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俺不先進。
有的農村女人已經徹底忘掉還有共產黨這回事了。52歲的華說：
沒有入黨。看電視時才想起有共產黨來。平時誰還想著這個啊。
鬆覺得入黨是戰爭時期的事，在和平時期沒有必要入黨。她說：
沒有入黨。現在誰還入黨啊，又不打仗了。
很多人並不說任何理由，隻是像菊一樣簡單地說：
咱不當黨員。不入。
花像很多年輕農村女人那樣，隻是覺得入黨這樣的事情耽誤工夫。這使我想起年輕時在農村插隊時的經曆。在城市學校長大的我把入黨入團這件事看得很嚴重，甚至很神聖。在村裏參加青年積極分子活動時，我問一位非常樸實的年輕婦女隊長“為什麼不入團呢”，她的回答讓我大跌眼鏡，她說的竟然是：我熬不起那個眼——在她心目中，入黨入團就是經常開會到深夜，僅此而已，豈有他哉？她的回答使我第一次重新考慮入黨這件事的意義。花的回答和那個女孩性質差不多，她簡單地說：
沒有時間。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女性在行政管理人員中所占的比例屬於比較低的，我們國家在這個指標上的比例不僅低於許多發達國家，還低於一些欠發達國家和伊斯蘭國家。當然，我們並不是最低的：
朱愛嵐認為，“男性中心主義的組織形式在每個村都是國家之地方一級的組成部分，它們是通過按男性中心主義思路構築的社區中生活與工作的日常關係來運作的。……婦女承擔了維持家庭，再生產人類社區（特別是但不僅僅就是兒童的早期養育）以及照料病人與老年人的大部分無酬勞但卻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然而，就獲得管理資源而言，婦女在她們的社區中並不擁有類似於男性的權利，她們也沒有占據當地的政治領導職位。”“鄉村企業處於地方政府控製之下以及男性幾乎完全主宰了地方各級政府的現象，強化了這種社會性別不對稱。”（朱愛嵐，191-193）如果說在縣處級由於女性幹部能夠占到15%，說“完全主宰”還不太準確的話，在村一級的政治中，說男性“完全主宰”就非常準確了。無論這種可悲狀況的原因來自婦女在鄉村中的實際地位，還是來自傳統習俗和觀念，農村的性別權力關係的現狀就是如此，在經過了千百年之後，在經曆了20世紀50年代的巨大經濟變遷之後，仍然如此。雖然男權製在都市生活中已經在走下坡路，但是在鄉村的政治生活和基層權力結構當中，它還沒有被改變。
為度量國人的參政意識，全國婦聯設計過一個是否有過當人民代表的想法的指標。雖然當人大代表與真正參政還有一段距離，因此這個指標並不是測量人們參政意識的一個好指標，但是它還是從某個角度反映出人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關心程度。在這個指標的統計中，男性有六成人從未想過，而女性有近七成半的人從未想過。它至少表明，女性對此類事情的關心程度比男性低：
朱愛嵐指出：“政治和商業不僅是通向權力與聲望的兩個最重要渠道，鑒於婦女被有效排除在外的男性網絡的存在，這也使婦女幾乎不可能在這些領域有效地施展身手。”“這同君臣、夫婦之間關係明確對應的中國傳統政治模式並同為婦女規定‘三從’是完全合拍的。……這是以國家為中心的等級製權威從中國社會秩序根基之處的不對稱社會關係中汲取支持並向縱深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麵。”“普遍貶低婦女，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經常否認她們的作用，是中國農村文化的特點。……貶抑是存在而且有效的，例如，這有效地將婦女排除在多數公共責任角色之外。”（朱愛嵐，175-199）
後村調查也顯示，傳統的性別觀念對現實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仍有強大的影響和型塑力。雖然現代的中國人，尤其是生活在都市的人們說起“三從”就像提到一個久遠的笑話，但就像在中國傳承了數千年的“家天下”之宗法觀念那樣，它的力量在農村、在社會的最下層仍然有效。它是中國男權製的最後的根基，最深厚寬廣的基礎。雖然這種男性統治女性的觀念早已遠離了社會的視野和關注，但是它的力量無所不在，它的影響一直達到國家的最高層的領導機構。無獨有偶，到筆者寫作後村性別權力關係的2007年為止，在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委當中，女性並沒有一個席位。誰能說這種情況和一個村委會的性別構成之間沒有一種邏輯的聯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