拜爵”同賣官還是有所區別的。爵是一種榮譽職位，是虛職，不同於官的實職。實職有限，而虛職無限製，所以晁錯才說:“爵者，皇上所專有，出於口而無窮。”自然，拜爵漸高者，自己和後代比較容易進入官場，這也是不待說的。這種“入粟拜爵”的做法，當時成為國家的大宗收入。據《漢書·食貨誌》所載，當時定下的拜爵方案是:入粟六百石爵上造，為二等爵;四千石爵五大夫，九等爵;一萬二千石爵大庶長，第十八等爵。①據《食貨誌》所載晁錯的另一封上疏說，實行“入粟拜爵
”的辦法後，糧食大有積餘，因此晁錯建議“勿收農民租”，漢文帝接受了這個建議後，下詔租稅減半，即由十五稅一，減半為三十稅一。這是漢文帝十二年的事情，至次年，即漢文帝十三年，遂有上述全免田稅之詔。全免田租一共實行了十二年，到漢景帝二年，這才恢複三十稅一的田稅製。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