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威嚴懾眾人
有了實力和有利的形勢，並不意味著一定會取得成功，因為很多人並不了解你的實力，所以要要利用合適的機會，適當地展示自己的實力，抖一抖威風，使別人知道你的權力和威力，以免被人錯誤估計形勢，形成對自己不利的情況。
在官場上，你若不樹立自己的權威，反而可能被欺善怕惡之人所輕視，認為你是軟弱無力。這其實不能怪一些人有眼無珠，因為大部分人總是屈從於權威，你越有權威，便越正確，就越崇高；你越沒權勢，便處處不對。權威一方麵是來自你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如乾隆帝，再就是自己爭取的，如和珅。
乾隆在世時，一再標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對他在文化領域所取得成就更沾沾自喜。乾隆不僅自己喜歡文物珍寶的收藏，而且對整理、編纂鴻篇巨著也是雄心勃勃。他甚至編纂了一本超越宋代編修《太平廣記》、《太平禦覽》、《文苑英華》，明代編修《永樂大典》及其祖父康熙編《古今圖書集成》的巨作，就是《四庫全書》。
乾隆對《四庫全書》十分重視，換了好幾屆該書的總裁，以示鄭重。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和珅受命擔任正總裁。據清史檔案記載：“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內閣奉上諭，和珅著充四庫館正總裁。欽此”。
和珅擔任這一職位可謂理所應當，他從小就喜愛文墨，對詩詞歌賦都略有涉獵，又加之多年伴隨乾隆左右，耳濡目染，頗受熏陶。但是他為了討好乾隆，竟然大興文字獄，惹得一些學者不快，著名學者孫星衍就是一例。孫星衍性格“耿介自持，不隨流俗”，素不喜傾倒權貴。當時許多“英俊之士，多屈收和門”，但孫星衍卻從不與和珅往來，因此，和珅與之向來銜恨，總想找機會陷害他。
有一次，孫星衍散館試《厲誌賦》，引用了《史記》《魯世家》中的章句。和珅不認識其中一些字，就認為星衍寫了錯別字，嚴加指責，並把星衍“抑置二等，以部員(部主事)改用”。此時和珅正兼管翰林院，他曾幾次邀請孫星衍麵談，但均被孫拒絕，並說：“天子命何官不可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不往。”和珅對他是懷恨在心，為了表明自己的能耐和威嚴不可侵犯，找個由頭把孫星衍降為刑部直隸司主事。
不僅如此，和珅在任編纂這些官書正總裁和總裁時，還經常翻閱書稿，喜好挑揀別人的訛誤之處、錯別字和編撰不當的地方，然後呈給乾隆閱看，趁機打擊有才華的人，樹立自己的形象。如為了編修《四庫全書》，紀昀(曉嵐)、陸費墀等曾多次受到斥責、降級或賠款，而陸費墀等人幾乎被弄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由此可見，和珅為了給自己樹立形象，完全不顧別人的痛苦和災難。
而對於那些牆頭草，也就是所謂的“騎牆派”，和珅卻認為並不可怕，他們還不是自己真正的敵人，最可怕的那些與自己作對而且又不肯低頭的人，他們是天生的對手，真正的“天敵”。因此，對於這些與自己作對的“死硬分子”，和珅從不手下留情，隻要一有機會，就要一個一個地打垮他們，讓他們永遠沒有機會與自己競爭。
雲貴總督李侍堯向來倚老賣老，“年老位高，平日睨視和珅，和珅銜之”。於是，和珅抓住海寧彈劾李侍堯索賄受賄的機會，請旨親自赴雲南查辦他，最後，和珅抓住他的把柄，讓乾隆下詔欽定李侍堯“斬監候”。
軍機處首輔大臣阿桂，出身世代貴族，屢立戰功，深得乾隆寵幸，乃乾隆依靠的大臣。因此，和珅要鞏固自己地位，必須要打壓阿桂，或者拉攏阿桂，總之要消除這個威脅。
和珅於是開始有意尋找機會扳倒阿桂，一有機會就把罪名往阿桂頭上栽。由於乾隆經常派阿桂處理一些大案要案，譬如福康安請李天培代買植術私交漕船帶運案和審理富勒渾貪汙案等等。和珅總想在他處理這些案件時，趁機誘使案犯指供阿桂，或者給阿桂戴上包庇罪犯的大帽子。但是阿桂向來清正廉明，又得到乾隆的寵信，所以阿桂縱然多次受到和珅暗算，和最終頁奈何他不得。
這樣，本來就看不起和珅那幅趾高氣昂樣子的阿桂更加不把和珅放在眼裏，每“遇之不稍假借。不與同直廬，朝夕入直，必離數十武(數十步之意)。和珅就與語，漫應之，終不移一步。阿桂內念位將相，受恩遇無與比，乃坐視其亂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誌。”如此種種，和珅對阿桂更加懷恨在心、咬牙切齒。
有一次，軍機章京、員外郎海升毆殺其妻子，上報其妻子“自縊身亡”，其妻弟貴寧不服，上告乾隆：“阿桂以嚐奏不語袒海升，坐罰俸。”和珅一直在等待整治阿桂的機會，現在機會送上門，他便大做文章，暗地指使貴寧一定要告狀，而且盡量把一切責任引向阿桂，自己必定為其撐腰，報其姐被殺之仇。貴寧心想和珅能為其撐腰，必可誅殺海升為己姊報仇，自然更加猖狂，也就欣然同意了。於是他告訴和珅，曹文植可以做證阿桂袒護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並許以重金高官，怎奈“文植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決引退，思禮弗替。”曹文植素知阿桂清廉，又惹不起大紅人和珅，想來想去，隻好托辭說“母老”，辭官歸隱，一走了之。熱情高漲的和珅無憑無據，也不能奈何阿桂，隻好繼續與阿桂妥協，與阿桂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而且自始至終，和珅也沒能在阿桂死前扳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