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難出使西方
自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迫於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形勢，及其在西安與中共代表達成的協議，故於1937年2月在南京召開了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會議調整了對共產黨和對日本的政策，並通過了結束內戰的決議案。有鑒於此，中共也於同年5月在延安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以迎接國共合作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日本帝國主義害怕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先發製人，於7月7日在北平盧溝橋發動侵略戰爭。在這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於次日發出號召抗日的通電。蔣介石隨即在廬山召集談話會討論對策。17日，中共代表團到廬山與蔣會談。蔣承認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不久，日本進攻上海，爆發“八一三”抗戰。蔣介石被迫於8月22日宣布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發表“國共合作宣言”，於是，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全國一致對外的抗戰局麵正式形成。
在這同仇敵愾的抗日形勢下，胡適接受了蔣介石給他的任務。決定以北京大學文學院長的身份到歐美各國開展國民外交，宣傳中國人民團結抗戰的決心，並爭取各國政府與民眾的同情與支持。同行者有錢端升與張忠紱二教授。行前他曾有家書安慰江冬秀說：“我日內就要出門，走萬裏路，辛苦自不用說，但比較安全多了，一切我自保重，你放心。”(9月6日)到香港後，又寫信向江冬秀報告行止說：“我們在香港住了一個星期，因台風改期四次，直到20日始起飛，經呂宋、關島、檀香山。預計25日可到舊金山了。”（9月22日）以上是胡適在旅途中的兩封家信，從中可窺其當時途中的一些情景。其實他們是26號才到舊金山。這次飛行了九天，錢端升大吐，他說從今以後不坐飛機了；胡適也牙痛得不能嚼東西，旅途勞累可想而知。
他們到舊金山後受到中國總領事黃朝琴與各團體的熱烈歡迎。當天下午，胡適應華僑邀請在中華戲院演說了一個多小時。講題為《中國能戰勝嗎?》(CanChinaWin?)他在講演中說：“算盤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盤，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以此來勉勵僑胞，並表示國內民眾團結抗日之決心和爭取勝利信心。此外，在回答美國合眾社記者提問時說：“此次中日戰爭，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點。”說明日本侵略軍並不可怕，他們最終是要失敗的。10月1日又應舊金山哥倫比亞廣播電台邀請，以《中國處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WhatChinaExpectsofAmericainPresentCrisis)為題，發表演說。在這篇講話裏，他首先針對美國政府保持中立不願卷入戰爭的態度進行分析，他說：“我要向列位鄭重說明，一切中國思想清楚的人，並不期望美國卷入這個戰爭之中，中國沒有權利冀求任何第三勢力加入東方目前所進行的戰爭。以我本人來說，我對於美國人民廣泛要求置身於戰爭之外的願望寄予極大的同情。我曾經住在貴國七年半，我深信美國人民是真正厭惡戰爭的，真正愛好和平的。我十分了解貴國至少有99％的人民對於中國人民目前保衛自己抵抗侵略的奮鬥寄予很大同情的，但是這種同情是不會而且也不應該把你們引入武裝幹預中日戰爭之中。”對於這種既同情，又不願卷入戰爭的心理狀態，胡適認為這是由於美國人民熱愛自己的國家而有的想法，於情於理都是應該的。但他提出警告說，僅靠這種消極的綏靖主義是不能避免戰禍的。接著胡適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加以說明。他說：那時美國也是采取中立立場。雖然同情於英法，但絕不願卷入戰爭，其時間之長達3年之久。可是後來形勢轉變，德軍在墨西哥邊界挑動事件及在公海上進行無限製潛艇戰爭，逼使美國不得不加入戰爭。曆史雄辯地說明，戰爭是不以人們的和平意願為轉移的。胡適引述這段曆史後預言道：“將來這種事將會變成為無限製的空軍戰爭把貴國拉入這次戰爭之中，所以不久列位將會看到一樁一樁的事件，一項一項的抗議，那時候你們愛好和平的國家會突然感到自己陷於一種戰爭的心理狀態和一種戰爭的情況之中。那時候列位會發現現在熱切努力以求使貴國不卷入戰爭之中的綏靖主義機構可能會同樣熱切努力以求在第二次大戰中再一次地以戰爭來終止戰爭。”說到這裏，胡適著重指出：“這個就是我所要提出的見解。”並稱：僅靠消極的綏靖主義而沒有建設性的和平政策為後盾，絕不能保障列位希望的和平。這個要貴國當機立斷的時候不久將會來到的。胡適的這篇演說，比較客觀地從曆史上來說明對侵略戰爭是不能退讓的；要阻止戰爭，隻得用戰爭來消滅它，並大膽斷言，美國將會被黷武主義者逼迫而卷入這場戰爭。後來事實證明，美國被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而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胡適的話不幸而言中了。然而，更有趣的是當他的文稿送到電台後，竟被對方退回，認為他的講詞太厲害要他修改。胡適很生氣，告訴電台的人說寧可取消廣播，不願修改。後來電台方麵沒堅持，反而更客氣了，於是順利通過。當晚，胡適在哥倫比亞電台講了13分鍾的話，各方麵反應良好。兩個多小時後，胡適接到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及美國友人布朗(M．L．Brown)夫婦從華盛頓打來的賀電。消息如此“神速”出乎他想象之外。
10月8日胡適等人到達美國首都華盛頓，下榻於中國大使館。20日他與王正廷同去拜訪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談話中，他希望羅斯福“果斷放棄妥協思想，用明快的眼光來判斷是非。”會晤後，他將晤談的情形電告蔣介石說：“今天與大使覲見總統，彼甚關心戰局，問我軍能否支持過冬?當答以定能支持。……彼又雲：依照中立法應先判斷戰爭狀態是否存在，而彼堅避免承認戰爭存在，實已超過憲法權限矣。……又雲彼今日晚將有演說，仍以求得世界公論同情為目的。臨別更囑不要悲觀，態度甚誠懇。”從上談話中，可看出羅斯福當時的態度還是比較傾向於中國，說明日本的侵略暴行在世界輿論上很不得人心。
11月13日胡適在紐約外交政策協會又作了一次講演，題目是《遠東衝突後麵的問題》(TheIssuesBehindtheFarEasternConflict)。在這篇講話裏，他指出：“今日遠東衝突後麵的問題有二：一，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國家主義合法渴望的衝突；二，日本軍國主義和新世界秩序道德的限製之間的衝突。”對第一個問題，他說：中國需要和平，但6年中日本發動7次戰爭。中國需要統一，可是日本偏要把中國分裂，並成立由日本控製的偽政府。中國需要外來的經濟與工業援助，但是日本卻在1934年4月7日公開宣布反對外國對中國提供此等援助，並一再宣稱要粉碎南京政府。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6年中間忍氣吞聲，忍了種種人類耐性所難以忍受的詭謀和侮辱。到了今日已忍無可忍，因而爆發了此次不宣而戰的戰爭，爆發了這個中國為求生存而戰的戰爭。胡適認為：中國抗日的情緒和行動就是憤恨和抗拒日本侵略的表現。這種情緒和行動是合理的，所以中國才會贏得世界的同情。對第二個問題，他說，這是日本軍國主義與一個新世界道德限製間的衝突。自1900年美國宣布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各民主國家也起而發動和平運動，發起和平基金會等，顯然國際間產生了一個新的國際理想主義的理論。於是簽訂了許多公約，如“九國公約”、“海軍裁軍條約”、“洛加諾條約”等，企圖以此來維持這個新世界秩序。但不幸的是被日本軍國主義殘暴行為破壞了。日本突然於1931年9月18日一手撕破了這個世界新秩序。三個月內侵占了滿洲三省。1932年元月，日軍又進攻上海。中國向國聯“九國公約”國家控訴，日本卻因此退出國聯，並聲言其乃為自衛而戰。基於上述事實，胡適認為：“中國在某種意義說來是為整個世界作戰的。……日本在國際間應當被目為‘第一號敵人’，必須對毀壞代表數十年來理想主義的世界新秩序負責任。”這篇講話，從國內國際兩方麵，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猙獰麵目，說明它發動侵略戰爭必將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和抵抗。胡適的講話，對問題的分析，及對世界新秩序的認識是不夠深刻的，但這對喚醒民眾起來與它鬥爭起了一定作用。
12月9日胡適又應邀在華盛頓“女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當時日軍正向南京進攻，他說：“南京如果失守，中國將繼續抗戰，雖戰爭延長至二三年，亦在所不惜。”14日南京淪陷，20日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此後，胡適在美國、英國、加拿大、瑞士等國巡回演說，向上述國家的政府和民眾介紹中國抗日戰爭情況，並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作用和意義，爭取各方麵的支持。胡適的上述活動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時楊鴻烈從日本返國，寫信給胡適介紹情況說：“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們的‘侵略主義’的大對頭，他們甚至說蔣總司令現在的政權也是建設於您的‘《獨立評論》的哲學’之上。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動，日本報紙都詳為揭載。日本人或以為先生故意誣蔑他們……或以為先生們善於為有組織的宣傳。……故使美國排日的空氣甚為濃厚”。由此可見胡適等人在海外的宣傳工作還是有良好效果的，爭取了朋友，打擊了敵人，這對抗日戰爭是有貢獻的。
胡適等人這次出使西方各國，為國難而奔波，工作是辛苦的。1938年4月7日，胡在給江冬秀的信裏說：“我自從1月24日出行，走了一萬一千裏。3月18日回到紐約。……在美國住了近6個月，隻看了一次電影、一回戲，連老朋友林行規夫婦過此都不曾好好接待，頗感過意不去。”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想象到胡、錢、張三人在海外工作忙碌的一些情景。然而，至於生活方麵情形究竟如何呢?這可以從張忠紱的回憶錄中看到一些，他說：當時，適之和端升先到紐約，住在AmbassadorHotel，端升住的房間隻8元一天。適之的客人多，需要一點空間作客人的坐起，他隻選了一個10元一天的房間。談起來很慚愧，適之、端升和我，我們三人所住的旅館房間，以我住的最大最貴。原因是，我在漢口耽擱了兩星期，抵達紐約時，Ambassador旅館裏隻有一間14元一天的房間。我讓給適之，他嫌麻煩不肯搬，住了幾天後，有便宜的房間空出，我預備搬，但適之不叫我搬。他說，花錢有限，搬遠了不方便，而且你管電報文件等，房間大一點也好。可見他待己薄而待人寬。又如，紐約大旅館門口經常有侍者伺候，代你叫汽車，開汽車門，你就得給他兩角五；少了拿不出，且‘有損國體’。適之和我們外出時，總不肯在旅館門口叫汽車，寧願走街口或轉一個小彎，不讓旅館侍者看見，然後再叫汽車。可代公家省二角五分美金。我們三人那次去美國，經費是由政府交給適之的，到了美國，適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幾百元的薪金作為國內家中用度，此外個人在美費用實報實銷不用記賬。他自己不準備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謝絕領月薪。”從這回憶錄中，我們不難看出胡適的為人，在對人對己，於公於私都是很有講究的，與當時國民黨內的一些官僚、政客、貪汙腐化的行為相去何止千裏!
胡適這次出國大約帶了4500元美金，三個人用到1938年2月份也差不多完了。錢沒有了任務也就完了，於是張忠紱1月底回國了。錢端升4月初赴英國；胡適仍在美國，行止未定。那時，美國有四五家大學請他留下任教，他考慮再三，後來決定全部辭掉，在給江冬秀信中說：“這個決定是不錯的。我不願在海外過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過不去。”又說“我現在決定7月13日動身，坐船去英國、大概有兩個半月或三個月的勾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