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罷工中也有不和諧的一幕。
共產國際以募捐的方式，為罷工中的死難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錢是通過“濟難會”的民間組織轉送到工會，再發給被捕、受傷和遇難者家屬和失業工人手中的。大筆金錢過手確實讓一些經管者紅了眼、黑了心。
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京漢鐵路工會負責發放救濟款的兩位工人領袖，一位是負責發放南段救濟款的張連光，另一位是負責北段的張德惠，兩個敗類竟然卷款潛逃，給罷工造成惡劣影響，兩人也成了中共黨史上第一批貪汙腐化分子。
金錢是一麵鏡子，能照出人性中的善與惡。
每個人的靈魂都會在金錢麵前受到煎熬，工人運動中的腐敗分子如此，政治家們也未能免俗。
在蘇聯的協調下，1924年初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首次出現了共產黨員的身影，他們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形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在“五卅運動”中再次顯示了動員群眾的天賦，讓國民黨刮目相看。在隨後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東征和南征中，共產黨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為了打破盤踞在北方的北洋軍閥對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包圍，廣東革命政府又拜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
北伐軍以十萬兵力迎戰北洋軍閥的七十萬人，采用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先破吳佩孚部署於華中、兩湖地區的十萬大軍，後破盤踞江西、福建東南的軍閥孫傳芳，最後相機消滅直係張作霖，統一全國。
1927年春，蔣介石率北伐的東路大軍相繼占領富庶的江浙一帶，在共產黨人發動三次的工人暴動配合下，攻占沿海重要文化經濟金融中心上海。但是，南方革命陣營內國共兩黨的分歧也日見加劇，最終導致了“四一二”事件。
國共的分裂，人們往往將原因歸結於政治因素，實際上經濟也起了很大作用。
北伐戰爭軍事上的勝利，雖然能暫時緩解南方革命政府的經濟窘迫，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革命經濟成了徹頭徹尾的戰爭經濟。以1926年2月為例，南方革命政府財政收入隻有一千六百萬元，而用於軍費的開支竟然達到一千三百萬元，占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政府的每一百元中就要拿出八十一元去打仗。
攻克上海之後，國民革命軍的軍費每月開支，僅軍餉一項就已經達到兩千九百萬元，每月其他軍需物資、作戰消耗開支至少還要再增加一千萬元;而政府的財政稅收每月隻能籌得一千數百萬元。
斂錢的速度總是比不上花錢的速度快，革命政府也隻好采取向老百姓轉嫁負擔的方法，如增加發行鹽餘券、房捐等的數額;增加一係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新稅種，如征收卷煙保管稅每箱一元、加征漁業稅百分之五十、碼頭捐按貨每件增加兩三成、開征房證金、發行二五附稅庫券等，總之就是伸手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