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獨立評論》終於在1932年5月22日正式創刊了。胡適在創刊號的《引言》裏對該刊成立的經過及其主張作了交代，他說：“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辯論很激烈，有時候議論居然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隻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盡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並稱：“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這個宣言顯然體現了他們資產階級要求自由和民主的觀點和立場。他們想在民族矛盾及階級鬥爭不斷深化的情況下保持孤特獨立走中間路線，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根據形勢的需要，當時最重要是如何對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問題?是戰、是和；是鬥爭、或是妥協，要求給予回答，表明態度。對這個問題，該刊在第五號上發表了胡適《論對日外交方針》一文。在這篇文章裏胡適首先指責國民黨政府不抓緊時機，趁世界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十二屆大會之際爭取大會的同情來做外交上的奮鬥，所以他批評說：“袞袞諸公無人敢負外交的責任，事事推諉，日日拖延，就把整個東三省送在日本人手裏。民眾高呼‘不撤兵、不交涉’，政府也就樂得躲在這個喊聲裏束手不作外交上的策劃。”“躲避責任，貽誤國家”。接著又說：雖然太晚，但“亡羊而補牢”還來得及補救，於是他提出幾條對日交涉的意見作為解決中日關係問題辦法，供國人參考。
第一，承認日本去年提出的五項原則。
第二，在“國聯”或友邦的斡旋下進行兩國全權代表的交涉。
第三，取消偽滿洲國，恢複領土及行政主權。
第四，恢複東北主權後，東三省的政治應盡量現代化。
第五，中國、日本、俄國皆不得東三省駐軍。
第六，東三省駐關內的軍隊應逐漸實行編遣。
第七，關於鐵路的爭議，交由兩國專家會議協商。
第八，在政治改良與司法革新的條件下，日本不得在東三省享有領事裁判權。
第九，中日締結新條約，確立兩國可以實行共存共榮的基礎。
胡適的這些意見充分反映了他避戰求和的心理狀態。一方麵要設法避開戰爭，另方麵搞折中調和，既滿足敵人的部分要求，又不要使國家大受損失。發表上述言論之後，他又進行個人活動，寫信向當時的外交部長羅文幹提建議，他說：我認為中日問題應該直接交涉可以有希望達到取消滿洲國，恢複在東北的行政主權之目的，則我們應該開始直接交涉。胡適的信，無非是再次強調上述的主張。但羅文幹認為還不到交涉時候，回信說：現在日本正在得意時候，我們亦不必急急，總要在國際有些變化時候，或日滿更倒黴，則交涉尚易開口，彼此尚有價可講。可見國民黨政府這班官僚竟把國家大事當兒戲，自己不去想辦法收複失地，卻將希望寄托在國際的變化上，這是對國民不負責任的。後來，國際聯盟果然派一個調查團到中國來調查中日衝突的原因及現狀，並提出解決辦法。當時提出的主要辦法是取消“滿洲國”，但要在東三省創立特殊的自治製度，即“滿洲自治”。這個自治政府當設有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應占一重要比例，其次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利益。這實際上是要實行國際共管。這個方案公布後國民黨政府表示原則接受。胡適在《獨立評論》第二十一號上發表《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一文也表示歡迎。他說，“我們今天讀了外交部的譯文，不能不佩服李頓調查團的團員和專家的審慎的考查，他們的公平判斷，和他們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是值得我們感謝和敬禮的。”可見胡適見解與當局者是基本一致的。此文發表後在群眾中引起不良反應。在南京有方之楨等人讀了胡適的文章後寫信批評他說：“聞先生與溥儀交厚，溥儀被逐出宮，先生為鳴不平，此番維護調查團，並歌頌其所擬設立東三省自治政府等辦法，竟或別有用心，故意為此曲說”。又有一位青年讀者，寫信給胡適說：“讀《獨立評論》總覺得不過癮!”從上所述，可見當時青年對胡適在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張是深表不滿的。但胡適卻不以為然，在該刊周年紀念文裏強辯說：“是的，我們不能供給青年過癮的東西。我們隻妄想至少有些讀者也許可以因此減少一點每天渴望麻醉的癮。”胡適後來在政治上急促右傾，這時已見端倪。
同年11月胡適到武漢講學，那時蔣介石也在漢口督師“剿共”，二人有機會見麵了，28日蔣在寓所邀胡適晚餐，客有陳布雷、斐複恒等人。12月2日，蔣又約胡吃飯，客有楊永泰、雷孟疆。胡適本想與蔣談一點根本問題的，因客人不走，不便深談。後來隻談了一點教育問題，說學風不好，是政不清明等因；建議教育製度不要動了。胡適後來說：“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我在武漢第一次見他時，就留下我的一冊《淮南王書》，托人送給他，盼望他能夠想想《淮南·主術訓》裏的主要思想，就是說，做一國元首的法子是‘重為善、若重為暴’。‘重’為‘不輕易’。要能夠自己節製自己，不輕易做一件好事，正如同不輕易做了件壞事一樣，這才是守法守憲的領袖。”這可能是他所要談的根本問題了，胡適以“王者師”自居，向蔣諫言，叫他行“無為”政治，宣稱做一個領袖要抓大事，不要事無巨細一把抓，不然就是獨裁了。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做到古書上說的：“宰相問牛，不問屍”。因為牛喘，知道幹旱將至，故要關心查問，至於屍首，有地方官去管，用不著宰相去過問，這叫各盡其責。他認為蔣有這方麵的缺點：無論軍事、內政、外交、財政、教育、衛生等等一把抓，所以他有此諷諫，希望蔣介石采納。從上述情況看來，他與國民黨的關係已大有改善。後來《獨立評論》上展開了一場“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丁文江和蔣廷黻等人主張專製獨裁，他們認為：要做到國家統一、搞好國家建設非實行專製獨裁不可，理由是：國民不識字的人多(約80％)，不能行使選舉權；目前政治還沒有脫離革命方式；國家正遇著空前的外患，因此講民主政治是不切實際的。因此，丁文江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文裏提出“試行新式獨裁”的主張。蔣廷黻隨後也發表了《革命與專製》等文表示支持，他認為中國物質文明太落後，因此隻有先經過專製建國的階段才能有效地近代化。顯然他們的上述主張正符合蔣介石的需要，後來蔣在南昌個別召見了蔣廷黻，並委之以政職。胡適的見解與蔣、丁二位正相反，他主張政治統一，但不是蔣廷黻主張的武力統一；他認為民主政治是幼稚園政治不難學，而獨裁政治是研究院政治難學。所以他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一文裏說：“我觀察世界各國的政治，不能不承認民主政治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製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而現代的獨裁政治是一種特別英傑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數的專家的政治，在中國今日是做不到的。”所以他非常推崇孫中山的《民權初步》一書，認為很實用。基於這個認識，後來他在作“民主與獨裁”討論總結時說：“國民黨如果不推翻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遲早總得走上民主憲政的路”。並著重指出，“在這樣走上民主憲政的過程上，國民黨是可以得著黨外關心國事的人的好意的讚助的。”胡適在這裏告誡執政者，要注意：施行獨裁政治是違背孫中山的意願的，隻有行民主政治才會得到人們的擁護!其實丁、胡兩派的爭論殊途同歸，對國民黨政權都是表示擁護和支持的。這一點蔣介石知道，但為了籠絡民心，蔣也不得不出來做一個姿態表示堅決要實行民主政治的意思，所以他於1934年11月17日，在回答日本記者詢問時說：“中國與意大利、德意誌、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的必要”。蔣否定了獨裁製對胡適來說當然是一個鼓舞，於是胡適提出下決心作5年或10年的自救計劃，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教育等方麵做好準備，如軍事上要求統一，掃平割據勢力等。這些與蔣介石的“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是不謀而合的，所以他們很快攜手了。之後他與汪精衛常有書信來往。汪擬請他做教育部長，他謝絕了，並稱把他放在外邊比在政府裏好，關鍵時刻可說幾句公道話。最後他推薦王世傑到南京上任。
胡適在政治上逐漸走上擁蔣的道路；獨立評論社也為南京政府輸送了幾位社員。1935年前後，翁文灝、蔣廷黻、吳景超、丁文江等先後到南京任職：翁文灝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廷黻任行政院政務處長，1936年改任駐蘇大使；吳景超也到行政院任秘書；丁文江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他們離開學術界到南京去從政是得到胡適的支持的。據吳回憶說：“從教書改行去做官，這對我當時是一個很費思索的問題。我躊躇莫決，隻好又去請教胡適。他毫不遲疑地勸我到南京去。”由此可看出胡適的政治傾向毫無疑問是擁護國民黨政權的。他支持國民黨統一中國，但主張用和平方式，比如建立“民意機關”、“國會製度”等辦法來達到國家的統一。他說：“現在統一的最大障礙是在各地割據的局麵之上絕沒有一個代表全國或全省人民的機關，所以割據分裂的趨勢無法挽回。挽救的方法隻有在各割據防區之上建立全省民意機關。……隻有這一類的民意機關可以領導民眾在法律的軌道內逐漸造成製裁割據軍閥的勢力。”這說明胡適是反對用武力來達到國家統一的，而把希望寄托在“民意與法治”上。他的這一主張對當時國民黨軍閥來說好比是對牛彈琴沒有用。但他還是老調重彈，一直彈到《獨立評論》倒數第三期(最後一期為244號，1937年7月25日)上。在這期裏，他發表了《我們能行的憲政與憲法》一文對民主憲政大肆鼓吹，可見他對資產階級議會政治是堅信不疑的。為了國家統一他曾異想天開地寫了一篇文章，主張把東北讓給中國共產黨，由他們去試驗搞共產主義；試驗好後，再進行推廣。據羅爾綱先生回憶說：這篇論文，他寫了一個通宵，曾拿給我看過，但不敢用，感到很為難。後來天大亮了，吃點東西，又去上班了。胡適的這一思想和主張，在美國作家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一書59頁裏，也有反映。30年代初期，史氏到北平，曾會見過胡適等人，她在書裏回憶說：在一次談話中“有一位(指胡適)對我說，應該撥給共產主義者一個省去實驗他們的主張。如果證明切實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由此可見，羅爾綱的回憶是確鑿不誤的。這說明胡適雖然擁護蔣介石，但仍保留著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見解，並不是盲從的。他的這種性格當時在北大任教的陶希聖後來有所評論，他說：“我對胡先生有一個看法。一個人在任何一個場合，一舉一動，恰好適應這個場合，無論是說話，或是談話，總有不失自己立場而又適應這個場合的一番意義。胡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學者。”陶的觀察對我們了解胡適的個性是有幫助的。
“九一八”事變以後，南京國民政府從各方麵對胡適做工作，曾派一個國民黨員名叫盧逮曾的來做北大文學院長的秘書，這是秘密的，胡適本人不知道，跟羅爾綱先生同室辦公，羅當時也不知他的身份。後來有一次，胡適曾對他的一個鄉親石原皋說：“現在蔣介石拉攏我”，又說“何應欽找他(指胡)談，把日本的鋼鐵年產量、武器、彈藥和我國的鋼鐵年產量、武器、彈藥等詳細地談了，認為要努力準備才能打。”石提出疑問並說道：“空談準備，土地一天天地被吞食完了。”胡又說：“日本真要動手打，我們隻有同它打，拚到底。”(見於《閑話胡適》42頁)這段話，可以看出那時胡適的一些思想動態。
1933年春，長城抗戰開始，日本侵略軍於3月4日攻占我熱河省承德市，全國人民極為憤慨。而胡適卻另彈別調，在《獨立評論》41號上發表《全國震驚以後》一文，文中說：“我們今天最大的教訓是要認清我們的地位，要學到‘能弱’，要承認我們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虛驕誇大的狂妄心理，要養成虛懷願學的雅量，要準備使這個民族低頭苦誌做30年的小學生，這才不辜負這18個月的慘痛的教訓。”為了實現他們的願望，13日他與丁文江到保定去見蔣介石談了兩個鍾頭。他們問蔣能打嗎?答曰：“不能，隻能在幾個地方用精兵死守。”其實這就是說我們不能抵抗。又問：能交涉嗎?在取消滿洲國的條件下。蔣回答說：“日本人不肯放棄滿洲國。”最後臨別時，蔣要他們多想想外交的問題。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不能打，隻能交涉。胡適得到上方的意旨，返回後，於4月2日寫了《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一文，他說：“國家生命是千年萬年的生命，我們不可因為目前的迫害就完全犧牲了我們將來在這世界上抬頭做人的資格。”“我們要準備犧牲，更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同時我們要保存一點信心。沒有一點信心，我們是受不起大犧牲的。”他舉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48年才收回的史實，說道：“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候48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麼!”之後他又有《我們的意見不過如此》等文發表，說什麼“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說什麼“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胡適的話說得很明白，它使我們看到了一個妥協主義者的心理活動，長敵人的威風，滅自己的誌氣。
由於他有上述的妥協思想，在行動上與當時的抗日救亡運動是格格不入的。上年12月30日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在上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該會的目的與任務是為釋放國內政治犯與廢除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而奮鬥；刊布關於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公意，援助為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利的一切鬥爭。胡適參加了這一組織而且是北平分會的主席，理應支持民眾的抗日運動，保障人權，反對國民黨迫害要求抗日的愛國青年。但他不是這樣，相反與反動政府站在一起為虎作倀，發表不利於抗日救亡運動的謬論，對愛國青年進行汙蔑，並攻擊“同盟”總會，2月19日他在《獨立評論》上刊載《民權的保障》一文宣稱要求釋放政治犯“這不是保障民權”；又說“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製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接著2月22日又在《字林西報》發表談話為國民黨政府在北平監獄迫害愛國青年的罪行辯護，並極力反對同盟營救政治犯的正確方針，說什麼“民權保障同盟不應當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製裁的要求”等等。他的這些言論，引起社會的不滿。2月28日宋慶齡、蔡元培為此電請胡適更正，“否則惟有自由出會，以全會章”。胡適不聽警告，3月3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議議決將他開除出盟。胡適後來在給汪精衛的信裏說他“實在想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由此可見，他擁蔣反對革命的立場是十分頑固的。
同年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有名的長城抗戰就此宣告結束。胡適稱此“協定”為城下之盟。中國方麵蒙受奇恥大辱：承認日本占我東北三省的合法性，而且將冀東大片國土劃為停戰地域等等。這個協定簽訂後在全國引起極大的憤慨，但在社會上層卻出現一股和平氣氛。12月胡適給汪精衛的信說：“今日之危局與五六月間不同。今日所需不在能繼續軟下去，而在能委婉的硬起來。”又說：“當舉國唱高調之時我不怕唱低調了，今日舉國好像要唱低調了，我不敢不唱一點高調。”這時，他寫了兩首詩，可窺見其思想之大概。第一首是他應當時長城抗日的五十九軍軍長傅作義之囑托，為該軍戰死將士(有屍首)的公墓碑而寫的。傅在信中說道：“我以最虔誠的敬意和悲痛的情懷請先生為犧牲在抗日戰役的將士們作一篇紀念碑文。”接著介紹了全軍將士奮勇上陣，頑強抗日的作戰精神及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並稱，先生文章久已欽仰。如蒙惠撰碑文，刻之於石，一定更能激發國民的愛國心。胡適接到來信後，讀了傅對該軍將士英雄事跡的介紹，十分受感動，於是用白話文寫了一篇很長(1000多字)的紀念碑文，並請錢玄同楷書出來。在這篇碑文裏，他比較詳細地敘述了國民黨軍隊於1933年3月至5月在華北長城一帶與日本侵略軍英勇作戰的經過：如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的苦戰，如徐庭瑤、關麟徵、黃傑所率中央軍隊在南天門一帶十餘日的血戰，如傅作義所部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在懷柔一戰，與兩倍於我的敵軍交戰，敵軍雖有精銳武器裝備，但在我抗日部隊英勇頑強地阻擊下，他們也不能前進一步。後因國民黨當局與日方媾和，簽訂了“塘沽協定”，部隊才開始撤退的。胡適以飽滿的熱情歌頌了抗日將士的英雄事跡。最後作詩以為紀念，詩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