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學者威蒂格是批判性別不平等起源的本質主義和生理決定論的重要思想家，她的分析采用了社會建構論的立場。她指出：按照那種為我們建構起來的所謂自然的想法，一個特征又一個特征，我們就這樣被逼進我們的身體和心靈必須與之相符的身份之中。（威蒂格，189）
她認為，不隻在貶低女性時，而且在我們貶低男性時，比如說男性的暴力傾向具有生理上的必然性，“在這樣說的時候，在承認了男女之間存在著‘自然的’區分時，我們就把曆史自然化了，我們假定‘男人’和‘女人’一向存在，並且永遠存在。我們不僅把曆史自然化了，而且隨之把壓迫我們的社會現象也自然化了，使得改變成為不可能的。”（威蒂格，189）
她用奴隸製的出現來比喻性別製度的產生：在黑奴製這一社會經濟事實出現之前，種族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至少在其現代意義上不存在，它隻適用於家庭的沿革。然而，種族的概念現在同性別的概念完全一樣，被當作“與生俱來”的，一種“感知的天賦”，“肉體的特性”，屬於自然的秩序。（威蒂格，191）
她批評過去一個世紀的女性主義，認為它一直沒有解決過它在自然與文化、女人與社會問題上的矛盾。女人是作為一個群體開始她們的鬥爭的，她們正確地認為，受壓迫的結果使她們擁有了共同的特征。但是對她們來說，這些特征是自然的和生理的，而不是社會的。她們在這一點上走得很遠，以致接受了達爾文主義的進化理論。雖然她們並不相信達爾文所說的，“女人進化程度比男人低”，但是她們確實相信，“男女兩性的特征在進化發展的過程中發生分離，社會基本上反映了這一兩極分化過程”。早期女性主義的失誤在於，它僅僅攻擊了達爾文主義關於女性低下的說法，與此同時卻接受了這一說法的基礎，即關於“女性是獨特的”這一觀點。（威蒂格，193-194）
威蒂格尖銳地說：如果說女性主義還有一點邏輯的話，它必須為一個無性別的社會而努力。她批評女性主義者們所堅持的“差異中的平等”是一個不合邏輯的原則，這個思想現在再次死灰複燃。她們重新落入那個威脅我們的陷阱：女人的神話。女人一定要把她們自身同強加給她們的“女人”定義區別開來。（威蒂格，191-194）
一個新的為所有的人類所做的個人和主體的定義，必須超越性別的分類（女人和男人），而個人主體的出現，要求我們首先必須摧毀性別的分類，不再使用這種分類，並且拒絕所有用這一分類作為其基礎的科學（實際上是所有的社會科學）。（威蒂格，197）
按照威蒂格的激進主張，要差異中的平等還是要無性別社會，這是問題的關鍵。前者不合邏輯，後者才合乎邏輯。因為階級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消滅階級，而不是顛倒過來的壓迫；婦女運動的最終目標也應當是消滅性別，而不是顛倒過來的性別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