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正當胡適坐的船行至法國夏浦(Cherbourg)港口停泊時，他接到中國駐法大使館轉來的電報，這是蔣介石征求他出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意見電。他看過後在港口向駐法大使顧維鈞通了一個電話，仍坐原船到英國去了。24日到倫敦，又得國民政府電；27日再得蔣電，內容都是請他任駐美大使之事。胡適經過一番考慮，毅然回電蔣介石說：“現在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征調，我不敢推辭。”胡適既已同意，於是國民政府9月17日正式發布任命令，宣稱：“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王正廷呈請辭職，王正廷準免本職。此令。特任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此令。”這個消息傳出後，在國內外引起很大震動。重慶《大公報》在一篇社論中宣稱：“他最了解美國，也最了解祖國，我們政府與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達到更增進中美友誼的使命之成功。”美國《紐約時報》也發表評論說：除胡適以外，沒有人更夠資格向美國說明中國的情形，同時向中國說明美國的情形。並稱：“胡適不是狂熱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學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誠實而公開的，他將有很大的貢獻，使中美兩國人民既有的和好關係更能增進”。在敵人方麵，日本政府非常注意此事。當時代表日本輿論界的東京《日本評論》曾建議一對策，說：“日本需要派三個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住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桽輔、石井菊次郎、鬆岡洋右。鶴見是文學的，石井是經濟的，鬆岡則是雄辯的。”可見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對日本軍國主義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胡為抗日效力，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江冬秀對此卻想不開，她深怕胡適脫離教育界進入官場後與國民黨的官僚政客同流合汙，掉下去爬不起來，毀了自己。為此，她在上海常與胡適朋友訴苦，甚至痛哭流涕。當時竹堯生寫信向胡適報告說：“兄發表美使後，胡太太大不高興，說得聲淚俱下。弟勸以兄之跳入火坑，亦本能盡一日力盡一日力；能盡一分力盡一分力之意。好在戰爭停止，適兄即可掛冠(此冠必定是大禮帽，一笑)歸來，時間不為過長，學者仍然還是學者。”胡適知道後，也寫信來安慰她說：“我21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回來仍舊教我的書。”經朋友們的勸解，胡適又把話說得這麼清楚，保證戰事一了就回來教書。這使她不安的心情稍微緩解一些。
同年8月，胡適在倫敦得知老友周作人仍滯留在淪陷區北平沒隨北大南遷。為此甚感不安，故作詩一首，諷其速離平南下。詩雲：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夢，
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鍾出門去，
飄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裏豈不太辛苦?
隻為智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人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1938．8．4倫敦)
胡適在詩裏以“智者識得重與輕”勉勵周作人，希望他在全民抗戰之際，認清是非，莫失足成千古恨!可謂對老友關懷備至，也說明胡適是非常愛惜人才的，周作人接到胡適的來詩，也仿藏暉體作白話詩一首回答他。詩雲：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
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
結果隻好改號苦住。
晚間拚好蒲團想睡覺，
忽然接到一封遠方的話，
海天萬裏八行詩，
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腳卻不能做到；
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為庵裏的好些老小。
我還隻能關門敲木魚念經，
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麵，——
老僧始終是個老僧，
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麵。
(1938．9．21)
周作人在詩裏首先向胡適報告了“苦住敵人圍城中”的情況，其次是訴苦，說明不能南下的原因，是因為家裏有好些老小故不能遠行，但他聲明“老僧始終是個老僧”，不會出問題的。這時他還沒有當上漢奸，在燕京大學任客座教授。從詩的內容來看似乎還有點自信，這可能是受胡適來詩的鼓勵和影響。因此，他很自得地常把胡適的來詩與自己的答詩，拿出給朋友們觀賞。當時鄧廣銘在北平曾有所體驗，同年11月他在給胡適的信中報告說道：“目前在苦雨齋，見到吾師的詩劄和周先生的答詩，當時曾起了無限感觸。周先生的答詩、吾師當已看到，此間一般師友的議論，都以為較之來詩，無論就立意或措詞方麵都遜色得多。周先生素以散淡閑逸，能潔身自好而受到一般人的尊仰，竟不料事變未久，即借口於米鹽蔬筍諸事而向人宣稱準備出門了(曾正式向沈、馬、錢三先生如此表示，馬先生對此最為憤激)。吾師詩劄到後，似乎很引動起他的一些愧悔的心情，不但於答詩的末尾作了切實的聲明，而且對此唱和二詩也竭力向友人間廣播，想是以此作為懺悔錄了。”可見胡適的詩對他是有教育意義的，所以後來他曾拒絕過日方《朝日新聞》約稿等事。表明他也不願再與日本文化界多來往了。但後來主客觀形勢變化，特別是遇刺事件後態度有了明顯改變，公然接受偽北大圖書館長職。之後陷入“漢奸”之列，有負胡適的希望，但後來在解放戰爭時期，胡適逃離大陸之前，他又勸胡適留下，以示不忘舊情。關於這件事，周在回憶錄裏說：“1948年冬，北京解放，適之倉惶飛往南京，未幾轉住上海；那時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魯君代為致意，勸其留住國內，雖未能見聽，但在我卻是一片誠意，聊以報其昔日寄詩之情。”可見周作人對胡適也是十分關懷的。他倆交情談不上十分深厚，但彼此尊重愛惜不忘昔日在新文化運動中共同戰鬥的情意，所以常說一些“交淺言深”的話(周作人語)。他們後來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都掉隊了，走向人民的反麵，程度雖有不同，但被曆史淘汰了。這是值得後人引以為鑒的。
四年大使生活
胡適既受國民政府委派為駐美大使之命，故於1938年9月28日離開英國赴美上任。啟程之前曾對報界記者表態說：“吾從未擔任官職，吾珍視吾之獨立思想，因吾為人過去素知公開批評政府。但時代已改變，已無反對政府之餘地，一切中國人應聯合起來。”胡適這時的思想已完全轉到抗日戰線上來了。過去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今卻要與政府保持一致，為“改變了的時代”抗日而作出貢獻。10月5日到達華盛頓時，受到華僑團體熱烈歡迎。次日即到大使館視事。7日拜會美國務卿赫爾；因國書未到，故延至10月27日才向美國總統羅斯福遞交國書。當時，羅對胡印象極好，讚揚說：“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必能更進一步促進中美之諒解，美國對於中國亦隨時準備與之合作。”這說明羅斯福對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是表示歡迎的。之後，胡適在任內遇重要事時，常直接找羅斯福交涉，羅待之也甚好。那時，羅身為美國總統，工作繁忙，一般使節是很難見到的，可是胡適卻例外，不僅能見到，而且有時還出席一些宴會，比鄰而坐親切交談。這種待遇為胡適開展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據當時一位美國官員說，“近代各同派駐美國大使得到美國朝野之敬重的大概隻有英國LordBryce可以和胡適博士媲美。”可見胡適在駐美大使任內是得到美國各方麵的信任和支持的。
胡適到任後，國內所麵臨的形勢是：日本侵略軍步步進逼；武漢、廣州在敵軍攻擊之下不久相繼失守；抗日戰爭進入困難時期。於是國民黨內部出現了一股與敵人議和的反動逆流。針對這個危局，胡適向蔣介石提出“和比戰難”及“苦撐待變”的諫言。他在一份電文裏分析說：中日戰爭沒有歐洲那種可以調解的條件，比如“調停人需要有充分的毅力與堅定的決心，使強者受到製裁，侵略國能承許遵守其與弱國間所調停之結果”，因此和比戰難。再者就目前形勢而言，“美國不願我潰敗，故願經濟援助。就我國現況言，惟有等待時勢演變”。這封電報表達了他主張堅決抗日的思想，同時也主張積極爭取外援。所以他上任後，與國內政府方麵派來的陳光甫密切配合，從事借款工作。陳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此來係以國民政府財政部高等顧問身份來活動借款的。他們合作得很好，但由於美國政府已訂立了“中立法”案，因此他們的工作進展很困難。
那時，美國上下都有厭戰情緒，而且國會已通過“中立法”使美國不可能參加戰爭。該法大意是：無論在哪個地區發生戰爭，美國總統可以宣布哪個區域為衝突區。在那個區域裏麵美國政府不許美國國民去，也不許美國船隻進去。這是當時美國政府采取的一種不願卷入戰爭的“超然”政策。因有這個法案限製。所以中國駐美大使過去曾多次提出借款要求，結果都未能實現。胡、陳接手後，從各方麵努力繞過美國中立法規，以商業借款形式，采取以物易物的辦法，並爭取到了羅斯福的同情與支持，於是與美方達成一項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10月25日武漢失守，當晚美國宣布了這項協議，這對敵人來說無疑是個打擊，而對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個支持和鼓舞。蔣介石賀電說：“借款成功，全國興奮。從此抗戰精神必益堅強，民族前途實利賴之。”可見這筆貸款當時在國內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另方麵也說明胡、陳的努力已取得良好效果。31日胡適為此事感到興奮，送給陳光甫一張照片，並題詩一首作為紀念：
“偶有幾莖白發，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
隻能拚命向前。”
這首詩，後來在1947年南京政府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時，胡適又把它題贈給香港來的陳孝威，陳回香港後登在《天文台》上，於是才廣為流傳開來。然而，由於時間地點條件的變遷，詩中的情調也不大一樣了。這時它反映了胡適決心跟國民黨政府走到底的願望，與前者抗戰愛國迥然有別。當初，羅常培在其所著的《蜀道難》一書中，稱讚這首詩對他有很大的啟迪。在書中他回憶1942年7月他與梅貽琦、鄭天挺由昆明到四川，在樂山參觀武漢大學時見了王星拱、朱光潛等人頭發白了很有感觸，他說：“我隻看見別人年紀大了，反省自己也是華發生顛，年逾不惑了，其實這不足慮，最可怕的是‘不學便老而衰’。隻要我們發憤努力，現在正是終身事業的發軔，有幾根白發又有什麼關係?哪裏值得感傷?”接著他引胡適上述這首詩，並自勉道：“這是我們一班中年人應該矜式的。”可見這首詩在抗戰時期，在教育界曾產生過一些積極的影響。
同年12月4日，胡適應邀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題為《北美獨立與中國抗日戰爭》。在演說中，他拿曆史上美國獨立戰爭與今日中國抗日戰爭相比較，說明美國之所以能從英國統治下獨立出來，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得到了法國的支持，而中國今日之抗戰同樣也需要美國等友邦的支持。這種國際間的相互援助很重要，他分析說，目前抗戰所遇到的困難就像當年華盛頓所領導的革命軍在福崎山穀遇到的困難一樣。那時華盛頓率領的敗軍，在福崎山穀饑寒交迫。在嚴冬之季，士兵缺少衣服鞋襪，大多生病，又缺醫藥，眼看著許多傷兵凍死在雪地上。在這萬分困苦的情形下，英國提出議和。但華盛頓等將領們並沒有被困難壓倒，堅持戰鬥，結果在法國以財政及軍事的大力援助下，隨著歐洲局勢的變化，終於戰勝了侵略者，贏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中國目前的抗戰與當年美國在獨立戰爭中所遇到的困難很相似。因此，結論是：“中國抵抗侵略者戰爭的最後勝利也一定要依靠兩件事：第一，中國必須繼續作戰；第二，在這一段漫長的時間中，國際情勢轉變對中國有利，對敵人不利的時候一定會到來的。”胡適的這篇講演，對美國來說是希望他們不要忘記曆史，反對侵略，互相支援是非常必要的；對國內政府來說一句話，就是要“苦撐待變”，以求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他的這一講演，借古諷今，可謂用心良苦。此文後來國內各報均有譯載，影響麵比較大。然而，不幸的是胡適講演完後，當晚就得病了。當時還不知道是什麼病，他正在使館法律顧問雷格曼家中消夜，忽然從沙發上站起來說身邊感覺劇痛，而臉上直流汗。一位朋友遞給他一杯白蘭地酒，他喝了以後覺得好一些。後來送到醫院才知道是得了心髒病。醫生要他住院治療。他沒有遵從醫生的意見，因為第二天他還要到紐約中國文化協會去演講《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待演講的任務完成後他才住進醫院臥床治療。後來醫生告訴雷格曼說：“給他那杯白蘭地酒，也許救了胡適的命。”說明這種酒能解心髒病之危，因此後來胡適出門時，車上常帶一小瓶白蘭地以防不虞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