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安遇詩歌
趙思運
估量一個詩人，最首要的一點就是語言問題。我發現不同年齡段的詩人由於自身的生活經曆和詩寫經曆的積澱之不同，往往會產生不同的語言感覺。最初接觸安遇詩歌的時候，我以為他是剛剛冒出的七十年代出生的詩人。看到介紹說他生於1949年，我不禁大吃一驚：他的語言狀態富有的輕捷而飄逸、透徹而淡定的質地，迥異於四十年代出生的詩人群。這，無疑成為確立他成功的首要因素。
一般來說，共和國以前出生的詩人，其人生經曆的太多的腥風血雨和曆史變故，會深深地浸潤到他的詩寫之中，浸淫到他的語言內核，在處理詩歌語言和內心體驗的關係的時候，往往會呈現出高度的緊張性。這是因為，那一代人對於語言的核心觀念是——語言是思維的直接現實，語言是表達情感的工具。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深深根植於他們的詩寫意識。由於語言處於詩寫的工具位置，那又是一個強調思想內容大於藝術形式的時代，特別強調語言的意識形態象征功能，這就更加劇了詩歌語言內在的緊張性。
而安遇的詩歌語言卻在穿越了六十年曆史風雲的浸淫中實現了複活，呈現出“反季寫作”的語言狀態，著實令人注意。他在《今天我要帶著一個句子出門》裏寫道：“我要帶著一個句子走近，聽句子發出聲來/向他們學習，向他們致敬//我要像一個句子那樣，在弱弱的問候中，活過來”。在他的詩中，語言獲得了主體性，每一個詞語和句子都具有生命，都能夠“發出聲來”，詩人正是在與這種活的語言的相遇中，獲得了自身的生命。詩歌語言不再是被操控的工具，而是與詩人生命同構的載體。
在《元寫作，賈島治下：七個詩人和一個批評家》（胡亮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2月版）中，安遇作為首發隊員列在第一單元，奉獻了《“稗史活頁”的三十六個抽樣》，雖然部分詩作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詩歌語言的工具性質，還帶有表情達意時語言的緊張性，但是，他已經完全打破了他們那個年齡段詩歌的思維定勢，打破了他所經曆的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定勢，詩歌的工具性已經完全消失，從而回到詩歌自身，語言的主體意識與生命感已經呼之欲出。“稗史活頁”已經清晰地呈現了他對於意識形態思維定勢的解體意圖，開始回到民間與個人的生存與思維。《一個南瓜，就是一個銅礦》《突然的嗩呐聲》《父親》，以及組詩《對麵那個人》《私人地理》，規避了宏大的意識形態話語，語言樸素，意象清舒，語言的質地與人生體驗的淡定，形成了最大程度的同構，消弭了語言與內容之間二元對立的緊張性。這一特色在《私人地理》中的《望五裏》體現最充分：
出小鎮場口，就是水磨河，過高家橋
上左邊小路，翻坡就是羅家灣了
這是一個古老的地域名：望五裏
在一條土公路的延長線上，移動著一個人影
那個人走得太慢了，慢得像我的祖輩，我的父母
在望五裏走完一生，最後也是這樣，緩慢的，渺小的
那個人走得真慢啊，慢得像我，永遠在回家路上
移一步，已是百年
慢得像春天的風，像久遠的頌詞和謊言
在大地吹拂
到了《元寫作，差異之美：對蓬溪詩群的再考察》（胡亮主編，中國戲劇出版社，2009年10月版）裏，安遇的《詩二十首》呈現出令人訝異的變化。這些詩篇非常整齊，純然、渾樸、澄澈、淡定，這既是語言的魅力，也是人生況味的沉積，二者完美地融為一體，早期詩作中殘存的渣滓已經蕩然洗盡。《不知道是秋天了》《這是春天》《那就是桃花呀》《那時》《速度》《我像一架牛車》《下午茶》《一個人在樹下》等，都是成熟之作。古典與現代、內容與形式、語言與體驗，這些辯證的概念，你都不需要再去搞什麼辯證了，它們渾然一體地呈現出“生長的、活動的、新鮮的、幹淨的”詩歌品質。《那時》和《一個人在樹下》，一個詩思發散，一個詩思內斂，但都抵達了同樣的高度。我們先看《那時》（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