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五四”時曾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鼓勵人們向舊文化開戰，起過一些積極作用，但後來逐漸變化從否定走向肯定。在這篇文章裏就反映得非常明顯，他說孔子的貢獻有二：第一，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仁以為己任”的儒；第二，把柔儒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後來又補充說：“孔子變成世界上最偉大的教育家之一。通過教育這條路，孔子和儒教終於征服了中國，主宰了千百年來的中國人的生活和理想”。從這段評語中可看出他對儒家思想的認識，及其對儒家思想之崇拜。因此，他說：我的神龕裏，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子(仲尼)，一位是王安石(介甫)，一位是張居正(江陵)；並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
《說儒》一文發表後，學術界紛紛發表評論。孫楷弟當時看了這篇文章，感到非常好，他寫信給胡適說：“尊著禮拜五晚回來倒在床上，用一點鍾的工夫一氣讀完，快樂極了，並且傾倒的了”，認為：“這一篇鴻文是以精深的曆史研究證明了一派哲學的來曆始末，雖然異曲同工(指與中國哲學史大綱)，而此著尤為氣魄沈雄、高視卑察，實非一般少儒所可及。”並稱：“依我個人私見，此文在近幾年中談曆史、談學派的文章當為第一。”其次，賀麟在1944年寫《五十年來的哲學》一文裏也對這篇文章略有評論，他認為：“這篇文章的態度似比較客觀，複引起許多有唯物史興趣的人從職業或出身而去解釋孔(子)、老(子)、墨(子)三家的思想背景”。以上兩家的評論，可代表肯定方麵的意見。
此外，郭沫若1937年也發表《質問胡適》(1946年改題為《駁“說儒”》)一文，對胡適的文章進行批駁。他首先指出《說儒》的基礎是建立在一個對比上，即拿孔子與耶穌基督對比，孔子的地位完全和耶穌一樣：耶穌是猶太本民族敗亡後，他立誌出來做文化複興的事業；孔子為殷人，本民族亡國後，他出來做了複興儒家文化。郭認為，這樣對比是很成問題的，缺乏根據。於是他指出“三年之喪並非殷製”，從殷代出土文獻(甲骨文)來考察，結果發現殷代沒有三年喪製之痕跡，這是周以後的事情。所以他斷言說，“根據上舉鐵證，我們可以斷言：殷代，就連王室都是沒有行三年之喪的。”其次，郭又從文字訓詁上進行分析，他認為：胡文牽強附會尋找一些莫須有的根據，這種態度是所謂“公式主義”所謂“觀念論”的典型。接著他談了自己看法。他認為：“儒”先起於鄒魯而不先起於周或其他各國。原因是魯國行“初稅畝”製農業經濟發展，土地私有逐漸集中，這樣內部的發展與外來的壓迫便促進了社會階層的分化，權力重心推移，官製改革，於是便產生了儒者這項職業。由此可見，郭是以唯物史觀來考察這個問題的，故批駁胡適的論點，也是很有力的。此外，1942年錢穆在《學思》第一卷上也發表《駁胡適之“說儒”》一文。他們兩人可代表否定方麵的意見。但這個問題後來並沒有探入討論下去，隻是各自談了自己的看法而已。
上述的批駁，胡適沒有理會，這大概是他不太相信甲骨、金文的緣故吧?因為他在寫給丁聲樹的一封信中曾說過：他“深覺今日學者之過於大膽，敢用未認得的金文來做論據，我愧未能也。”所以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在晚年的“口述自傳”中，還說“三年之喪”毫無疑問的是一種殷商的製度。關於這問題1934年他對曆史學家孟森(心史)曾解釋過，他說，“我對此事，致思至17年之久，近年始覺得惟有三年喪製為殷人古禮之說足以解決一切疑難矛盾。凡立一說，必取能解決最多矛盾疑難之假設。”並稱，“《說儒》一文是數年來積思所得，所用材料皆人人所熟知，但解釋稍與前人所見異耳。”而且他還很自信地說：《說儒》一篇提出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史的一個新鮮看法，我自信這一個看法將來大概可以漸漸得著史學家的承認，雖然眼前還有不少懷疑的評論。胡適不大相信甲骨、金文，這種態度應該說是不對的。但在30年代學壇上對上述出土文物，還不太認識，研究不夠，這也可能影響了他的認識。因此使他陷入保守，隻憑古代經典來研究，這顯然是不夠的。所以他的論證主觀成分較多一些。
次年1月5日胡適的知友丁文江(字在君)在長沙逝世，他感到十分悲痛。九日寫信給周作人說：“朋友雕喪，隻使我更感覺任重道遠。”又說：“在君之死，真是一大損失，此君治學外，實有辦事的幹才，不像我們書生隻能拿筆杆，不能做事。”逾月，又寫了《丁在君這個人》一文述其生平以資紀念。在這篇文章裏，胡適說，在君的政治信念是改良政治，不主張暴力革命。他認為：政治不良，一切實業、教育都辦不好，所以他強調首先從改良政治做起。他曾說：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胡適加以解釋說：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他們認為用暴力革命總免不了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們期待著“少數裏的少數，優秀裏的優秀”出來擔負改良政治的責任，而不能提倡“放火”式的大革命。這是他們共同的思想基礎，所不同的是胡適強調要從文化教育方麵下手，而丁文江則注重於政治的改良。在政治上，胡適常請教於丁文江，這是他們朋友之間都知道的。1933年4月，汪精衛準備請胡適出任駐德公使，寫信征求同意。汪怕他有顧慮，於是寫信告訴他說：“如有不決，何不與‘二四六’(按筆畫計指丁文江)先生商量，我想他必然讚成……”由此可見，二人的關係及丁對他的影響。在生活上他們彼此也十分相得的。大約在1923年前後，胡適北平的住宅條件不甚好，他就主動另找了一所房子，硬逼著胡適的夫人搬家。胡適說：“我的夫人嫌每月80元的房租太貴，那時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說妥，每月向我夫人收70元，他自己代我墊付10元!這樣熱心愛管閑事的朋友是世間很少見的。”1956年胡適寫了《丁文江的傳記》一書在台灣公開發行。
是書對丁的一生作了比較詳細敘述，並對其熱愛科學、熱愛祖國的思想和事跡作了實事求是的介紹，其中有一段政治生活，即1926年在上海任淞滬總辦時的情形，胡適也如實地作了澄清，他說：丁在君在上海就職之後一個月，國民革命軍就開始北伐了。在君當時的地位是很困難的。他對於張作霖的奉軍一係是向來厭惡的。他對於國民革命軍是有相當同情的，也有過一些貢獻。當時北伐軍與吳佩孚軍大戰於汀泗橋，吳要求孫傳芳派兵支援。在此關鍵時刻，丁受人之托，勸孫不要發兵。結果，吳未得孫助，被北伐軍打敗，此事說明丁順乎潮流，是做了一點力所能及貢獻的。不久因車禍，借機辭掉北洋係的官職，回北方從事學術工作。之後為我國地質工作培養人才，並親自到全國各地考察；不幸在湖南考察時，冬天因中煤氣，搶救無效而死。胡適在此書的末尾評論說：在君是為了“求知”死的，是為了國家的備戰工作死的，是為了工作不避勞苦而死的。他的最適當的墓誌銘應該是他最喜歡的句子：
明天就死又何妨!
隻拚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
反對學生罷課
日本帝國主義自侵占我國東北三省後，繼而又鯨吞熱河。1935年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華北地區，以“自治”為名，妄圖分割我國神聖領土。當年10月，利用漢奸殷汝耕在河北省東部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脫離中國政府。這樣，冀東22個縣的大片國土便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但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並未以此為滿足，進一步要搞“華北自治”，擴大侵略。當時，國民黨政府軟弱無能，在敵人軟硬兼施之下屈服了，於是宣布撤銷北平軍分會；並下令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指派宋哲元為委員長，以滿足日本提出“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11月19日宋哲元與北平市長秦德純、天津市長蕭振瀛在居仁堂宴請北平教育界各大學校長、院長等50餘人征詢對時局意見。會上由蕭說明華北自治運動情況，並宣布冀察自治的方案。胡適和傅斯年在會上首先起立慷慨陳詞竭力反對，其他與會者也表示不同意的意見。宋哲元見此情形不妙，敷衍了幾句話便散會了。胡適回到學校與大家商量對策，他常鼓勵人們說：“隻要能在北平一天，就要做20年的打算。若是北平失陷了，我們在後方任何一個地方搭茅棚也可講學。”並稱：“我一向主張世界主義，從現在起我是愛國主義。11月24日，他與蔣夢麟、梅貽琦、徐誦明、陸誌韋、李蒸等20餘人發表宣言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央和組織特殊機構的陰謀舉動，要求政府用全國力量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是日晚作《華北問題》一文。在這篇文章裏他說：我們對於近日發生的所謂“華北問題”，隻有兩句話可說，第一，華北人民並沒有所謂“自治”或“獨立”的運動。第二，華北今日的當局不可忘了他們自己的責任。隨即指出：“在今日形勢之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計劃都是空談，決不能‘枉尺而直尋’隻有我退一寸，人進一丈。屈辱是永無止境的，求全是決不可能的。隻有我們能守禦的力量是屈辱的止境。”(《獨立評論》179號)從上麵情形看來，胡適對當時國民黨委曲求全搞“華北自治”是堅決反對的。他主張“召集一個華北各省疆吏的特別會議，在中央的指導之下，商訂整個華北的守衛計劃”抵抗侵略者。但另方麵他又反對學生為了抗議政府而舉行的罷課、遊行、示威等活動，而主張學生不管發生什麼大事，任務就是要讀好書，但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深重的情形下這是絕對行不通的。
當時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仍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決定於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滿足帝國主義的要求。這個消息傳出後，北平學生聯合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準備發動全市大中學生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表示抗議。12月9日這天上午，城內學生一兩千人齊集在新華門前要求麵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的代委員長何應欽。何害怕抗日群眾早已躲到小湯山去了，後由他的秘書侯成接見。學生代表向他提出要求：反對“防共自治運動”；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停止一切內戰；不得任意捕人，並要求立即開放西直門，讓清華、燕京等校學生隊伍進城參加遊行。侯成支吾其詞，推諉說這不是他職權範圍內的事，於是激起群憤；學生便結隊遊行，沿途高呼“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當遊行隊伍行至在西單及王府井南口時先後遭到宋哲元第二十九軍及警察的木棍、皮鞭、水龍、大刀的襲擊。學生們在寒風凜冽中與軍警進行英勇搏鬥，結果百餘人受傷，30餘人被捕。廣大學生通過這次血的教訓，對國民黨政府失去信心，認為再不能依賴政府來抗日了，請願示威已無濟於事，於是北平學聯提出從10日起開始總罷課，用實際行動來開展抗日救國運動。
按照市學聯的決定，北大學生會於10日下午宣布罷課，並發表了“罷課宣言”，這時民族解放的烈火已經燃燒起來了，北大當局非常害怕，趕忙派胡適出來救火，於是他們召集學生會全體負責人，請胡適訓話。胡在講話中，說什麼“華北的事，自有蔣夢麟和胡適頂著，不幹你們的事”，要同學們停止罷課。但這是不可能的，執委們用“事關全體同學公意，執委會本身，不敢擅自放棄責任，違反全體，當局應唯全體同學是問”的嚴正聲明，把他頂了回去。胡適的目的沒有達到，旋即在天津《大公報》(15日)上發表了《為學生運動進一言》一文。在這篇文章裏，他首先批評了政府，稱“近年政府鉗製獨立輿論和壓迫好動的青年的政策，我們都認為是國家不幸的事。”其次表態同情學生運動，他說：“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學生大請願遊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可喜的事，我們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況這些血氣方剛的男女青年。”稱讚有“空穀足音”之感。但另方麵又反對學生罷課，說：“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不但不能引起同情，還可以招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文章最後重彈“讀書救國”的老調，宣稱：“隻有拚命的培養個人的知識能力才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功夫。”並提出所謂的忠告說：第一，“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目標，就是用抗議的喊聲來監督或糾正政府的措施。”第二，“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力量在於組織，而組織必須建築在法治精神的基礎上。第三，“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方法。……必須注意到培養能自由獨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個人人格。”第四，“青年學生要認清他們的時代。我們今日所遭的困難是空前的大難。”胡適這篇文章說來說去一句話就是不讓青年學生參加政治運動。但這是違反時代潮流的，所以遭到廣大青年的反對。當時有許多學生寫文章或寫信到《獨立評論》編輯部去批評他。其中有一位學生名叫王毓銓的，寫文章質問他說：我們用什麼方法達到我們的目的呢?學生如何能夠有輿論，請先生設身處地為我們想一想。關於法治問題，我們要建築在誰人的法治上?至於方法，他說，先生錯了；先生叫我們“奉公守法”，在目前北平，守誰的法?最後他總結說：現在依我的意見：“不隻要學生罷課，而且要擴大到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全國一致行動到革命運動上去。隻有如此才能挽救中華民族。”這篇稿子有破有立，的確是擊中要害，它雖然沒有被公之於世，但卻反映了當時青年的愛國熱情。此外，上次寫文章與胡適討論文化問題的那位壽生，這時也寫信批評他說：先生知道《為學生運動進一言》在社會上之影響嗎?大學生多置而不看，中學生多看而心傷。接著他問胡適說，現在是有賣國的自由，無愛國的自由。“自治”可以請願，可以登諸報章，而維護統一，卻受刀斫，大刀飛舞謂之和平勸導，這是輿論、是民意的一種表示嗎?最後他沉痛地說：先生需知，凡這次參加遊行的青年，他們都是深知遊行罷課是不夠的。他們之一麵罷課遊行，一麵進圖書館，是不得不如此的。難道可以犧牲一片國土，而不可犧牲幾天課堂生活嗎?這時罷課遊行與戰時去賣命或埋頭實驗室，殊無兩樣。先生奈何不詳察事實，竟為奸人作前驅的“理論”呢?望先生此後言論有以慰國人!從上述的信稿裏，可看出胡適的文章在青年學生中影響是很壞的。他是站在學生運動的對立麵，充當了反動統治者的消防隊員，這是很可悲的。然而，青年學生點燃的抗日救亡的烈火是撲滅不了的，繼“一二·九”後，16號那天北平學生又展開了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要求武裝保衛華北，收複東北失地。但這正義的呼聲不僅沒有得到政府的同情，反而遭到殘酷鎮壓，當天學生在天橋舉行集會，會後遊行到宣武門時卻遭到反動軍警的鎮壓。後來統計在大示威中全市各路遊行隊伍先後受傷者達300餘人，被捕者二三十人，其中北大受傷的最多。經過這次殘酷的經驗教訓後，北大學生的覺悟大大提高了；學生會積極響應市學聯繼續罷課的號召，旋即展開各項宣傳工作。北大校方蔣、胡等人也是十分恐慌。他們一方麵設法營救被捕的學生，另方麵卻極力勸導學生複課。胡適還發表了《再論學生運動》一文，在這篇文章裏他很明確地闡明自己的觀點，批評政府說：“關於北平學生兩次遊行的事，我們不能不認為當局的處置是錯誤的。9日的請願，何應欽部長應該命令軍警妥為保護……應該親自開誠去見他們，接受他們的請願，勸慰他們回去。何部長不應該避學生，不應該先一晚避往湯山。這是革命軍人不應該的事。16日的示威……軍警在上午趕打已衝散的學生，用武器刺打徒手的學生，甚至於用刀背打女學生，用刀刺傷女學生……這都是絕對不可恕的野蠻行為。”但另方麵還是要求學生複課，他說：“關於北平學生繼續罷課，我們希望他們平心考慮北平各大學校長第二次勸告同學的話”，並稱罷課是絕對不表同情的。如果青年人不能接受這樣懇切的勸告，他們決不能避免社會的輕視與厭惡。又說，“我們愛護青年人，不忍不向他們提出一個建議：我們不但希望他們即日複課，並且希望他們請求學校當局取消本學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補課及考試之用。”(《獨立評論》183號)胡適的建議發出後，學生根本不理他這一套，仍然堅持罷課並組織力量準備南下直接向南京政府請願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