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遇詩歌解讀
胡誌國
“充實之謂美”對於眼下的詩歌寫作別具意義。在純粹形式化和形而上的天空很美地飛了幾圈之後，詩人們最終承認，還是及物寫作更有持久的魅力。自從1986年“現代詩群體大展”以來，詩人們對古詩和新詩傳統中處理“詞”與“物”關係的方法進行了大肆顛覆，以“反修辭、反文化、反意象”為口號，主張“詩到語言為止”，試圖建立起一個沒有所指的能指世界。這本是詩歌作為一門語言藝術的本體意識的覺醒，嗬護語言，強調詩歌語言相對於現實的獨立性，消解政治意識形態向詩歌的滲透，無疑具有重大意義，理應得到弘揚。然而，不少詩人卻走得太遠，過於強調語言的自足性，“對語言過度沉溺或確切說是玩弄語言”，最終詩歌寫作“淪為一種自戕、自泄、自戀的白日夢行為”（霍俊明《反觀與訴求:
當代漢詩的語言向度》）。及物寫作，或曰現實寫作，非但沒有被不及物寫作淘汰，而且在不及物寫作式微之日依然笑傲春風。於是，當一部分詩人還在為純粹語言寫作苦苦掙紮時，另一些人已經開始了向及物寫作的回歸。盡管對如何及物見仁見智，但作為一個原則，詩歌創作需關心現實，情感應有所依附，已經成為普遍接受的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四川的安遇是頗為明智的，他一直堅持了及物寫作的路向，未曾在語言轉向的潮流中迷失自我。
安遇詩歌的及物性在於對川中鄉村世態人情的明確指向。凡在此間生活過的人，閱讀他的詩歌，心中總會生起些許感動，覺得他筆下的人物就是自己的街坊鄰居，或是自己才從他寫的某某小鎮回來，如《望五裏》《小雪》《紫色口紅》等，記錄的都是我們熟悉的平凡人，平凡事。看看《河邊場》：“以水為鄰，到後坡的土地廟燒炷香/就是一次登高了//他們一生在低處行走/總是在尋找支點晾曬鞋子和思想/互相指責，討論生活//再往上走，再往上走/他們有時會在一個酒杯的高度叫喊，流淚/
團結得像兄弟，看見失散的兄弟”。雖然隻有短短幾行，但小鎮格局的擁塞，生活的瑣碎，以及蘊藏其中的原始生命的活力，都觸手可及。又如《昝大俠》，初看主人公大俠之名，我們肅然起敬，接下來卻發現他隻是個耽於幻想的武俠小說愛好者，非但沒有大俠的豪氣和勇武，甚至連個人尊嚴都無法維護。他隻有早晨五點鍾醒來躺在床上的片刻才屬於他自己，其餘時候都屬於“愛人和不愛的人”，“要是今天有了仇人/那時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昝大俠/就真他媽昝大俠了”（《昝大俠》）。在輕鬆調侃的筆調中，流露的是對弱者的同情。
安遇總是樂於寫作此類充滿地域色彩和鄉民氣息的作品，“一千個悟空/也翻不過一個人的手心//我熟悉我的左手/一條小路/一個小地名/我走不出去的小地理”（《小地理》）。在他的詩裏，沒有崇高，沒有英雄，沒有曆史巨變，隻有煩瑣的日常事務和卑微的世俗人物。然而，恰如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陽的光芒，在這卑微和瑣碎中，有真的曆史，所以評論家將安遇的詩歌稱為“稗史寫作”，“稗史寫作的最大意義在於保存曆史中那些鮮活的、赤裸的東西，並讓我們對某種穿戴整齊的記載始終心存狐疑”。
安遇的詩歌之所以呈現為“稗史”的麵貌，源於他特殊的生存境遇，而這境遇又是與他的人生態度密切相連的。安遇是紅色時代的過來人，但他非常難得地保持了個人獨立性，警覺地與大一統主流神化敘事保持距離，不願加入到時代大合唱中去。在安身立命的職業上，安遇是一個成功地從農村走向城鎮的文化人，有著體麵的社會形象，但他是謙卑的，他立足於腳下的土地，把自己視為草根階層中的一分子，樂於和那些世俗的、卑微的人摻和在一起，對他們的瑣事充滿關切，與他們聲氣相通，同喜同悲，“王哥不和我們喝酒打牌吃茶了/我們的生活就少了些什麼/但這不怪王哥/因為大家知道，王哥當官了”（《王哥》），在這些“我們”中，就有安遇的身影。告別久居的城市，回到鄉下老家，安遇會和院子裏不相熟的孩子們在瞬間打得火熱，“我把我的故事講得半真半假/讓那些愛笑的孩子傻笑/看我不像英雄/也不像壞人”（《回家》）。世俗草根階層的身份認同是安遇作為詩人的一大優良品質。安遇開始寫詩時，差不多是常人“老大徒傷悲”的年齡了，距今不過二十年。然而“功夫在詩外”，安遇能以如此年齡在不長的時間裏取得驕人成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這一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