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地理位置上劃分，安源屬於江西。
但共產黨組織係統，卻一直把安源歸入湖南省委領導的範圍。
繼毛澤民之後，湖南省委又一位理財高手來到安源，他就是跟毛澤東一起辦書社的易禮容。此時李立三被中共中央調出安源另有任用，俱樂部的領導由劉少奇接任。兩人估計到，隨著罷工勝利後工人經濟收入的提高，購買力必然也會大大增強，正是盈利的好機會。經過商定，決定把工人消費合作社做大做強，除了加強安源老街工人消費合作社總社的經營之外，又在安源新街設立了分社。
資金從哪裏來?除了擴大發行股票的老辦法之外，又采用了一個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吸攬儲蓄。發行新股確實是融資的好辦法，為了讓經濟負擔重的工人也能成為合作社的股東，股票的麵值並不大，每股隻有五角。擴大發行的新股一共兩萬股，打算籌集資金一萬元，募股對象主要是礦區工人。新股一上市，就受到熱烈的追捧，工人們踴躍購買，為能成為合作社的股東而自豪。
開辦儲蓄部也異乎尋常地順利，工人們把平時節攢下來的錢存入合作社的儲蓄部，完全不用擔心安全。在此基礎上，合作社決定變相發行自己的貨幣。這倒不是共產黨的創新，安源煤礦資本家為節省流動資金，早就這麼幹過，他們自辦發行的貨幣名為“礦票”，能當現金使用，與銀元等值，但僅限於在礦區範圍流通，在礦方指定的商店消費。
合作社發行的貨幣共一萬元，以合作社的商品做保證，購買力明顯高於礦票。因為礦票實際購買力僅為銀元的百分之七十，與礦方勾結的商家還要從中撈一把。此時俱樂部會員已經達到一萬三千人之多，加上家庭成員，消費大軍超過兩萬人，都願意使用合作社發行的貨幣，而當時安源周圍的總人口數也不超過十五萬人。
安源成了共產黨幼年時期的一段美好回憶，安源工人消費合作社成了一種成功運作的模式，後來的各個根據地合作社，基本上都是按照安源合作社的模式建起來的。
對共產黨更具戰略意義的是，安源成了一個紅色據點，五年之後毛澤東領導秋收暴動，這裏成了暗伏的一顆重要棋子。因此安源的名氣雖然不如井岡山那麼響亮，但其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卻有其不可忽視的獨到之處。
安源罷工之後，共產黨又組織過幾次大的罷工，但結局遠不如安源罷工美妙。
其中損失最大的就是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大罷工。在這次大罷工中，軍閥吳佩孚撕下支持勞工的偽善麵紗，對工人大打出手。工人領袖林祥謙被殺害，工人死傷百餘人，被捕數十人，因罷工而失業的有三百多人。罷工的失敗引起連鎖反應，導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被查抄，全國五十多個工會被封閉，工會領袖被通緝，工人的言論集會等權利被剝奪殆盡，隻有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碩果僅存，紅旗不倒。
“二七”大罷工，工人的鮮血贏得了社會的關注和同情。就連北京的國會議員對軍閥的暴行也看不下去了，幾位國會議員不顧局勢險惡，騎著毛驢專程去長辛店機車廠聲援工人，參加為死難工友舉行的追悼會。有的議員還找到共產黨在北方的領袖李大釗，表示願意提供經濟幫助:“你們太窮了，工作開展不了，搞群眾運動需要經費，我可以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