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這些文字記載告訴我們，以黎錦暉為創始人的流行歌曲，當時廣泛傳播，廣播裏的歌唱節目最受歡迎，有的歌還成為學校的教材，愛好唱歌的人都會哼唱，歌詠界達到了“中興時代”和“黃金時代”。
1936年初，上海知新書局為黎錦暉出版了《明月新歌128首》，這些歌是他1934年、1935年兩年創作的積累，分“社會國家”、“勉勵諷刺”、“歌劇主題歌”、“電影歌曲”、“兒童歌曲”、“抒情歌曲”和“滑稽評劇”七個部分。這些歌有的已陸續和讀者見過麵，且內容比較雜，因而沒有產生此前集中出版歌集時的轟動效應。然而，他為這本歌集所寫的“引言”卻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這份“引言”，是黎錦暉對幾年來把他的流行歌曲斥為“靡靡之音”的評論一次集中的回答，他堅定地認為：“……群眾所需要的，我們所供給的，在音樂的立場上，虛心靜氣地研究一下子，幹脆說一句‘俺沒錯’。”“中國人說中國話，而且應該能兼通國語；中國人唱中國歌，而且應該能唱流行最普遍的歌，這不是極平常的事嗎？何用大驚小怪！”“未來的一切似乎用不著自己表白，明白的人多了，或許代替我們大說而特說。隻要宇宙不毀滅，這些種子從萌芽而榮茂，終有使中國音樂從下層冒起來而出頭的一天。”
黎錦暉的這些話，使我們看到，他對自己所從事的時代曲創作充分肯定，對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充滿信心。他不隻是成就卓著的作曲家，而且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思想家。在曆史向前推進了80年之後的今天，人們終於開始認識《毛毛雨》，理解《毛毛雨》，開始認識黎錦暉，理解黎錦暉，該是“大說特說”的時候了。
黎錦暉為什麼寫時代曲
黎錦暉本人和研究黎錦暉的專家學者，對黎錦暉為什麼創作時代曲，特別是他1929年在新加坡，用八個月的時間創作了百首“家庭愛情歌曲”，總是強調他的生活開支和回國路費以及再辦歌舞學校或歌舞團都需要“錢”。在他的時代曲被指責為“靡靡之音”、“有傷風化”的輿論圍剿中，特別是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評價黎錦暉時，這樣說似乎是要人們認為黎錦暉大量創作時代曲是“無可奈何”，是“情有可原”，這就從根本上降低了黎錦暉創作時代曲的意義和價值。
1930年，黎錦暉率團在東北巡回演出時，曾對友人說，他不願他的作品“隻通行於幼兒園、小學間也”。這簡單的一句話，說明了黎錦暉創作時代曲是一種追求，在“新興歌舞”在中國的音樂史、藝術史上已經登上一個巔峰之後，黎錦暉要使自己的音樂創作提高檔次，他開始為成年人寫歌，這是一個新的領域，是他“改造中國新音樂”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邁出這一步，他的音樂活動仍停留在原來的水平，邁出這一步，展現在他眼前的，又是一片新的天地。
創作成人歌曲，對黎錦暉來說，使他有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1927年—1936年的九年間，盡管一直處於受批評、被圍剿的環境中，他的創作卻是在“自由王國”裏翱翔。他的作品的題材、體裁、形式、風格、旋律、韻味……是隻給孩子們寫歌所無法展現的。從國外歸來的作曲家，很多人看不起黎錦暉，認為他沒進過音樂學府就想成為“作曲家”是自不量力。黎錦暉一麵學習、研究，一麵實踐，他達到的水平卻是一些出身於國內外著名音樂學府的人所望塵莫及的。創作“新型的愛情歌曲”，黎錦暉繼續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黎錦暉時代曲創作的意義和價值
第一，黎錦暉不停創作，連續推出的時代曲，使中國的流行音樂迅速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
20年代的上海已是商品經濟極為發達的大都會。伴隨著經濟活動的“西風東進”，西方的流行音樂和歌曲也開始在上海流傳。《桑塔露西亞》、《老黑奴》……都曾十分走紅。但從整體數量上，外來的歌遠不如黎錦暉的歌那樣多。1930年以前已有一百多首麵世，1931年灌錄的唱片就有一百多張，形成了“批量生產”的規模和聲勢，這是任何國家的作曲家也不曾做到的。黎錦暉的時代曲迅速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
第二，在時代曲大量問世的基礎上，黎錦暉潛心研究，創立了“中國爵士樂”或稱“漢化爵士樂”，和美國爵士樂相互影響，使中國的時代曲，很早就和世界流行音樂接軌，顯示了中國流行音樂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國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