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發表後，他又接受北平電台的邀請，8月1日在該電台發表約半小時的廣播演講，題為《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他為應付這次演講，用了幾天工夫來準備，文稿寫成後又對著時鍾進行演習，為的是不讓它超過電台給的時間。由此可見，胡適對這次演講之重視。這次講話後來發表在《華北日報》，並收入《獨立時論》成為他這時的代表作。在這篇文章裏，他說：“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有他自然趨向，也有他理想的方向。”所謂自然趨向，便是世界文化漸漸朝混一的方向發展。三四百年的世界交通，使各色各樣的文化有個互相接近的機會。互相接近了，才可以自由挑選，自由采用。比如：電燈、電話、自來水來自西方，而大豆則是中國的土產，還有茶葉、桐油等物現已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可見，世界文化就是這樣自然形成的。他說：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一句話。第二句是說，在這自然趨向之下，還可看出幾個共同的大趨向，有幾個共同的理想目標。總括起來有三：第一，用科學的成績解除人類的痛苦，增進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會化的經濟製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提高人類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製度來解放人類的思想，發展人類的才能，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他說：“這幾個理想的目標是世界上許多聖人提倡的、鼓吹的，幾個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經過幾百年的努力，幾百年的宣傳，現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國家共同努力的目標了。”接下來便分別加以解釋。當他談到第三個目標時，便竭力吹捧資產階級的民主製度，而對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卻進行了攻擊。他說：“我是學曆史的人，從曆史上來看世界文化上的趨向，那個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權專製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並稱：“俄國大革命，在經濟方麵要爭取勞農大眾的利益，那是我們同情的。可是階級鬥爭的方法造成了一種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製度，我認為那是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最後他號召大家，認清世界文化方向，盡可不必擔憂，盡可放大膽子，放開腳步，努力建立我們自己的民主自由政治製度。並強調說：“隻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這顯然是在為國民黨政府在做宣傳，妄圖以挽救其即將崩潰的反動政權。
胡適的文章發表後，遭到許多人的批評，特別是對他的反共言論表示不滿。但他還是執迷不悟，又寫了一篇題為《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一文，公開予以答辯。他說：8月1日我在北平電台作了一次廣播演講，有人提出批評與抗議，多數都集中在第三點上，有一位聽者來信說：“若說這一個是大潮流，那一個隻是小波折，那是看得過於單純，也有點偏袒了。”對此，胡適答道：“我並不否認我‘偏袒’那個自由民主的潮流，這是我的基本立場，我從來不諱飾，更不否認。”接著又重述了上次所講的三個論點。最後說道：“我們中國人在今日必須認清世界文化的大趨勢，我們必須選定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隻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隻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族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隻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盡管胡適如此賣力地宣傳他這套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但也挽救不了國民黨失敗的命運了。
1947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上開始了大反攻，逼使敵人完全處於被動地位。這時，國民黨在美帝國主義的陰謀策劃下，於次年3月召開了“行憲國大”，決定把蔣介石扶為總統，企圖在政治上穩住陣腳，以挽回在戰場上的失敗。胡適出席了這次大會。在會議期間，蔣介石因黨內派係鬥爭及憲法上有約束總統的條文，自己不願幹，於是有請胡適出任總統之意。為此，蔣曾派王世傑去勸說胡適，希望他出來競選總統，蔣表示願意做一個有實權的行政院長。3月30日王到胡處傳達蔣介石的上述意圖。據王回憶說：“當時還怕走漏了消息，在家裏不敢講，在汽車上也不敢講，一直把他載到中山陵旁的路上，下了車坐在草地上才把這個事告訴他的。”在談話中，王傳達蔣的原話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胡回答說：“我實無此勇氣!”王世傑說：“我與他商談了三天，他認為他的身體健康不能擔任這麼大的責任，還是由蔣先生自己擔任的好。蔣先生聽了以後，再要我前往勸促，最後胡先生經過鄭重考慮之後終於答應了。之後蔣先生聽了胡先生的話很高興，當即向黨內同誌展開說服工作。蔣先生曾為這件事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僅僅說服了吳稚暉和羅家倫兩位先生。”結果這個總統候選人還是非蔣不可。後來國民黨修改了剛通過不久的憲法，加大總統特權，使其在特定時期有緊急處置之權，這樣蔣介石就不再推辭了。4月8日蔣約胡吃飯，假意向他表示歉意，說：“他的建議是在牯嶺(廬山)考慮的結果，不幸黨內沒有紀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適很誠懇地回答他說：“黨的最高幹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象，不是壞現狀。”後來蔣再三表示，希望胡適出來組織一個政黨。胡適對此不感興趣，回答道：我不配組黨，但可以提一個建議：“國民黨最好分化作兩三個政黨”。胡適的這個建議，不啻是與虎謀皮。蔣介石唯恐大權不集中，哪裏還能容忍黨內再分化呢!當然不予理會。
4月19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偽國大裏被選為“總統”，這樣便結束了他與胡適發生的這場鬧劇。胡適被人家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蔣當上總統後，國民黨內部醞釀行政院長人選時，蔣便提出張群與何應欽兩人，請大家表示意見。當時，有位黃宇人起立發言問道：“何以不提胡適之?”蔣聞聽此言，麵色一沉地說：“書生不能辦事”。由此可見，蔣要推胡適當總統，不過是拿他出來走走過場而已。然而胡適卻把它當真了，緊張了一陣子。後來此事未成，他也很高興，感到如釋重負。有記者問他，他說：我是讀書人，不會做官的。又說：我連私人書櫃也料理不清，那裏還能搞政治。
5月1日偽國大結束，胡適旋即由上海飛往北平。之前有記者就當時形勢“和”與“戰”的問題，向他請教。他說：“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有互相讓步和決心；至於談到“戰”很簡單，雙方隻要喊聲“丟它媽”臉一翻，就打起來了。因此他認為“和難戰易”。這又重談起抗日戰爭時期“和比戰難”的老調來了，說明他對當時政局還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看問題，分不清誰是誰非的。回到北平後，他不問政事，一心致力於學術。
在這段時期，他的學術活動主要還是研究《水經注》的問題，寫了幾篇論文，如《再跋戴震自定水經的“附考”》等。其次，在《紅樓夢》方麵，與後進學者周汝昌有所研討，從而推進了“紅學”的研究工作，這是值得一提的。那時在燕京大學上學的周汝昌於1947年冬在報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曹雪芹生卒年的文章，胡適看到後甚為欣賞。同年12月7日寫了一封信向他表示祝賀，同時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與之商榷。信雲：“汝昌先生：在《民國日報》圖書副刊裏得讀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興。懋齋詩鈔的發見是先生的大貢獻。先生推定東皋集的編年次序我很讚同。《紅樓夢》的史料添了六首詩最可慶幸。先生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誠的甲申挽詩，得敦敏吊詩互證，大概沒有疑問了。關於雪芹的年歲，我現在還不願改動。”雲雲。周收到胡適信後深受鼓舞，於是便積極從事收集資料的工作，而且還想寫一部書，故於1948年6月4日回信向胡求助。他在信中說：“適之前輩先生：自從去冬偶然為文談曹雪芹，蒙先生賜複，興趣轉濃。半年以來，把課餘的一些工夫，都花費在收集曹家身世文獻上麵，成績小有可觀，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冊子。……這個工作是先生創始的，我現在要大膽嚐試繼承這工作。因為許多工作都隻開了頭，以下便繼起無人了，所以我要求創始的先進，加以指導與幫助。……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語，我要看一下，四鬆堂集稿本，我更須要檢索一番。這都是海內孤本，希世之寶，未知先生肯以道義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我持有斐雲先生的介紹，便不揣冒昧，如此囉嗦起來，希不怪。有好些問題，都想和先生一加討論。……務請早日賜複，以便暑期離平去津之前，得借齋書諸材料，而安心動筆。”上麵兩封信，從內容來看可能是他們交往的開始。之後，周拜訪胡適，並借得所要的書，回去後十分感動，寫信向胡致謝說：“蒙不棄款談，並慨然將極珍罕的書拿出交與一個初次會麵的青年人，憑他攜去。我覺得這樣的事，旁人不是都能作得來的。此匆匆數分鍾間與先生一麵，使我感到欣幸光寵；歸來後更是許多感慨，這個複雜的情緒，不是幾個字所能表達，先生如能體會我的意思，我便不想再說什麼了”。又說：先生事情一定很忙，但若能抽空賜一複函，實感光寵，不勝延佇傾渴之至。胡適收閱後，在這封信上作了如下的批語：回信許他“一切可能的幫助”。從幾封來往信中，可看出胡適對好學的青年是多麼的關懷和愛護!其情其景躍然紙上。周汝昌本來是學外語的，後來走上專治《紅樓夢》的學術道路，成為“紅學”大家，這與胡適的指導和幫助是分不開的。胡適晚年曾同憶說：“他是我在大陸上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他的書決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寫幾句罵我的話，但在他的《新證》裏，有許多向我道謝的話，別人看不出，我看了當然明白的。”並稱：“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
1948年9月4日胡適再次接受北平電台的邀請，作了題為《自由主義》的講演。在這篇講話裏，他首先解釋什麼是“自由主義”?他說：最淺顯的意思是強調尊重自由，如果自由主義裏沒有自由，那就好像“長阪坡”裏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裏沒有諸葛亮一樣，那就叫不順口了。接著從曆史上加以考證，他說：“自由”在中國古文裏的意思是“由於自己”，就是“不由於外力”。在歐洲文字裏“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從外力裁製之下解放出來。並稱：中同曆史上的老子、孔子、墨子、楊朱、王充、範縝、傅奕、韓愈、李贄、顏元、李塨等等，都可以說是信仰思想自由的豪傑之士，很可以與西方曆代自由鬥士齊名比美。但可惜的是東方的自由主義者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而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隻有民主的政治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第二個意義是強調擁護民主。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便產生多數與少數人的問題及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問題，因此自由主義還有一個特殊的政治意義，就是要容忍反對黨。他說，“向來的政治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了東風。被壓迫的人民是沒有好日子過的。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卻漸漸養成了一種容忍異己的度量與風氣，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權利，這是自由主義裏最可愛慕而又最基本的一方麵。”胡適對此十分欣賞，故稱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其次，正因為反對黨的存在與對立，便為政府樹立了最嚴格的批評監督機關，使人民可以有選擇的機會。這樣國家就可用法定和平方式來轉移政權。所以和平的漸進的政治改革是自由主義的第四個政治意義。講到這裏，他舉英國工黨和平取得政權的經驗為例，提出反對暴力革命的主張。他說：“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製的路。……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專製政治。”從上所述，可見胡適大肆鼓吹資本主義的民主製度，顯然是在為國民黨政權作宣傳。他反對暴力革命，其矛頭實際是指向當時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這是很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