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家弗雷澤認為，過去的女性主義理論總是試圖找出跨文化的性別主義的根源及其組織成分。“這種理論帶有一些玄學話語的本質主義和非曆史主義的色彩：它們對曆史和文化的多樣性關注不夠；它們錯誤地把理論家自身所處的時代、社會、文化、階級、性傾向、民族或種族群體的特征普遍化了。”（弗雷澤等，138）
她因此認為，過去對性別不平等的種種解釋是有問題的：“當他們用生理學來解釋男女兩性在獨特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特質時，他們就是本質主義的；當他們隻用某一類特征，如女性的生理係統和男性的激素水平來解釋女性在所有的文化中所受的壓製時，他們就是單因論的。”（弗雷澤等，139）為此，她主張在研究男女不平等的起源時，更關注曆史的、文化的和社會的原因，而不是把一切歸結到生理的差異上去。
她舉例說：一種本質主義的說法是，男人重理性，女人重關係，其實關係是各種各樣的，男人也不能不看重工作中的關係，不能不看重與財富權力有關的關係。所以說它是本質主義的。從米切爾開始，人們將男女不平等的起源歸因於生產、生育、性關係和社會教養過程。“她們全都聲稱找出了某種存在於一切社會當中的具有跨文化解釋力的人類的基本經驗。在她們每個人的理論中，被研究的那種經驗都與生理或準生理需要聯係在一起，並被解釋為對社會的再生產具有功能上的必要性。它們全都不屬於那種需要調查其曆史根源的東西。”（弗雷澤等，144）
她批評關於公私領域劃分的理論，認為早期的女性主義理論總是把女性和私領域聯係在一起，把男性和公領域聯係在一起，雖然這已不是生理決定論了，但是還是有過度概括之嫌。“自70年代末以來，女性主義社會理論家基本上不再提生理決定論或跨文化的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區分了。”（弗雷澤等，141）
弗雷澤提出，後現代的批判既不需要放棄大型曆史敘述，也不需要放棄對社會宏觀結構的分析。隻不過“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概念應當反映出事物的暫時性，應當把‘現代男性父權製核心家庭’一類具曆史特色的製度性概念，擺在比‘生殖’、‘母性’一類非曆史的功能主義概念更重要的位置上。”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還應當是非普遍主義的。當它涉及跨文化問題時，它的模式應當是比較主義的，而不是普遍主義的；應當是適用於變化和差異的，而不是適用於“總體規律”的。（弗雷澤等，148）
就連提出男權製四因論的米切爾本人也意識到，大部分古典理論的探討假定婦女無力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認為這是導致女性處於從屬地位的關鍵因素。然而，在熱帶非洲的許多地區，男人們常常遊手好閑，而婦女們不得不終日勞作。這種剝削沒有任何“自然”的依據。此外，假定僅僅是因為不能勝任艱巨的體力勞動，而使婦女居於從屬地位，那麼先進的機械技術（不再依賴繁重的體力支出）就應該確保婦女的解放。工業化似乎一度宣布了婦女的解放。但是問題並沒有真正得到解決。（米切爾，17-18）男女體力上的差異似乎能夠解釋男權製的起源。但是在體力勞動差異縮小之後，男權依然存在，這就是跨時空的普遍主義和本質主義的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現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