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嫁給誰》中的小文兒，也同樣有著這種不幸。小文兒對婚姻充滿了美麗的憧憬，可由於矜持，一念之差失去了原本可以成為她丈夫的好青年田慶友，而嫁給了與田慶友同莊的另一個很差勁的青年田均平。小文兒不滿意田均平，想與田慶友‘私’下裏來往，遭到了田慶友的婉拒。在這個故事中，把小文兒的不幸歸結於緣分、命運乃至於選擇都不為錯，因為“心比天高，命如紙薄”的事情自古就有。但這裏小文兒在不好的命運麵前，沒有向命運低頭，沒有像傳統的農村‘女’‘性’那樣忍氣吞聲、忍辱負重，而是‘私’下裏創造機會要和田慶友幽會，卻顯示出一種都市青年的現代‘色’彩。小文兒的這種抗爭方法也許不盡妥當，但她的這種行為本身卻向我們宣布：隨著時代的發展，《鞋》中守明那種農村‘女’‘性’特有的膽小、害羞已在她這兒終結，為了自身的幸福敢於衝破一切束縛的新一代農村‘女’‘性’已從她這兒開始。
與上麵幾位‘女’‘性’相比，最幸運的當數《草帽》中的劉水雲，因為她和丈夫的‘精’神本來就是一致的，她和丈夫的所謂矛盾隻不過是一次小小的誤會而已。劉水雲最後親手編織了一頂草帽送給藍翠屏，已完全把藍翠屏當成了自己患難與共的姊妹。劉水雲的善良、熱情、善解人意，全在這頂草帽中得到了詮釋。
在劉慶邦的農村‘女’‘性’的情感世界裏，還有寫大齡‘女’人的《相家》和《拾麥》。《相家》中的母親年齡說大也不過才四十掛零，小說主要寫她為‘女’兒相家的一次經曆。經曆非常簡單，沒有任何戲劇‘性’，答應了到男方家相家，定下日子，一路走過去，在男方家坐了坐、望了望就回來了。但過程簡單並不等於人物簡單。母親因為丈夫去世較早，作為一個當家‘女’人，諸事自有她自己的主見。母親是沉穩的。她不緊不慢地向介紹人詢問男孩子的家庭成分和身體狀況，不緊不慢地表示要由自己親自去相家。母親是細致的。到男方家的路遠了一點，還要坐渡船過河，她就想到以後‘女’兒回娘家不方便，就想到‘女’兒以後坐船萬一掉進河裏怎麼辦？母親對‘女’兒未來的住房更為關注，在看了男方家的房子後，心裏很快就決定了不能把‘女’兒嫁到這樣的人家來。——母親相家的條件也許苛刻了點，但作為一個母親，特別是一個單身母親，對自己好不容易拉扯大的‘女’兒的愛，都在這個相家的過程中得到了生動細膩的表現。《拾麥》中的方‘奶’‘奶’，三個兒子都成了家，年齡算得上老了。她的晚年有吃有住，兒子把她供養得好好的，不能不算幸福。矛盾的焦點是，一年一度的麥收時，方‘奶’‘奶’喜歡出去拾麥，而三個兒子都反對她出去拾麥，認為她出去拾麥，別人看了會以為他們對她的供養不夠，不孝順。兒子老二甚至把方‘奶’‘奶’拾的麥折算成錢，願意每年多給她五十塊。這個矛盾和前麵《聽戲》中提到的矛盾是一致的，即方‘奶’‘奶’的猜神需求並不是兒子的五十塊錢可以替代的。拾麥是方‘奶’‘奶’的節日，是她晚年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她由此而融入田野、融入勞動、融入生活，可以從中獲得巨大的快樂。方‘奶’‘奶’的這一快樂不被兒子理解，無疑是方‘奶’‘奶’的一個悲劇。這種悲劇在當今物質條件不斷得到改善的老年人中，可能還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劉慶邦這兒塑造了方‘奶’‘奶’，或許就是為了給我們提個醒吧！
二
把劉慶邦上麵這些小說說成是一個農村‘女’‘性’的情感世界，還因為這些小說不是以情節取勝，而是緊貼人物，以對人物的情感刻畫見長。這是劉慶邦這些小說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一點。我們讀這些小說，感到它們既傳統又現代，也正是由這一點而來的。提到小說的現代‘性’，這裏不妨順便說兩句，它不僅僅是敘述技巧的多樣化，而且還應該更加注重對人物情感的刻畫。即如王安憶在她的上課講稿《心靈世界》中提到的《呼嘯山莊》，它的現代‘性’高於《簡·愛》現在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如果《呼嘯山莊》僅僅運用了一個較具現代‘性’的倒敘結構（其實是換了一種形式的順敘），而在人物情感的刻畫上不能超過《簡·愛》，我們還會承認這一點嗎？以此來觀照當下的一些小說，故意製造一個懸念，然後和人物若即若離，聲東擊西，或象征，或消解，囉囉唆唆、顛顛倒倒、毫無美感地將敘述進行到底，實在是對小說現代‘性’的一種誤導（這類技巧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已玩完，今天再玩其實已很陳舊）因此劉慶邦的這些小說敘述的盡管是一些放羊、種瓜、做鞋之類的小事，但由於對人物情感別致的刻畫，更讓我們感到了這些小說的“現代‘性’”。
劉慶邦對人物情感的刻畫，首先表現在情節的設置上常常以人物內在的情感為線索。
綜觀劉慶邦的上述小說，由於是按照生活本來的樣子寫的，矛盾衝突都顯得很平淡，正如汪曾褀所說的，世界上哪有許多驚心動魄的事呢。但物質世界驚心動魄的事不多，並不等於人內心的情感總是風平‘浪’靜的。劉慶邦上述小說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它們沒有像傳統的現實主義敘事那樣，總是喜歡在情節上進行編造，而是更加關注人物內心情感的‘波’濤。比如獲獎的《鞋》，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做鞋的故事。做鞋有什麼了不起呢，然而由一個剛訂婚的十八歲的農村姑娘給未見麵的“那個人”來做，就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小說一開頭寫道，“有個姑娘叫守明，十八歲那年就定了親”，從守明定親心起‘波’瀾的那一刻切進去，立刻進入了守明的情感‘激’流中。接下來小說在寫守明收過彩禮後，很快就把筆墨集中到守明做鞋這件事上來。守明著手籌劃做鞋了，守明對著鞋樣子遐想，守明把鞋底帶到了地裏，守明為鞋底和妹妹爭吵，守明火燒火燎地要把鞋子送出去……小說的敘述隨著守明情感的起伏而起伏。一個做鞋的過程，既是守明情感‘激’‘蕩’的過程，也是小說著力鋪陳這種情感的過程。鞋成了守明情感的一個具體的承載物，更成了小說敘述的一個最佳聚焦點。再如《梅妞放單》，一個小‘女’孩放羊能有什麼情感‘波’動呢？不，梅妞放羊的過程，也是一個小‘女’孩在情感上嬗變為‘女’人、母親的過程。梅妞讓羊吃‘花’，是一個天其的小‘女’孩；梅妞看到兩隻青蛙貼在一起，已經明白了事理；梅妞聽到母羊下羔兒喊叫，想到了‘女’人生孩子；梅妞給小羊喂‘奶’，已把自己當成了一個小母親……劉慶邦緊緊扣住梅妞的這一情感嬗變，一步步把情節推向高‘潮’。而小說結尾的小羊被賣，梅妞哭成個淚人兒，本來是一個巨大的悲痛，可劉慶邦急速收尾，“梅妞沒說什麼，又開始了新一輪放羊”，冷峻的一筆，人物的情感和小說的敘述都戛然而止，更讓我們慨歎不已。即便像《響器》這樣所謂矛盾比較尖銳的作品，盡管矛盾的構成本來就是由情感引起的，一方要進響器班子，一方不準進響器班子，可劉慶邦仍沒有著力去渲染這種矛盾，設計跌宕起伏的情節，而是竭力張揚高妮的情感追求，塑造她響亮的情感世界。
劉慶邦對人物情感的刻畫，其次表現在豐富多彩的細節運用上。
關於小說的細節，早就有一種說法：情節好編，細節難尋。對此我們不妨再作另一種推想，即當情節在小說中被淡化，不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時，細節將發揮什麼作用呢？劉慶邦的上述小說恰好為此作出了回答。小說是寫人的，小說中的情節本來是為人設計的，情節一旦淡化了，其他方麵就應該相應地得到加強。於是刻畫人物的方法盡管是多種多樣的，而細節描寫無疑成了一個重要的方麵，尤其是在劉慶邦這類以刻畫人物內在情感為主的小說中。比如《梅妞放羊》，寫的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放羊故事，要複述它的情節其是很難。小說一開頭，“太陽升起來，草葉上的‘露’珠落下去，梅妞該去放羊了”，可我們讀了一節又一節，仍是梅妞和一隻母羊在一起，風和日麗，‘花’紅草綠，無法猜測下麵將要發生什麼。而事實上，我們也沒有去進行猜測，因為當情節還沒有出現時，我們根本就沒有想到情節。但我們沒有生產閱讀的疲乏，那一個接著一個如‘潮’而來的細節，充滿情趣，完全吸引了我們。像小說在上麵的那個開頭之後，梅妞去解拴羊的繩子，羊的先動後靜，梅妞對羊的訓斥，以及後來出‘門’時小‘雞’們叫成一片，真讓我們忍俊不禁呢！當然，《梅妞放羊》中最‘精’彩最令人叫絕的，還是梅妞讓小羊吃她‘奶’的細節，可以說整個小說都是由此派生出來的。這個細節是小說的核心，也是小說的高‘潮’，很自然地完成了梅妞從小‘女’孩到母親的轉變，升華了小說的主題，真虧劉慶邦想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