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到了1934年，陳序經出版了《中國文化的出路》，在這部書裏，作者公開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宣稱“折中派和複古派既不能導我們以可通的途徑，我們的唯一辦法是全盤接受西化。”並把胡適列入折中派，稱“胡先生所說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盤西化”。此外，吳景超也把胡適歸入折中派。胡對此不服，大概怕人家說他保守，於是匆忙表態。當時他大病初愈，來不及寫文章，便在《獨立評論》的《編者後記》裏，答複陳、吳二位的批評，說自己“完全讚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以上所述便是胡適接受陳序經提出“全盤西化”這個口號的經過情形。後來感到提法不妥，於是很快發表文章，否認“全盤西化”，宣布自己主張的是“充分世界化”，而且還補充說這是他多年來的一貫主張。由此可見，胡適對“全盤西化”是不讚成的。當然，這並不是說胡適的文化觀就沒有什麼缺點或錯誤了。胡適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化觀顯然是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而鳴鑼開道的。因此他極力反對中國的封建文化，鼓吹西方文明，這是他的階級本質決定了的，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他堅持向西方先進文化學習，這在客觀上推動我國文化發展有一些積極意義。其次，他嚴厲批評我國固有文化中的落後麵，打擊了複古保守勢力，這對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是起了作用的。然而，由於他思想主觀、片麵、脫離實際，在宣傳講演及寫文章的過程中有誇大西方文化和貶低中國文化的言論，因此在民眾中散布了一些崇洋及自卑思想，這些都是應該進行批判的。
胡適改正自己的看法後，陳序經仍堅持自己意見，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為“全盤西化”辯護的文章。之後，還寫了一封信企圖說服胡適，他在信中說道：先生既聲明百分之一百是嚴格的“全盤”，那麼先生似不能否認我所指出的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是一種“普通的全盤”。並稱“至於我個人，既聲明同情於先生的嚴格的說法，而又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盤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個較為完善較少危險的文化出路。”“正是為了這種認識，我們才主張全盤西化。”從上引文，可以看出胡與陳的主張是大相徑庭的。嗣後，胡適便沒有再提過“全盤西化”了。
南遊受阻
1935年元旦，胡適由上海乘船赴香港，這是他第一次南遊，應香港大學邀請，去接受該校名譽博士學位；其次是到廣東去參觀講學。之前港大校長韓尼露曾訪問北京，以辦學事向胡適求教，胡適因不甚了解華南教育情形，故向他推薦了北大教授陳受頤、中大教授容肇祖，說他們對“華南教育情形甚熟悉，當有適宜之計劃，供韓校長參考。”當時香港大學擬以名譽博士學位授與他，但被胡辭謝了。胡適說：“餘不過一空談論者，怎敢接受此種光榮之學位，故希望將該學位授予一位實際之科學家。”這當然是謙虛之詞。後來，香港方麵舊事重提，胡推辭不過，故有此行。
1月4日早晨胡適到達香港，在碼頭上受到熱烈歡迎，迎接的人很多，其中有港大教授科士達、華僑教育會主席陳鐵一，及港督和廣州教育界的代表多人。此行在香港住了5天，作了五次講演：三次用英語，兩次用國語。其中6號那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歡迎會上以《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為題講了半個小時，後來竟出了大亂子，使胡博士在廣州成為不受人歡迎的人。李宗仁晚年憶及此事時取笑說：“胡適在廣州吃彆!”
事情是這樣的，因為胡適在講演中表揚了香港當局對文科教育的改革，與此同時批評了廣東的讀經政策，為此闖了大禍。據新聞報道：胡適在講演中曾發表過這樣的意見，他說:“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轉移守舊勢力，使香港成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又說：“現在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我真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為什麼別的地方已經風起雲湧了，而革命的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胡適的這篇演講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後輿論反應強烈；廣東當局對這兩段話更是惱火，於是對胡適表示極大不滿，並有逐客之意。胡適當時還不知道，在香港玩得還蠻開心的，遊覽了淺水灣、深水灣、香港仔、赤柱等地，特別是香港的夜景使他讚歎不已!1月7日，香港大學舉行集會授與他法學名譽博士學位，這是他一生接受35個名譽博士的第一個。當天他很高興，寫了一封信給江冬秀，談到在港的情況及感想，他說：“香港是一個海島，風景好極了，非常使我詫異。”“今天下午是香港大學給我學位的日子，行禮在下午，所以上午我稍有空閑。”並稱：此間的人待我很好。昨天我在“華人教育會講演，聽的人是三四百中國中小學教員，講完後他們搶著拿一冊子來叫我簽名字在上麵做紀念，又拿許多紙來請我寫字。我的手都寫酸了。但我心裏覺得很感動。”最後很有感觸地說道：“南方少年人對我很好，中年、老年人當然對我很客氣。”他還說：“西洋人是能體諒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給我自由支配，一切宴會講演都從下午1點開始。所以我在港5天，比較很從容，玩了不少地方。”
按原訂計劃，8日晚胡乘船離開香港，次日晨抵達廣州。說也奇怪，來歡迎的人寥寥無幾，隻有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及教授朱謙之與地方法院陳達材等幾位老朋友。場麵十分冷落，更奇怪的是到後即收到一位朋友的來信，信中告訴他：“兄此次到粵，諸須謹慎。”胡適看後感到詫異，不知說的是什麼?後來到了旅館休息。吳康派人送了一封信說，“適晤鄒海濱先生雲：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胡適這時才知道是什麼事了：因為報上已經登出消息說，西南政務會議開會有人提起胡適在香港演說公然反對廣東讀經政策雲雲。但胡適還不知道廣東當局將如何對待他，現在卻明白了。於是他說，“既來之，則安之”，並請陳達材陪他去見粵軍總司令陳濟棠，看他有什麼話要說的。當天，陳便帶他到省府去見這位粵軍總司令。見麵後，陳很不客氣地對他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公)、嶽(飛)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接著並滔滔不絕地說下去，後來轉到如何“做人”，聲音更大了，他說：“生產建設可以盡量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甚至於不妨用外國工程師。‘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到本國古文化裏去尋求。”這就是他主張讀經祀孔的理由。胡適靜聽他把話說完，然後才很客氣地答複他說，“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張和我的主張隻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胡適把其中的道理敘述了一番，但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這位司令官雖然沒有進行反駁，但卻把中國教育罵了一通，說什麼“現在中國人學的科學都是毛皮、都沒有‘本’”，“都是亡國教育”等等。二人如此這般地會晤了一個半小時，結果是不歡而散!胡適回到旅館後，吳康又遣人送來了一封信，其實是一篇逐客令，略謂：
鄙意留省以勿演講為妙，黨部方麵空氣不佳，發生糾紛，反為不妙，鄒(即鄒魯，中大校長)先生雲：昨為黨部高級人員包圍，渠無法解釋。故中大演講隻好宣告作罷，渠雲：個人極推重先生，故前布告學生停課出席聽先生講演。惟事已至此，隻好向先生道歉，並勸先生離省，冀免發生糾紛。
胡適看過來信後，認為中大的演講既已不能進行，爽性把嶺南大學及其他學校及團體的講演也幹脆取消，在廣州玩兩天再轉道梧州未嚐不可。
胡適原計劃是由廣州返航北還的，不料到廣州後卻發生了突然事件，使他不能在廣州從容遊玩與講學。但事有蹺蹊，意外地接到廣西白崇禧與黃旭初的庚(8日)電，請他到廣西一遊，電雲：“頃聞文旆遠遊，已抵羊城，粵桂相距非遙，尚希不吝賜教，惠然來遊，俾得暢聆偉論，指示周行，專電歡迎。”這正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胡適正處在尷尬進退失據的時候，廣西當局來請，這是何等的好事喲!故欣然應邀前往。
1月11日，胡適在西南航空公司常務委員劉毅夫的陪同下飛到梧州。在此受到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熱烈歡迎；該校中教職員有許多是中國公學的老朋友，所以玩得很開心。當晚出席廣西大學的歡迎會，馬君武致詞說：“胡博士遊桂過梧隻留一日，我們如不趕此機會請他演講實在是我們的損失，希望胡先生盡量發展自由言論。”胡適也作了答詞，表示十分感謝!次日在梧州中山紀念堂以《中國再生時期》為題作公開演講，他說：“幾年以前，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曾有函約講學之事，當時個人北方事務紛繁，一時未易分離。現在得有機會至此，並承馬先生命講題，就是《中國再生時期》，在今天得和諸位談談。”接著他解釋“再生時期”，即是文藝複興的意思，但他認為這個翻譯不甚恰當，應當譯作“複活”或“再生”為好。下麵便從中古文化發展講起，說明中國文化在曆史上經過多次複興運動，但結果都沒有成功，原因是缺乏新的科學。最後指出，中國近二三十年各方麵的改革是有成績的，這是中國文化再生時期，其前途的進展可與歐洲的再生時期的洪流相比，並鼓勵大家努力奮鬥，迎接新時代的到來。胡適作了兩個小時的演講後，即乘飛機離梧赴邕。到南寧機場時迎接他的有桂軍副總司令白崇禧及廣西省府各廳長、各軍政人員，場麵之熱烈與到廣東時形成鮮明對比。當晚白崇禧大擺酒宴歡迎胡適，並力勸他在廣西多參觀幾天，到各地去走走，看看廣西的建設。主人盛情挽留之下，胡適將行程作了改動，決定在廣西住上12天。這時羅文幹與羅隆基已因事到南寧，所以他們一起暢遊了武鳴、柳州、桂林等地。在這12天裏胡適作了八次演講，講題為《中國的再生時代》、《治學方法》、《元祐黨人碑》等，所到之處皆受到熱情歡迎。胡適玩得很痛快，對廣西的風土人情及其社會改革留下深刻印象。他說：“廣西給我第一個印象是全省沒有迷信的、戀古的反動空氣，廣州城裏所見的讀經、祀孔、祀關嶽、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氣在廣西境內全沒有了。”第二個印象是儉樸的風氣。第三個印象是治安。第四個印象是武化精神，這些他認為都是很好的。24日由桂林乘飛機經雷州赴粵，在機上曾作記遊詩一首，題為《飛行小讚》詩雲：
看盡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須半日，
地上五千裏。
***
古人辛苦學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煉，
也淩雲無礙。
從他的遊詩裏可看出胡適廣西之行心情是舒暢的。當然“賣膏藥”(羅文幹形容他的演講是賣膏藥)費勁也不少，有時在大庭廣眾之中嗓子都叫啞了，還得繼續講下去。不過這也是一種樂趣!總的來說，一切順利，挽回了在廣州失去的麵子。當時《大眾日報》上有一則報道，標題為：“時價不同，桂大捧胡適，馬君武請他‘多用口’!”。由此可見其內容之豐富多彩及其熱鬧場麵了。
胡適到香港後與在那裏等候他的羅爾綱家屬們會齊，26日乘船北返。這時羅在他家工作，此行有幫他接家屬的任務。他們經上海回北平。此間，胡適廣州受阻的事新聞界議論紛紛，社會上的一班守舊分子借機攻擊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在牢房裏很關心此事，寫信給胡適希望他寫文章說明事實經過，以正視聽。胡適采納了陳的意見，於是他寫了《南遊雜憶》在《獨立評論》上進行連載，後又集中起來，同年10月由“國民出版社”出版。他在這本書裏，憶及香港6號那天講演時說：“我是很知道廣州人對香港的感情的，所以我很小心地說，‘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轉移守舊勢力，使香港成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我特別把‘一個新文化中心’說的很清楚，但筆記先生好像不曾做慣白話文，他輕輕的把‘一個’兩字丟掉了，後來引起了廣州人士不少的醋意！”至於後半段批評廣東當局反對白話文，提倡中小學讀經政策這段話，胡坦白地說：“這段筆記除了‘風起雲湧’四個字和‘尚且’二字我決不會用的，此外的語氣大致不錯。”並稱：讀經是陳濟棠先生的政策，我公開反對，他是不肯輕輕放過的。於是我這篇最淺近的演說，後來引起很嚴重的反對。綜上所述，胡適這次在廣州吃閉門羹不是個人之間的恩怨問題。顯然，這是一場新舊文化鬥爭在曆史舞台上的表演。從這出鬧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時的軍閥為了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權是多麼仇視新文化!
同年，《胡適論學近著》出版，其中有一篇5萬字的長文《說儒》頗受學術界的議論。在這篇文章裏，胡適對“儒”字及“儒家”學術思想的發展作了考證和解釋。首先他根據《說文》對“儒”字的解釋，認為“儒”字的原意是柔、弱的意思。經過考證，他得出結論說：“儒”是殷代的遺民，他們的職業原是殷民族裏主持宗教的教士。後來周滅殷，但他們的身份仍未改變，還是殷遺民中的傳教士。在他們的生活中仍保持著殷民族的傳統文化，如衣冠、治喪、相禮、教學等等。這些文化有一部分，後來已融化到周文化之中，如“三年之喪禮”就是一例，但從整個文化來說殷文化是落後於時代的。胡適認為：孔子和老子都是屬於殷遺民中的傳教士，而老子比孔子年紀大。《史記》雲：孔子適周，將問劄於老子，說明孔子是老子的學生。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以軟弱為美德。這些思想在孔子《論語》一書仍然保持著一些，但由於時代變遷，孔子把原來“儒”的思想發展了。一個消極的“儒”(以老子為代表)變成了一個積極的“儒”(以孔子為代表)，說明文化是在相互影響和不斷向前發展的。
在這篇文章裏，胡適認為：孔子之所以能中興那五六百年來受人輕視的“儒”，是因為他認清了那600年殷、周民族雜居，文化逐漸混合趨勢，他知道那個落後的殷文化是無法抗拒先進的周文化的，所以他大膽地衝破民族的界限，提出“吾從周”的口號，同時還提出“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學習方法。所以挽救了“儒”的衰敗，使原來持消極人生觀的“儒”，改變為持積極人生觀的“儒”。舊儒主張，“犯而不校”、“報怨以德”。新儒則主張，“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是弱儒變成了強儒，這在曆史上是個進步。從上所述，不難看出胡適在這篇文章裏是有借古諷今的意思：孔子是宋國人，殷人之後裔，他看清了大勢所趨，不保守，公然提出“吾從周”的主張。言外之意，顯然是在告誡人們說：孔子都能“從周”，我們為什麼不能向西方先進文化學習呢?因此這篇文章除了在學術上作出許多新的見解外，在文化方麵也是值得人們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