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想到，我的一生是從觀察螞蟻這個微不足道的小動物開始的，後來一輩子從事的也是研究動物--一種自稱為高等動物的人的工作:對“人”這一門最複雜、最奧秘、最尖端的學問。
70多年來，他親曆了中國20世紀前半期的教育;解放後，他不僅參與了對舊教育的接管、整頓、改造以及社會主義教育的初創、探索，而且參與領導了“文革”之後，上海基礎教育的撥亂反正;特別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基礎教育一些重大改革所反映出的新的教育理念，也都滲透著他對人的特性、人的培養與人的發展的研究成果:
--1978年，針對凱洛夫教學論中不全麵的“雙基”觀點，他提出要“加強基礎，發展智能，提高素質”;
--20世紀80年代初，針對農村學校嚴重的流生率和農村發展遲緩的問題，他在上海郊縣率先開展農村教育的改革探索，提出了農、科、教統籌，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結合的觀點，為農村的建設發展培養人才;
--21世紀初，對於經濟發展而道德缺失的問題，他提出了弘揚中國傳統美德的口號;
……
從“觀察螞蟻”到“研究人”，呂老為此奮鬥了一生，為之提出並實踐了不少新的理念。但對教育這門無比深奧的科學，呂老說:“雖然幹了近七十個春秋，但我仍然不敢說我已掌握了其中的奧秘，也寫不出有點水平的著作，所以我不承認自己是教育家，隻承認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
設計“麵向未來的學校”
人們常說:“實踐出真知。”教育尤其如此。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教育家都是親自參與實踐，甚至辦實驗學校的。
1985年，年已70的呂老從繁忙的局長領導崗位退了下來，開始專心致誌地研究未來的教育。
他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個開放得最早的城市中選了5所學校做試點，承擔起了一個麵向未來的全國性重點課題--“中小學整體改革的實驗和研究”。
這是一項研究人的基礎工程，複雜而又艱巨。課題從立項到結題，經曆了三個五年計劃。課題組成員學校從開始的5所學校擴大到21所，後又發展到近40所，遍及全國16個省市，涵蓋了高中、初中、小學、幼兒園，既有著名實驗學校、重點學校，又有一般學校、農村學校、民辦學校，也有少數民族學校，還有3個教育研究機構。因為它時間跨度大，地域跨度大，而且對基礎教育，誰都能提意見，但誰都沒有個準意見，所以，有人把這種研究稱為“地獄之門”。但呂老對這項研究，卻情有獨鍾。他說:“這個工作如果能夠做好，那麼對學校的改革可能是一個推動。”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呂老始終努力把課題組的所有成員學校建設成一個學習機構。大家根據總的思路、指導思想，在一起不斷學習先進的教育理論和方法，互相交流思想，更新教育觀念，依著“問題-行動計劃-反思-新的問題”的程序，進行行動研究。
在呂老的指導下，課題組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從各實驗學校的地域文化、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辦學背景和辦學理念出發，圍繞培養目標和評價標準，麵向未來的課程、教學，改革開放時代背景下的學校德育，針對不同個性和發展水平學生的教育教學策略，學校環境建設和教育社會化以及21世紀現代學校辦學模式六個方麵，進行了相對獨立、各具特色的研究、實驗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