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劉慶邦近年的一些短篇小說
吳敏生
一
劉慶邦寫小說，長篇、中篇、短篇並製，但相比之下，短篇的成就要更大些。這尤其體現在他近年的短篇創作上。《鞋》（1997年）獲得了第二屆魯迅文學獎（1997－200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梅妞放羊》（1998年）、《種在墳上的倭瓜》2001年）、《‘春’天的儀式》（1998年）、《響器》（2000年）也已成為名篇，獲得了廣泛的好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劉慶邦寫短篇小說，已經有了他自己的境界。劉慶邦曾寫過兩篇有關短篇小說的創作談：《短篇小說的種子》和《生長的短篇小說》。短篇小說在他那兒真像種子一樣，得到了較好的滋養，長得枝繁葉茂，開著鮮‘豔’碩大的‘花’。
劉慶邦的短篇小說‘花’團錦簇，魅力無窮，但最優秀的無疑還是上麵提到的那些篇目。讀完這些小說，我們很容易就會發現一點：它們都是以‘女’‘性’為主人公的。如果順著這一點再輻‘射’其他，我們還會發現劉慶邦近年的另一些較有影響的短篇，如《信》年；（2000年）、《草帽》（1999年）、《聽戲》（2000年）、《不定嫁給誰》（2001年）、《相家》（2001年）、《拾麥》（2001年）等，也都是以‘女’‘性’為主人公的。而把這些‘女’主人公集中到一起，她們又顯示出一個共同點，即她們都是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從農村的黑土地上走出來的。這就是說，劉慶邦的短篇小說，寫得好的一般都是以農村‘女’‘性’為主人公的，劉慶邦對農村‘女’‘性’的塑造似乎要更擅長些。於是讀劉慶邦的這些小說，隨著那一個個鮮活的農村‘女’‘性’凸現在我們麵前，我們仿佛走進了一個農村‘女’‘性’的情感世界，和她們一起感受著‘春’種秋收，感受著青‘春’愛情，也感受著生老病死。
在劉慶邦這個農村‘女’‘性’的情感世界裏，如果按照被刻畫的人物的年齡來排列，首先要提到的當是《梅妞放羊》和《種在墳上的倭瓜》。這可是兩篇奇文，不論是在劉慶邦的短篇小說中，還是在近幾年的中國短篇書哈哈小說網，其藝術‘性’都應該是名列前茅的，絲毫不比他獲魯迅文學獎的《鞋》差。《梅妞放羊》寫了一個名叫梅妞的‘女’孩放羊的故事。先放一隻懷了孕的母羊，後來母羊生了兩隻小羊，就三隻羊一起放。再後來小羊長大了，被父親賣掉，梅妞仍繼續放她的母羊。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狼來吃羊，也沒有人來欺負梅妞，隻有梅妞一個人在天地間悠然自得地放羊。梅妞快樂地和羊說話，梅妞殷勤地請羊吃‘花’，梅妞悄悄地給羊喂‘奶’。天、地、人、羊在這兒得到了和諧的統一，人就是羊，羊就是人。如果說有的小說的人物形象是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塑造的，那麼梅妞這兒的純真無邪恰恰是由和諧寧靜來烘托的。梅妞牽著羊兒站在滿坡青草滿地‘花’的天地間，誰能說不是一幅賞心悅目的圖畫呢！但《梅妞放羊》透‘露’的不僅僅是這些。既然人、羊合一，小說的後半段也就有了另一層意義。那母羊的生養、喂‘奶’，以及梅妞把小羊當成自己的孩子，其實是在演示著梅妞的情感和命運。因此《梅妞放羊》不僅寫了一個兒童的梅妞，而且還寫了一個‘女’人的梅妞，一個母親的梅妞，讓我們在‘女’‘性’的溫愛和無奈中感受到一種曠古、悠遠、淒美的柔情。小說結尾，梅妞失去了小羊，也沒有得到承諾的‘花’布，什麼也沒說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放羊，顯得相當平靜，但這兒的梅妞已不是原來的梅妞了，梅妞已經長大了！隻要生活貧窮得連一塊做棉襖的‘花’布都買不起，梅妞就必須一年一年地去放羊。梅妞像一個成熟的‘女’‘性’冷靜地接受了命運對自己的安排。
同樣，《種在墳上的倭瓜》中的猜小傳達給我們的也是這種‘女’‘性’的柔韌之美。“作為以稼穡為生的農人家的‘女’兒，猜小的遺傳基因裏似乎就帶有播種的願望和本能，到了一定年齡，她自然而然地就想種點什麼。”可猜小的童年恰逢大批“資本主義”，土地都是公家的，家裏沒有一分一厘的土地供她播種，最後隻好在父親的墳地上種了一棵倭瓜，並‘操’盡心思收獲了一個大倭瓜。請注意這兒的矛盾，環境不允許猜小栽種，而猜小偏要栽種，表麵上看是所謂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但由於猜小僅是個兒童，栽種的‘欲’望又是與生俱來的，所以矛盾的本質實際上是對人‘性’的遏製和反遏製。這一主題確定之後，小說的筆墨自然就集中在猜小對環境的反動上，猜小種瓜的過程也就成了一個人‘性’張揚的過程。沒有土地種瓜，種到父親的墳上去；有老鴰飛來，趕走它；有膩蟲出現，消滅它；有小孩子來，嚇走他……猜小最後收獲了一個大倭瓜，自然是人‘性’的勝利，體現了人‘性’的不可遏製。當然，人‘性’的內涵是豐富的。猜小這兒種瓜，可以理解為一種願望，如果再從種在墳上這一特定的地點來看，還可以具體理解為對父親的思念。思念像種子一樣在悄悄地發芽生長。種在墳上的瓜，其實是種在猜小心裏的瓜，一旦萌動了，誰還能阻擋得了呢？於是與梅妞放羊透出的‘女’‘性’的柔美相比，猜小種瓜所顯示的更多的是一種執著。猜小一定要種瓜，猜小一定要把瓜種成，猜小種瓜一定要有所收獲。劉慶邦在這兒沒有對傳統的“種瓜得瓜”進行消解，他讓猜小獲得了“種瓜得瓜”的歡樂。小說的結尾，大倭瓜放了一個冬天都沒吃，直到大年除夕才搬出來當供品，與《梅妞放羊》結尾的小羊被賣，更是傳達了不同的人生況味。得與失，這其實是人生的兩麵，在這兩麵上，該有多少故事和人物可以編寫啊！
梅妞和猜小，肯定要長大，長大了的梅妞和猜小將是什麼樣子呢？劉慶邦的另一組小說《鞋》、《‘春’天的儀式》、《響器》，可以讓我們窺見一斑（《響器》也是一篇奇文，劉慶邦說寫起來如有神助）。說得更明確些，《鞋》中的守明和《‘春’天的儀式》中的星采，好像是長大了的梅妞，而《響器》中的高妮則是長大了的猜小。三篇小說都圍繞愛情落筆，自然是因為“愛情表現”最能表現她們的情感。而把守明和星采放在一起列舉，也是因為她倆在這方麵沒有什麼差異。她倆都是在農村長大的，城市的自由戀愛一時還未涉及到她倆身上，她倆對愛情的獲得基本上還是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她倆的“愛情表現”也就帶上特有的農村‘色’彩，顯示出某種含蓄的古典美。她倆都是訂了婚的人，平時無法見到未婚夫，隻能把對未婚夫的愛深藏在心底，甚至怕說出未婚夫的名字。她倆都很怕差，但又都對愛情有著美好熱烈的期盼，一個把對未婚夫的愛一針一線納進了鞋底，一個則希望借三月三的廟會能見上未婚夫一麵。需要指出的是，她倆一心一意愛著未婚夫，更希望被未婚夫一心一意所愛，但由於跟未婚夫不能見麵，無法‘交’流，未婚夫在她倆心中其實是又近又遠的。近使她倆感到甜蜜，遠使她倆更迫切地想了解未婚夫，充滿幻想。這種“甜蜜的幻想”，在中國農村傳統的婚姻模式中極具代表‘性’，是絕大多數農村‘女’孩都要經曆的。因此在她倆身上，我們不僅看到了農村‘女’孩所特有的溫柔之美，也看到了某種對未來不可知的悲哀。值得慶幸的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湧起，她倆可能是中國農村舊式婚姻的最後的殉道者，而劉慶邦這兒隻是為她倆唱了一曲極其優美的挽歌。
麵對著婚姻愛情，守明、星采是傳統的、害羞的、溫順的，而高妮則是大膽的，執著的，像猜小種瓜一樣有自己明確的追求。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下，既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已經走到了末路，年輕的高妮為什麼不趁此機會衝出藩籬呢？於是《響器》中的高妮用她的大笛（嗩呐）為自己的青‘春’、愛情吹出了一個響遏行雲的強音。相對於守明、星采，高妮的愛情故事有點兒複雜。好好的一個農家閨‘女’，受到為死人吹奏的響器班子的‘誘’‘惑’，竟不顧死活地要去學吹大笛，嫁給一個吹大笛的小夥子。從世俗的眼光看，高妮這兒的價值取向出了問題，因為在響器班子裏吹大笛，是被人瞧不起的下九流行當，更何況高妮還是一個‘女’孩子。從婚姻的角度看，高妮這樣自己把自己嫁到響器班子，也違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模式，是對傳統婚姻的一種反叛。鑒於這兩點，高妮學吹大笛遭到了父母的堅決反對，而且矛盾還相當尖銳，須得高妮以絕食來抗議。但高妮最後的勝利，我們不能僅僅看做是婚姻自主的勝利，是新的道德觀念的勝利，還應該把它看做是一個懵懵懂懂的農村‘女’孩的生命的覺醒。應該說，高妮是很有音樂天賦的。她在大笛的吹奏中淚流滿麵，說明她天生是大笛的知音。在大笛的感召下，她知道自己的一生注定了要和大笛結緣。說她到響器班子去學吹大笛，還不如說是大笛把她的生命吹響！或者說她自己本身就是一支大笛，在守明、星采那樣由別人吹奏的輕音樂旁，吹奏著自己昂揚的樂章。
繼《鞋》、《‘春’天的儀式》和《響器》之後，劉慶邦農村‘女’‘性’的情感世界裏，寫結過婚的‘婦’‘女’有《草帽》、《信》、《聽戲》、《不定嫁給誰》等。結過婚的‘婦’‘女’，有了自己獨立的家庭，許多事情不再像做姑娘時那樣單純，在情感上和物質上將有許多說不清的糾葛。《信》中的李桂常扮演的角‘色’就很有意思。李桂常先嫁的一個丈夫死了，後又找了一個丈夫，生活得很好，心卻常常因為前夫留下的一封信而回到前夫身上。這其中的寓意，簡單地看是人的情感很難割舍，而實際上卻說明人的‘精’神需求和物質需求是兩回事。別看李桂常貧窮的前夫給她留下的隻是一封信，但那是一種情感、一種‘精’神，不是現任丈夫所提供的豐足的物質生活能替代的。信已成了李桂常生命的一部分。麵對著丈夫一次次要毀信的威脅，李桂常固執地堅守著自己的這一塊情感陣地。然而不幸的是，李桂常的信最終還是讓不懂寫信意義的丈夫偷偷處理掉了，這對李桂常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個悲痛。同樣，《聽戲》中的姑娘和姑父的矛盾也是‘精’神和物質的矛盾。“姑姑生來愛聽戲，聽戲是她的節日。”聽戲對姑姑來說是‘精’神的，不聽戲就不能活。而姑父則是物質的，他本分、勤勞、多能，會治家，但偏偏認為姑姑聽戲沒用，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衣穿。在這個矛盾中，姑姑很有點兒像《響器》中的高妮，顯得執拗而倔強。不同的是高妮作為大笛的知音，最終嫁給了大笛；而姑姑是戲的知音，卻嫁給了堅決反對聽戲的姑父。姑父對姑姑聽戲又打又罵，姑姑的一聾子不能算是幸福的。但小說的結尾，由於姑父的死亡，姑姑聽戲獲得了自由，卻是一種‘精’神上的解放。在這一點上，姑姑也許要比李桂常幸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