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中也有一個非常‘精’彩的細節。守明“拿起鞋底，她想入非非，老是產生錯覺，覺得捧著的不是鞋，而是那個人的腳……有天晚上，她把‘那個人的腳’摟到懷裏去了，摟得緊貼自己的‘胸’口。不料針還在鞋底上別著，針鼻兒把她的‘胸’口高處紮了一下，幾乎紮破了，她說：‘喲，你的指甲蓋這麼長也不剪剪，紮得人家怪癢癢的，來，我給你剪剪吧！’她把針鼻兒順倒，把‘腳’重新摟在懷裏，說‘好了，剪完了，睡吧！’她眯縫著眼，怎麼也睡不著，心跳，眼皮也彈彈地跳。”一個訂過婚的少‘女’對“那個人”的思念、期盼，全都在這個細節中暴‘露’無遺。而在《種在墳上的倭瓜》中，那倭瓜的下種、發芽、長葉、開‘花’的過程，也是細節生長的過程。小說最後寫倭瓜開‘花’時，猜小站在開滿倭瓜‘花’的墳前喊爹：“爹，我……是猜小呀，你起來看看咱的倭瓜兒吧！這樣喊著，猜小的眼淚就下來了。她雙手正捧著一朵倭瓜‘花’，大滴的眼淚啪啪地落在‘花’盞裏，落在同樣金紅的‘花’蕊上，‘花’盞上有寶藍‘色’的水牛，‘花’蕊上有褐‘色’的蜜蜂，突然有碩大的淚珠落下來，它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趕緊知趣似的離開了。”其對爹爹的思念真是有聲有‘色’有形啊！《相家》最後一節寫染在家裏等待母親：“母親回到家，染巳把晚飯做好了。染做好了晚飯也沒離開灶屋，坐在鍋‘門’口，拿一根火棍在地上劃來劃去。地上有灰，她劃長是長，劃短是短。可劃了半天，她自己也不知道劃的是什麼。”染這會兒心裏在想什麼呢？盡在那無言的長長短短中。
第三，劉慶邦對人物情感的刻畫，還融會在抒情詩般的“風俗畫”中。
在小說中寫風俗，汪曾褀是一個高手。他在《談談風俗畫》中說：“所謂風俗，主要指儀式和節日。儀式即‘禮’。禮這個東西，未可厚非。據說辜鴻銘把中國的‘禮’翻譯成英語時，譯為‘生活的藝術’。”以此來對照，劉慶邦上述小說中的《鞋》、《‘春’天的儀式》、《響器》、《相家》等，都是很典型的“風俗畫”小說。《鞋》先寫男方托煤人把定親的彩禮給守明送來，是儀式（幾件衣料寫得相當地道），後寫守明給男方做鞋，也是儀式。“有來無往不成禮，按當地的規矩，守明該給那個人做一雙鞋了。”小說中守明整個做鞋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儀式完成的過程。同樣，《相家》也是寫的一個談婚論嫁的重要儀式。小說－－開頭，就把這一儀式說得明明白白：“相親之前先相家，這是兩道不可顛倒的程序……不相家行嗎？不行！相家是第一步，相親是第二步。第一步不邁出去，就不會有第二步……”下麵寫母親去相家，自然也是一個完成儀式的過程。需要一提的是，這裏《鞋》、《相家》的風俗畫寫法與汪曾祺《異秉》、《受戒》的風俗畫寫法不盡相同，因而汪曾棋所說的“風俗畫小說往往隻就人事的外部加以描寫，較少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不大作心理描寫，因此人物的典型‘性’較差”（《談談風俗畫》），在這兒也不大對得上號，而是恰恰相反，《鞋》中守明對未婚夫的思念和《相家》中母親對‘女’兒的深愛，都是在做鞋和相家的“儀式”進行中得到細膩刻畫的。
《響器》也寫了風俗。小說也是開‘門’見山就作‘交’代：“莊上死了人，照例要請響器班子吹一吹。他們這裏生孩子不吹，娶新娘不吹，隻有死了人才吹打張揚一番。”但這兒的寫風俗和《鞋》、《相家》中的‘女’主人公直接演繹風俗相比，隻是故事的由頭，是‘女’主人公高妮的向往和追求。基於這一點，小說中對“請響器班子吹一吹”自然不吝筆墨，竭力進行了渲染和張揚。比如寫出殯一段：“死者出殯時，響器班子是在進行中進行吹奏。送殯隊伍可謂浩浩‘蕩’‘蕩’，絡繹不絕。走在前麵開道的是兩位放三眼槍的槍手，其次才是響器班子，緊隨其後的是八人抬的棺木，最後白‘花’‘花’的舉哀隊伍是死者的孝子賢孫及其他親屬……響器在曠野裏吹奏，跟在庭院裏吹奏給人的感覺又不同些。收去莊稼的千裏大平原顯得格外寬廣，麥苗長起來了，給人間最隆重的儀式鋪展開無邊無際的綠‘色’地毯。在長風的吹拂下，麥苗又是起伏的，一‘浪’連著一‘浪’。高妮不認為麥苗湧起的‘波’‘浪’是風的作用，而是響器的作用，是麥苗在隨著響器的韻律大麵積起舞。不僅是生‘性’敏感的麥苗，連河水，河堤外燒磚用的土窯，故園裏一向老成持重的柏樹等等，仿佛都在以大笛為首的響器的感召下舞蹈起來。響器的鳴奏對舉哀隊伍的幫助更不用說，它與眾多的哭聲形成聯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渾然天成，不分彼此。關鍵在於，如果沒有響器的歸納和提煉，哭，隻能是哭，有了響器的點化，哭就變成了對生死離別的歌詠，就有了誦經的‘性’質，並成為人類世代相襲的不朽的聲音。”響器的作用既然如此之大，高妮一心要進響器班子還有什麼不能理解呢？
《‘春’天的儀式》從題目上就宣告這兒寫的是“儀式”。這個短篇在劉慶邦的小說中，是一篇非常別致的小說，也是一篇最符合“標準”的“風俗畫”小說。所謂“‘春’天的儀式”，就是一個集鎮的三月三廟會。小說用了絕大部分篇幅對這個廟會進行了鋪陳描寫，那繁華，那喧鬧，我們讀著都覺得有一股股生活的熱‘浪’洶湧而來，簡直就是一幅文字的《清明上河圖》。但作為小說，這一切畢竟都是‘女’主人公星采活動的背景，星采行走其間，隻是為了能見到平日不能見到的“那個人”。廟會上的喧囂，正好烘托了她內心的躁動和期盼。三月三廟會，既是‘春’天的儀式，更是農家少‘女’星采走進愛情‘春’天的儀式。於是小說結尾，盡管廟會被渲染得差不多了，可因為星采才剛剛看見“那個人”，所以星采“‘春’天的儀式”才剛剛揭開大幕。“哎呀嚇死我吧！星采身子緊貼在牆上，雙手卻捂在‘胸’口，一顆心還是止不住地大跳，她一時不知道是停好還是走好，是走好還是跑好……”這是－－個多麼美妙的開始啊！
第四，劉慶邦對人物情感的刻畫，還表現在許多意象的描寫上。
小說的情節被淡化，其透‘露’出來的意境美，常常被稱之為散文化。劉慶邦的上述小說，其實也是散文化的。因為在這些小說裏，由於情節的淡化，劉慶邦不時地從小說敘述滑入散文描寫，讓我們感受到一種散文的詩意。而這種描寫又常常見之於對人物心理的刻畫，劉慶邦大段大段地揮灑筆墨，象征比喻，意象紛呈，讓我們覺得美不勝收。《信》中的李桂常靜夜讀信和《響器》中的高妮不屈服於父母的壓力可以說把這一點發揮到了一個極致。
鼓著腮幫子貌似吹大笛的高妮，隻能在腦子的記憶裏重溫大笛的音響。大笛響起來了，滿地的高粱霎時紅遍，它與天邊的紅霞相銜接，誰也分不清哪是高粱，哪是紅霞，哪是天上，哪是人間。然而好景不長，地上刮起了狂風，天上下起了暴雨。那風是呼噴著過來的，顯示出無比強大的吹奏力。地上的一切，不管是有孔的和無孔的，疾風都能使它們發出聲響。屋頂的茅草被卷向空中，發出像是雨燕的叫聲。枯枝打著尖厲的口哨。石滾發出的聲音悶聲悶氣。土地的聲響跌宕起伏，把曆代刀兵水火的災變‘性’聲響都包括進去了。大風把成熟的高粱一遍又一遍壓下去，倔強的高粱梗著脖子，一次又一次彈起來。高粱對陡起的大風始終持歡迎態度，高粱葉子不斷嘩嘩地鼓掌。紅頭漲臉的高粱穗子是把酒臨風的詩人風度，一再歡呼：好啊！好啊！暴雨顯示的是快速打擊的力量，誰敲梆子也比不上暴雨敲得快，再密集的鼓點也不及雨點密集度的千萬分之一。這還不算，暴雨的聲響帶有上蒼的意誌，惟我獨尊，是覆蓋‘性’的，它一下來，地上的萬物隻得附和它。暴雨下了幾天幾夜，紅薯被淹沒了，穀子被淹沒了，地裏白水浸浸，成了一片汪洋。這時候，高粱仍有上佳表現，舉出水麵的高粱如熊熊燃燒的火炬，暴雨不但澆不滅它，經過暴雨的洗禮，大片的高粱簡直成了火的海洋。可是人們吃不住勁了，紛紛紮起木筏子，一邊飲泣，一邊從水裏撈穀子，撈豆子……高妮腦子裏的大笛響到這裏，眼淚又禁不住滾落下來。
這是從《響器》中引來的，盡管長了點，仍隻是那兒兩段中的一段。劉慶邦在他的創作談《生長的短篇小說》中說：“寫作過程中，我覺得某個部分內容應當更充實些，味道應當更足些，分量應當更重些，而我一時卻不知道寫什麼。路好像走到了盡頭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我咬牙堅持著，調動全部身心的所有‘精’力，使勁向前開拓。我甚至釆取一種最笨的辦法，要求自己在某個部分必須寫夠多少字，多少頁，寫不夠決不罷休。您別說，這種辦法還真管用，我堅持著堅持著，前麵突然豁然開朗，展現出－－片新的天地，讓人欣喜過望。我寫作的愉悅感往往就是在這個時候產生。一些‘精’彩的段落往往也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上麵所引《響器》的一段文字，人、音樂、自然融於一體，汪洋辟闔，氣象萬千，應該說就是劉慶邦這兒所說的“‘精’彩的段落”吧！
——劉慶邦寫短篇小說確實有了自己的境界。
吳毓生，男，江蘇揚州教育學院中文係副教授，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曾在《小說選刊》、《評論》、《當代作家評論》、《名作欣賞》等期刊發表小說和小說評論多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