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北平各大學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歡迎天津同學的營火會，到會者超過1萬人。為了反迫害，華北八大學重申他們聯防的誓言，即“一校被迫害，八校支援；一人被摧殘，全體營救”。表示了同學們願與反動派血戰到底的決心。次日北平各報登出查禁“華北學聯”的命令，宣稱：“北平警備司令部27日奉行轅轉中央電令，以‘學聯會’為共匪所策動之組織，應立即依法嚴禁。”說明反動派已經開始行動了。29日華北學聯發表聲明，嚴厲駁斥反動當局的無恥誣蔑，並號召華北學生“提高警惕，加緊團結，英勇地起來擊退反動的逆潮，保衛自己”。在學聯會的號召下，北大、清華、師院、燕京、中法等校於4月3日起罷課三天，抗議國民黨當局查禁華北學聯。之後反動派更加瘋狂，5日竟派大批特務擁進北大，撕毀學生的壁報，而貼上“反罷課、反迫害”、“打倒華北學聯”等反動標語，並闖進紅樓搶劫文件、資料、書籍等物，然後呼嘯而去。特務們的暴行，引起了學校教職員工的極大憤怒，之後，學校裏不斷出現罷教、罷研、罷工的鬥爭，支援學生，並要求政府調整待遇，保證“不虞饑餓”的自由。這樣反迫害與反饑餓的鬥爭就緊密聯係在一起，反動當局甚為驚恐，於是他們更加緊鎮壓，到處逮捕學生。之前，2月3日南京教育部曾有密電致胡適，要他對進步學生查明上報，實際是開黑名單，電雲：“據有關機關報稱，該校近日赴匪區受訓學生甚多等情，希詳加調查、嚴予處分具報”。胡適哪能幹這種事情。相反，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對被捕的學生，他是無不盡力營救的。比如，那時北大學生孟憲功因共產黨嫌疑案被捕，經河北高等法院判決，送最高法院審判。胡適認為此案若經特種法庭判決便成定案，不得上訴或抗告。因此，他希望此案仍在河北法院解決為便，於是他寫信給南京最高法院院長夏勤，請求將此案撥回地方法院處理。他在信中說道：“我私人甚盼貴院能對於此案有所挽救。若蒙早日準予撤銷原判，發回原法院更為審理，那就是我們最盼望的事。”從這一事實，可看出胡適對被捕的學生還是表示一定同情的。
4月7日晚，北平警備司令部認為華北學聯仍在活動，於是找北大臨時負責人秘書長鄭天挺去談話，強令北大交出柯在鑠等12個同學，否則即進行逮捕，鄭當場表示拒絕。回校後將學生名單交罷委會處理。該會及時發動群眾，在民主廣場把12位同學圍護起來，教授們也表示抗議。後來這12位同學在全校師生的護衛下，終於未被逮捕。但特務們並不以此罷休，兩天後又串到師院恣意行凶，搗毀實驗室，打傷學生，並逮捕8人而去。這消息傳出後，同學們無不義憤填膺。當天下午北平各校學生6000餘人，齊到新華門向國民黨北平行轅請願，要求放回非法逮捕的同學。同學們在行轅門口寫上大標語：“南京開國大，北平殺學生”揭露國民黨的反動麵目。這場鬥爭一直堅持到深夜，後經校方負責人即師院黎錦熙，北大鄭天挺等人出麵多次交涉，最後終於迫使警方釋放了師院被捕的8位同學，並許諾停止傳訊北大的12位同學。學生的鬥爭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這並不意味著反動派棄惡從善。這是因為南京在開偽國大，上方有令，為了粉飾太平，在“國大期間，慎重處理”而已。之後他們改變策略，利用所謂“群眾力量”，動用了禦用的工會、農會、商會，並組織一部分右翼學生於4月11日在天安門前舉行“北平市學生民眾清共大會”，並舉行“反暴亂反罷課肅奸請願團”的遊行。後來他們遊行到沙灘，狂呼“打倒共匪老巢的北大”、“打倒華北學聯”、“推翻民主牆”等反動口號，並圍攻北大學生，衝進宿舍搗毀門窗家具等什物。暴徒們的反動行為，激起了全市各院校師生的無比憤怒。12日北大全體教授發表《罷教抗議暴行並呼籲保障教育安全宣言》，宣布罷教7天以示抗議。並致胡適一電，向他報告事件經過，要求“政府懲罰凶手，嚴令地方當局保證今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教師們的行動，有力地支援學生運動。師生團結在一起，這使得反動派更為恐慌了。胡適在南京對此次學潮極為關注，特別是對特務們搗毀師院與北大尤表憤慨。當他收到教授會的電報告，便走訪國民黨教育部與青年部，提出質問，並表示要回北平處理校務。後因國民黨當局正在開“國大”，一再挽留才留了下來。
同年5月9日，胡適參加過“偽國大”後回到北平。這時東北的國民黨軍隊已處在人民解放軍圍殲之中。在此之前，國民黨曾在北平組織“臨大”、“臨中”，以此來誘騙東北學生，但當東北學生來到後，卻沒有地方安插。於是他們又改變主張要把學生送去軍事訓練，進行審查，合格者才可轉入他校，不合格者便撥去當兵。國民黨的這種反動措施激起東北學生的極大憤怒，因此在7月5日那天，有5000餘東北學生到市參議會請願，結果遭到軍警的殘酷鎮壓；9位同學死亡，37位同學受重傷。第二天大批軍警包圍學生住處，又捕去37名。國民黨當局還誣蔑這次事件是受“奸黨”操縱，稱學生為“暴徒”。
反動派一手製造的這次“七五”血案，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事後有記者去訪問胡適，當時北大學生代表也隨同前往。胡適說：“東北同學搗毀參議會，證明學生們的感情是極衝動的，因此也造成了官方的小錯誤。我不希望北大的同學們多事。”接著他問學生，是否你們又要來多事了?學生代表回答道：同學們是基於同學們的立場來支援東北同學的，決不是多事。胡適最後表示：“你們要發表宣言是對的，要追悼，要求善後，不繼續逮捕也是對的，希望你們用冷靜的頭腦做下去。”胡適的談話當然不能滿足學生的要求。後來北大學生不顧校方的勸阻，還是參加了北平各校學生舉行的大遊行、示威請願等活動，與全國學生戰鬥在一起，為迎接人民的解放而作出貢獻。
胡適自任校長以來，對愛國的學生運動此起彼伏地不斷發生感到難以應付：他一方麵不敢得罪國民黨政府，另方麵又怕管束太嚴觸犯了學生；左右為難，又加之學校經費沒有著落，於是向教育部長朱家驊表示要辭去北大校長的意思。朱接到他的來信後，深感不安，旋即致電慰留，態度十分懇切，電雲：“北大不可無兄，北方尤賴兄坐鎮。即弟可放兄，而總統與翁兄亦必不能聽兄高蹈；北大同人聞之，將更惶恐。故此實不可能之事，隻有萬懇顧念大局，勉為其難。儻兄有言辭消息，則華北教育界必將動搖不可收拾。”後來傅斯年也寫信勸他不可有這種想法，並稱：“北大一辭即垮”，希望胡適繼續幹下去。胡適對此事反複考慮過，最後還是決定堅持下去，為國民黨政府在教育戰線上守住北平這塊重要的陣地。然而，人民要求解放的曆史潮流是阻擋不了的，後來學生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胡適對此束手無策，隻好望洋興歎了。同年8月在病中有記者去訪問，雖樂於接談，但“對當前紛亂之政局，不置一詞”。由此可見，胡適那時的心情是比較低沉的。
鼓吹自由與容忍
1947年春，國民黨強行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之後，為了粉飾“民主”門麵，便拉攏一些黨外著名人士參政，以掩蓋其一黨專政之實。為此，蔣介石約傅斯年吃飯，請他勸胡適出山，到政府裏來當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傅覺得此事對胡適不利，於是便為胡說情，力陳其不可之由。他說：自大處說，政府之外應有幫助政府之人，必要時說說話，如皆在政府，那就轉失效用；如翁詠霓等人，若不入黨，不在政府，豈不更好?蔣回答道：並不要他入黨。傅又說：參加政府也一樣。如此這般地談了許久，蔣還是堅持己見，定要他去動員胡適不可。傅隻好答應下來。但傅斯年回到家後，因病把這事給耽誤了。大約過了三個星期，蔣派王世傑來討回訊。這時傅又發表了一通不讚成胡適出山的議論，王一聽，知此事蔣錯托了人，於是便對傅說：話雖如此，但受人之托，還是不要從中打岔才好。在王的催促下，傅才抓緊時間給胡適寫信，將蔣擬請他出任國府委員的事轉告給他，並提醒他說，“自由主義者各自決定其辦法與命運。不過，假如先生問我意見，我可以說：(一)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二)使中共不得勢，隻有今政府不倒而改進。(三)但，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在另一封信裏，又為其出謀獻策說：“我目下主意是責備政府不可忘共黨暴行，責備共黨不可忘政府失敗，此謂左右開弓。”從上述信中可以看出，當時形勢逼人，所謂自由主義者胡適等人，何去何從將是當機立斷的時候到了。
後來，胡適采納了傅斯年的意見，婉轉地拒絕了蔣的邀請，給傅複信說：“我因為很願意幫國家政府的忙，所以不願加入政府。”又說：“我在野——我們在野——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外國，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麵子。若做了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結果是毀了我30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話，‘成了政府的尾巴’!”傅收到此信後，轉給蔣介石，並再次為之辯解，但蔣還是不容推辭，再派王世傑去勸說，與此同時，又親自寫信定要胡適任國府委員等職，而且還多少有點強迫的意思在內，信雲：“日前雪艇(即王世傑)兄返京，極稱先生堅不願參加政府，但願以私人地位匡輔國家，協助政府，聞之心感。”並稱：“政府改革在即，時間匆促，不及於發表前商得先生之同意，尚望體念時局之艱難，務請惠予諒察。”胡適接到這信後十分緊張。他在給王世傑的信裏說道：考試院長決不敢就，國府委員也決不敢就。我願意做5年或10年的北大校長，使學校有點成效，然後放手。請王幫他辭謝。後來還是傅斯年幫他出主意，詭稱，北大同仁堅決反對，並搬出法規說，北大校長是專任職，決不能兼任政府的特任官，而予以拒絕。此事電信往還，鬧了兩個多月，後來蔣怕北大鬧事，用胡適的話來說，便把他“赦免”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胡適、傅斯年等人擁蔣反共的政治態度是十分清楚的，不過他們還想保持一點“中立”立場，以求一安身立命之地，但形勢的發展是否能遂其心意，這就大成問題了。
嗣後，胡適在北平邀集北大、清華、南開等校教授組織了一個“獨立時論社”，目的是對當時國內外政治問題分頭寫文章在各地報刊上發表，供政府參考；也就是向國民黨作諫言的意思。先後參加該社的有毛子水、陶孟和、張佛泉、陳序經、趙乃摶、吳景超、陳雪屏、鄭華熾、樓邦彥、蕭公權、吳恩裕、陳岱孫、崔書琴等40餘人。次年4月出版《獨立時論》第一集，收集了40餘篇文章。胡適在序雲裏說：“在民國三十六年(1947)的春天，我們一些在北平教學的朋友們，覺得應該利用餘暇寫寫文章，對重要的時事問題，以獨立的公道的立場發表一點意見。我們認為在目前我國情形之下，這是我們在教學以外應盡的一種社會職責。我們很希望我們的意見能夠有助於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及科學的進步。”由此可見，胡適是接受了傅斯年“與其組黨，不如辦報”的意見，但辦報刊沒有錢如何辦呢?胡適想出了這個辦法，仿歐美專欄作家，將文稿發寄國內外各地報館同時發表，而文責仍由作家自負，解決了出版問題。這說明胡適對國民黨政府寄予很大希望，想從輿論上來幫它的忙，以求其政局之安定與發展。
同年7月4日，國民黨政府發布所謂“總動員戡平叛亂案”，決定在全國實行總動員，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全麵攻擊。這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了挽救它在內戰中的敗局和加緊對人民的鎮壓而實施的反動法令。這個反動法案在報上公布後，第二天胡適對記者表態，宣稱擁護這個法令，並稱：政黨有兩種，一種是英美式的靠爭取選票取得政權；一種是不惜一切手段的奪取政權。共產黨屬於後者。為了闡述上述觀點，同月20日他又發表《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一文，對國民黨憲政改革進行了一番吹捧，說它本來據有一黨，今日自動讓出一部分政權，請別人來參加，這是世界政壇上稀有的事。但他又自相矛盾地說：依我個人看法，轉變似乎應該包括黨的內容與作風的根本改革，而不是僅僅分配幾個名額，官員職位；當有自由、獨立、容忍的政治作風，才算大改革的。從上所述，可見其擁蔣反共的反動政治立場，及其追求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是十分顯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