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機處中，王傑、董浩二人向來與阿桂交好。當和珅專權之時，董與王“格往其間，獨居深念”，從來不與和珅沆瀣一氣。和珅於是總想借機把王傑、董浩逐出軍機處，試圖砍掉阿桂的得力助手，可是乾隆非常喜歡王傑的學問和為人，董浩亦為乾隆所重。和珅百法而不得施。
和珅見無法扳倒阿桂，就連他的跟班也動搖不得，不禁惱羞成怒，為了威懾其他人，他隻好找朝內官職小的出氣了，謝振定任監察禦史，一次鞭打了和珅妾弟，並斥責其座駕違製，一把火燒毀馬車，還說：“此車豈複堪宰相坐耶。”和珅表麵不動聲色。但沒過多久，就借機“假他事劾振定，奪職”。
看來，和珅甚至“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道理，他對待異己要麼表麵應付，要麼一棍子打死，不讓其死灰複燃。絕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準備充足製政敵
和珅做事向來目的性強，而且有仇必報。有時為了達到目的不得不等待，但他們會利用這個時間，擴充自己的實力，尋找對手薄弱處，等待最有利的時機，或者利用這個時間，為對手設計圈套。
所謂未雨綢繆，為了釣大魚，必須要事先準備好誘餌。和珅做事總是處處考慮，盡量把問題想複雜一些，困難多一些，這樣準備才會充足。一旦對手發起攻擊，馬上就可以使出設計好的方案進行周密布署和果斷行動。這樣做事看似曲折，不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樣痛快，但卻可以保你在朝中更加穩妥。
和珅把持朝政時對朝政的最大改革就是設立了議罪銀製度，犯罪的官員據此可以通過交納一定的銀兩來代替懲罰，依舊高官得坐，駿馬得騎。這一製度深為乾隆欣賞，為他帶來了無數的白銀供他揮霍。但是也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對這一製度提出了異議。這個人就是內閣學士尹壯圖。
尹壯圖，字楚珍，雲南昆明人，於乾隆三十一年考中進士，官授庶吉士，後被遷為禮部主事。乾隆三十九年入閣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他上書向皇帝直言議罪銀製度為朝廷帶來的不利。《清史稿》中對此也有這樣的記載：“高宗季年，督撫坐譴，或令繳罰項貸罪，壯圖，以為非政體，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撫自蹈愆尤，聖恩不即罷斥，罰銀若幹萬充公，亦有督撫自請認罰若幹萬者，在桀驁者借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屬員之傾助，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望玩具之愈，請永停此例，其才具平常者，或即罷斥，或用親職，毋須再膺外任。’”
伊壯圖的奏折中提到：各省督撫大員即便犯了錯誤，因為皇恩浩蕩，不會立刻革去他們的官職，而隻罰他們若幹銀兩，以示懲罰。更有一些官員竟然自願交納罰金，對於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員來說，這無異於為他們的行為找到了借口，他們可以肆無忌憚的繼續胡作非為。就連那些平時行為端正，清廉自謙的官員因為得到了下屬交納的銀兩，如果遇到下屬有什麼不軌行為，也不得不為下屬包庇。這也不是設立議罪銀製度的初衷。所以，罰銀的製度雖然起到了很好的做用，卻非但不能令官員們羞愧，反而容易滋生他們的不軌之心，請求皇上永遠廢除這一製度。
乾隆看過奏折之後十分不滿，下詔書說：“尹壯圖既為此奏，自必確有見聞，今指實覆奏。”讓尹壯圖不要隻是憑空猜想，舉出實例來，實際上皇上是不想放棄這個搜刮錢財的政策。《清史稿》中同樣收錄了尹壯圖回複上諭的奏折：“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皆蹙額興歎，各省風氣，大抵皆然，請旨簡派滿洲大臣同往各省查望。”
尹壯圖太過誠實，中進士已經二十四個春秋，對官場竟然還是一竅不通。他也不想想，他能看出的問題，難道別人就看不出來，偏偏等他去提出？他始終沒有做到高級的官位，也是情有可原。他的這個複奏，雖然實際上是指出了和珅所創的議罪銀製度的弊端，但他的打擊麵太大，指向整個官僚集團，這就讓全國最大的官僚乾隆惱羞成怒，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
果然，乾隆帝看了複奏以後，大為震怒。尤其是尹壯圖在奏折中提出，調查的官員要秘密查訪，這就讓和珅也非常惱恨他。和珅對乾隆說：“尹壯圖所謂的密訪實在是不成體統，不能任由他身為朝廷命官任意查訪，必須約束他的行為，以免他任意妄為，也不致攪得各地百姓不得安寧。”乾隆對和珅的建議非常滿意，便下令尹壯圖每查一地之前，要事先通知地方的官員。這樣一來，和珅那些貪汙受賄，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行為就不會暴露，他就可以高枕無憂了。而那些府庫虧空的府縣，在尹壯圖到來之前就接到通知，當然會想盡一切辦法搪塞過去，尹壯圖就是在有能耐，也總是白忙活，什麼也查不出來了。
不僅如此，和珅為了讓事情更加保險，他又向乾隆推薦向來忠心依附於他的慶成陪同尹壯圖查訪，獲得了乾隆的首肯，下詔命尹壯圖與慶成一起去各省調查府庫，每到一處必需五百裏快馬通知各地，不使地方驚慌，而且二人必須尊重地方上的官員，不得以欽差的身份壓人，尹壯圖要聽從慶成的安排，助慶成行事。這樣一來，尹壯圖此次“出差”就成了公費旅遊，什麼收獲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