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上，持有男權自然天生論的人很多，例如韋斯特馬克。他說：在最低級的未開化人和最高級的文明人中，我們發現家庭都是由父母和子女組成的，而且，父親是家庭的保護者和供養者。（韋斯特馬克，42）按照他的理論，男權製在所有的社會都是最自然的秩序。其實，如果硬要分辨哪種家庭秩序是“自然”的，一對一關係並不是唯一的自然關係，群交也曾是人類社會天然關係的一個形式。
男權製之不“自然”的另一個證據是它並不是從始至終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的變遷，在世界各國，男權製家庭在近幾十年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這種變化表現在包辦婚姻的減少；平均初婚年齡的提高；婚後小家庭比例的增高；婚後生活衝突的減少等。
在傳統中國，女人在夫家的地位是低下的，而且是幾千年一貫製，從班昭的《女誡》就沒有改變過：“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違也。” 女人的三從四德是幾千年的行為規範。所謂三從是指：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所謂四德則指：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幽閉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盥洗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專心紡織，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閔家胤，181-182）
在調查夫妻權力結構的過程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家庭實權擁有權是最好的指標，因為無論是決策權還是家務勞動分工的指標，對於夫妻平等與否的測量都存在許多問題。而家庭實權擁有的主觀感受這個指標卻更直接、更準確地反映出夫妻權力關係的實際狀況。
從部分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的家庭實權擁有者這個指標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很有趣的差別：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瑞典這樣的西方國家都是夫妻平等為主的模式：平權家庭占五成至七成；而日本、韓國和菲律賓這樣的東方國家都是以男權為主的模式：男權家庭占四成至七成。中國的情況與這兩個模式都不同：夫妻平權占四成至五成，處於東西方之間；夫權占兩成，也是處於東西方之間；妻權占三成，是全部入選國家中最高的。
在下麵九個國家家庭生活中兩性地位的比較上，在男女平等這一欄，中國是第二高，占六成，僅次於瑞典；在女性較優越這一欄，中國是最高的，占二成，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男性優越的兩欄也幾乎是最低的，不足二成，僅次於男性優越占一成的瑞典。 （單藝斌，225）
在全國城鄉男女對家庭地位的感受這個指標上麵，城鎮男女兩性和鄉村男性的感受差不多，唯一感受不同的群體是鄉村女性——正好是我的調查對象。鄉村女性感受自己家庭地位很好的比其他群體低一成，而感覺一般的比其他群體高一成。相比之下，鄉村女性是所有群體中對家庭地位自身感受最低的群體。
在城鄉夫妻家庭境遇比較當中，農村妻子在個人消費多少、有好吃的先照顧誰、性生活決定者這三個指標上是所有群體中最低的；在家務勞動承擔者這個指標上是所有群體中最高的。換言之，無論中國家庭夫妻權力關係與傳統模式相比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農村妻子這個群體是所有群體（城鄉男女兩性）中最落後的，變化最小的，最無權的。
在全國婦女地位調查中發現，家事由夫妻共同決定已經占到半數，甚至許多家庭還出現了由妻子作為主要家事決定者的情況（一至二成），由男性作為主要家事決定者的家庭已經降低到兩至三成。在家庭日常事務的決定者的比較中，城鄉有很大差異。在決定家庭經濟支配方麵，夫妻共同決定的比例農村比城鎮低近一成；丈夫為主的比例高一成多；妻子為主的比例低近一成。在決定勞動分工方麵，夫妻共同決定的比例農村比城鎮低近兩成；丈夫為主的比例高兩成；妻子為主的比例低一成。
一項專門針對農村夫妻的權力比較的研究表明，夫妻平權的模式已經占到六到八成，而男權模式在農村已經下降到一到三成。妻子對各項事務的決定權與丈夫相比雖然還有些微距離，但是這個調查結果與傳統的男權夫妻模式相比，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後村調查中，我們在家事決定權的問題上提出的問題是：家裏的事情（如蓋房、子女婚姻，買大件商品等）由誰決定，有沒有不征求女人意見的情況。調查發現，大多數夫妻都屬於平權模式，但是男權模式還在一些夫妻中存在。
夫妻平權的模式有這樣一些事例：
開小賣部的26歲的國說：
大事還是兩個人商量以後在再拿主意。
菊的家庭是一切事情上都是夫妻商量決定，她說：
商量著來。一直到商量出相同的意見。商量出來就行了。
33歲的生說：
倆人商量，也得考慮實際情況，家裏收入就那些個，光想做大事不行。我過日子細，一般他聽我的。前年想買摩托車，今年想買拖拉機，我都沒同意。家裏條件不行，過年（明年）再買，就不用借錢了。也有的時候聽他的。誰說的在理，就聽誰的。
俊的夫妻關係也是誰有理聽誰的：
誰說得對就誰決定。強絆一會兒，誰有理誰說了算。
平家是夫妻平權，有時也參考老人的意見，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