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個月的抗暴運動後，青年學生的覺悟有了很大提高，於是在這一年舉行“五四”運動28周年紀念時顯得格外活躍。就以北京大學來說，從5月1日到7日，舉行了“五四”紀念周。在這期間還組織科學、文藝、曆史、經濟、戲劇等5個晚會。廣場上有各種球類比賽和體育表演。出壁報號召青年們“承繼五四叛逆精神”，“為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戰鬥!”等等。圖書館內還舉行了校史展覽，其中展出了李大釗事跡、毛澤東故事以及周恩來與鄧穎超的照片。在紀念會上，胡適作了演講，他首先回顧了28年前“五四”運動的經過，接著又引述了孫中山對“五四”運動的評論：略謂“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胡適認為：中山先生的評判是很正確的，很公允的。所以他在結尾時說：我們在28年後，紀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細想想我們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成功”，是否還“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胡適的這個講話比較一般。大致內容都是“老生常談”的。因此有些學生暗中譏笑他是中庸派，好好先生。此外，許德珩教授也作了演講，他根據自身的經驗，回顧了“五四”的戰鬥曆程，大意謂：《國民雜誌》為救國運動；《新潮》與《新青年》為文化運動，經過“五四”，由於中間李大釗的關係，二者聯合起來了。接下來他回憶“五四”時北大學生到公安局自首願意坐監牢的情形時，指出：“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負責的精神，為國家人民負責去幹，幹了自己擔當的精神。”並號召大家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向後看是沒有希望的。其次還有朱自清講“新文學的建立與發展”，周揚講“解放區文藝”，都是很受同學們歡迎的；其他教授也暢所欲言作了講演，故一時呈現出各家爭鳴的景象。從中可看出北大師生的精神麵貌及其要求進步的思想是十分強烈的。
這時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物價飛漲的浪潮，本來已經食不果腹的人民又陷入饑寒交迫的深淵，整個社會又動蕩沸騰起來了，學校教授家裏也沒有米下鍋了。當時有記者到北大采訪胡適，問他私人生活怎麼樣?他回答說：“我的薪水不夠用，雖未在校內透支借薪，但幾個銀行的朋友可以讓我立透支戶頭，但亦得設法還債。”說到這裏，鄭秘書長天挺在旁插話說：校長已經貼了不少的錢了。胡適又笑著說道：“去年7月校長薪金可得28萬元，折合美金100多塊錢。現在雖調整近百萬元，但折合美金，每月僅得35美元。”這時鄭又插話說：胡校長每天薪水合一塊二角美金。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胡適生活都發生了困難，其他如在校的教師、學生的生活那就雪上加霜更困難了。
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經濟情況如此糟糕，但蔣介石不顧一切，還要發動大規模的內戰。在此情況下，全國人民除了起來反抗國民黨的腐朽統治別無出路。於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來了。這一年四五月間，上海、南京的學生喊出了“搶救教育危機”的口號，要求增加公費、並提出“向炮口要飯吃”的反饑餓的呼聲。華北同學也奮臂而起，他們認為饑餓的原因是內戰，於是把反內戰與反饑餓聯係起來，遙相呼應。5月15日，清華大學召開了學生代表大會，決議舉行“反饑餓反內戰罷課”。16日，北大院係聯合會開會，成立“北大反饑餓反內戰行動委員會”。次日，召開院係代表大會，提出“反饑餓反內戰”的口號，並決議自19日起罷課3天；定“六二”為反內戰日，通電全國，號召各界罷工、罷市、罷課、罷教，同日舉行反內戰大遊行。
這次反饑餓反內戰的鬥爭，是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漢、廣州、濟南、福州、重慶、昆明等地愛國學生、教師、職工都參加了這次鬥爭。國民黨為了維持其獨裁統治，於5月18日公布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企圖以暴力來鎮壓學生運動，宣布禁止遊行與請願。與此同時，蔣介石還親自出馬發表文告，宣稱：“近來各地學生，時有越軌騷擾之行動，及違理逾分之要求，曠廢課業，相習成風，假遊行請願之名，為擾亂治安之舉，甚至占奪車輛、阻礙交通，擾亂秩序，如此幹法亂紀，必非我純潔的愛國青年學生之所為，而顯受反動之共產黨直接間接之策動。”蔣的這個談話顯然是掩蓋其發動反動內戰的事實真相，把學生的愛國行為汙蔑為擾亂治安，並嫁禍於中國共產黨。胡適認為蔣的文告是不公平的，因此第二天他在對記者談話時，指出：蔣的文告之“立言不太公道”。他說：“學生還是青年人，青年人在一個困難之環境中，感覺苦惱為必然現象，推究多數學生之心理，以此種原因為最公道之說法。”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他認為：“凡一個國家政治沒有走上軌道，既不滿人意又無合法代表民意機關監督政治改善政治，幹預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責任，一定落在青年學生的身上。回溯曆史漢、宋、明、清、辛亥革命如此。在國外1000年前，倫敦、巴黎大學即有學生幹預政治的事。1848年全歐普遍發生政治運動，如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都有學生參加。反而言之，如國家在政治上了軌道，能使人滿意時，當然不會有學生幹預政治的現象發生。換言之，彼時的學生對於政治也決不會感到興趣。”但就目前學生幹預政治問題，他明確表示：“學生可以研究政治批評政治，或者索性走出學校去參加政治，地上或地下都可以，但不可以犧牲學業的罷課方式來幹預政治。”其次，對政府逮捕學生的事他是不讚成的。他說：中國現狀，不要說青年人不滿意，就是我們中年人也感到不能滿意的。他主張對於青年人應該給予合理的自由，並稱到現在還有不合法逮捕的事是一種遺憾。胡適以上談話，在報上刊出後甚得輿論的好評。陶孟和致函胡適，讚稱：“所見公平、正確、直言無忌，不遜當年，曷勝欽佩”雲雲。(見於日記1947年5月22日)胡適的意見，當然不能扭轉國民黨當局的既定方針，所以他們還是獨斷專行，在全國各地采取殘酷的高壓政策：5月22日北平又有數十學生被打被捕的事件發生，於是學生罷課又延期到26日。後來，“華北學生反饑餓反內戰聯合會”宣布：根據當時情況，為了積蓄力量並考慮到各校教授的勸告，經學生們協商，決定取消“六二”示威遊行，但決定“六二”為總罷課日，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反內戰紀念會，追悼為內戰犧牲的將士及為爭民主而遇難的戰士，同時向當局抗議捕人事件，要求撤銷那反動的《臨時辦法》。學生們自行取消大遊行的這個決定，使驚恐不安的國民黨政府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胡適對此也表示非常滿意。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讚揚學生此舉是有理智的行為，他說：“看最近兩星期的表現，北平青年還是有理智的。5月18日街頭講演，到20日的遊行，和本周的複課，雖然其中標語，說話有刺激感情的，但大部還是理智的幫助製止了感情，很少有軌外行動。”並稱，北大現在課室、圖書館、試驗室都有學生在埋頭苦幹，學校當局很得安慰。希望繼續保持理智的態度。另方麵他對北平當局改變策略對待學生也表示謝意，他說：“這兩星期以來，一方麵與學校當局合作，一方麵保護青年安全，做成‘疏導政治’。例如20日遊行，地方當局並未說不許可，讓他們的煩悶感情有所表現，公諸社會和全世界，雖然有幾個小問題使罷課延長了幾天，但可證明疏導政治之效。”接著他又再一次談了他對學生運動的一個曆史看法：古今中外，任何國家政治不能滿意時，而且又沒有合法有力的機關可以使這不滿意得到有效的改革，這個事情總要落在受教育的青年身上，也就是學生身上。所以他認為青年對政治表示，不可完全抹殺。說到這裏，他舉了一個例子來加以證明，他說：若沒有客觀環境，就沒法理解幾個或幾十個人便能號召使幾千人的學校去參加罷課遊行這一事實。因為牽牛到水邊容易，叫牛喝水就困難了。所以他建議國民黨當局，可以與學校合作，水來了不要擋，疏導他，沒有害的讓他們發泄，發泄完了以後，大家仍以學業為重。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胡適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立場來對待這個問題：他一方麵對學生運動表示同情，另方麵又反對罷課，而學生運動離開了罷課示威遊行又怎麼能成其為運動呢?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他還是反對學生運動，與官方站在一條戰線上。所不同的是政府采用暴力手段來對付學生，胡適反對這種作法，他主張用誘導的辦法，即所謂的“疏導政治”，讓他們發泄，其目的二者相同，都希望學生不過問政治，埋頭讀書，不要危及他們的統治利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胡適是幫了國民黨的大忙了。所以在學潮平息後，教育部長朱家驊打電報給胡適，對他表示十分感謝，電雲：“主席對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極表感佩。”由此可見其中之奧妙了。
自此以後，從全國範圍來說，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算是暫時平息下來了，但一些局部地區的鬥爭仍在繼續進行中。1948年春，國民黨因內戰失利，政權不穩，怕學生造反，於是在學校中肆意逮捕。當時，北大政治係學生鄧特2月3日突然在三院至紅樓途中失蹤。三日後才知道是被特務捕去了，警方公布他的“罪嫌”是“受華北學聯領導，替共匪宣傳”。這顯然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汙蔑。為此，2月14日北大學生自治會及人權保障委員會的代表去見胡適，認為鄧特同學“罪嫌”不能成立，且身患重病，應由校方進行無條件保釋，並要求胡適對政府非法逮捕，蹂躪人權出來主持正義。胡適當場表態說了對同學被捕的事情，他有四個原則已交訓導處去辦。四個原則是：
1．如有同學被捕，學校代為打聽逮捕的機關。2．通知該機關對被捕同學加以優待。3．被捕同學罪行若輕由校方保釋出來。4．被捕同學罪行若重，請求移交法院辦理。同學們認為，四個原則看來很好，其實非常空洞。於是提出一些疑問來與胡適爭辯。胡適說不服學生，隻好表示說：“我不過是一隻紙老虎，紙老虎隨時會被戳破的，你們同學不要以為從我這裏能得到什麼保障，其實一點屁的保障也沒有，將來大家扯破了臉抓人，我沒有辦法的。”話雖如此說，後來鄧特還是被校方保外就醫了，胡適答應向最高當局抗議，但案情未結，仍在警方審理中。由於國民黨非法逮捕學生，並加以嚴刑拷打，在社會上又掀起了一場反迫害反饑餓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