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物寫作是一把雙刃劍，作品固然不大會流於空泛，卻可能黏滯於具體的人事，從而顯得狹隘局促。安遇的作品以鄉土為題，但當草根視角與他的現實精神相結合，就超越了題材的限製，道出了隱藏在社會和人性深層的秘密，作品由此增添了難得的批判意識，呈現出不一般的氣象。因此，他的詩歌被認為“樸實而深含哲理”（楊遠宏《詩歌地圖上的小詩——評〈帶著詩歌地圖旅行〉》）。與那些一味讚美其淳樸的鄉土詩不同，安遇並不美化現實，他筆下的鄉村不是烏托邦式的家園，其中也有貪婪，有放縱，有醜惡和血腥，有巧語欺詐，有殺人越貨。“夜有多寬廣場有多寬/夜有多深欲望有多深/歡樂的可憐的人啊/天黑以後，從窗口溜出去/像魚一樣/像豹子和狼一樣”（《夜廣場》），“走出茶樓，小鎮的黃昏正在接近錢財之類/愛情之類和血跡之類/我不能確定的事物”（《郪口鎮》）。安遇還看到了時間會讓人遺忘傷痛和仇恨，“老地主的子孫在革命者的隊伍中行走，回過頭來/遠看是這樣，近看還是這樣”（《石馬鄉·羅都複莊園》）。人性有惡，社會就有了層次，就有了強勢和弱勢之別。《不知道是秋天了》以祥林嫂一樣的囉唆將現代社會底層人物的感受表現得刻骨銘心。他們在這個感官、物質的時代緊張，茫然，無所適從，“現在的事一件接著一件，你看先是春天來了/我們不知道春天來了，後來一轉身一抬頭/被更短的裙子嚇一跳，還沒明白過來又是夏天了”，經過一年的忙碌，他們一無所獲，“你看現在又是秋天了，我們不知道秋天了/空曠的屋子隻剩下你和我爭吵不休/有收獲的人，他們早走了”。安遇曾說，“我的詩寫作有一種對現場的向往，卻總是無法抵達”。其實安遇謙虛了。他以批判的眼光看出了社會和人世的真相，我以為，他不僅抵達了現場，還超越了現場。
“稗史”作為一種“史”，自然以追求真實為第一要務，但寫史者也能在真實之中融入自己的詩心，《史記》的史書性質並不妨礙它成為司馬遷的“無韻之離騷”。安遇的情感豐富細膩，他的詩歌既是現實的，又是主觀、內省的。他以一個草根人的視角觀察、記錄外部世界的時候，將自己的情性和思考灌注其中，把作品鍛造成別具一格的“這一個”，作品不再是對客觀事實的幹癟記錄，而是籠罩著個人濃鬱的抒情氣氛。作為鄉村詩歌，他的詩中自然不缺少歡樂，少不了有“喝小酒”、開葷玩笑的時候，然而，由於他強烈的同情心和悲憫的情懷，縈繞在他心頭的，更多的是人性之惡和生老病死等種種異己因素。因此，他的詩歌更多地呈現為深沉的憂傷，悲、愁、苦、怨才是他的詩歌的主要氛圍，“這是春天，也是怨婦/她就站在老房子的屋簷下/看桃花是一場疾病/雨水也是一場疾病”（《這是春天》）。他的所見也往往不在於鄉土表麵的寧靜和歡欣，“突然的嗩呐聲/小河一樣明亮/迎親的隊伍/吹打鮮豔的天空//四季花轎/搖晃喜慶日子/抬走美麗的小嫁娘/大地三起兩落/翻過山岡//娘家人占據村口/母親，回到高高燭台”（《突然的嗩呐聲》），人們隻看到婚慶的歡樂，詩人卻從另一麵注意到了女兒的留戀和母親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