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康熙初平定葛爾丹叛亂後，經由內外蒙古和新疆的對俄羅斯及歐洲的貿易進一步活躍起來，滿州裏、恰克圖、塔爾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場。比如在恰克圖，通過蒙古草原有一條中國通向歐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質經長江、運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賒旗鎮，經過清化—澤州—潞安—子洪口—晉中—太原—雁門關—黃花墚—殺虎口—歸化—庫倫（恰克圖）—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葉卡捷林娜二世統治時期訂立的條約規定下來的貿易，是以恰克圖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動中心……”大約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從這裏輸走茶葉4萬箱左右，“1852年卻達175000箱”。此外，還有“少量的糖、棉花、生絲和絲織品……俄國人則付出數量大致相等的棉織品和毛織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國皮革，精致的金屬製品、毛皮以及鴉片。買賣貨物的總價值（按照所公布的賬目來看，貨物定價都不高）竟達1500萬美元以上的巨額”，“運往恰克圖供應1855年集市的茶葉不下112000箱”。“由於這種貿易的增長，位於俄國境內的恰克圖就由一個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點發展成一個相當大的城市了。它變成了這一帶邊區的首府，榮幸地駐上了一位軍事指揮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時，恰克圖和距離它約900英裏的北京之間，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郵政交通來傳遞公文”（馬克思：《俄國的對華貿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頁）。恰克圖市場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換額大約為100萬盧布左右，1765年前後（乾隆中期）增至200萬盧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達到300萬盧布以上，1796-1920年（嘉慶年間）增至600萬盧布以上，道光鹹豐年間持續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為例，經山西商人之手，輸往恰克圖的商品，僅茶葉一項達12萬箱（每箱100磅）。這一年，從俄國輸入的商品有：各種毛皮123萬張，各種毛呢11000匹，天鵝絨117萬張，亞麻布57萬俄尺，羽紗2.6萬俄尺。據統計資料，道光朝是恰克圖市場的繁榮時期。這個時期，俄國對華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40％-60％，19世紀40年代貿易額有時超過60％，據《中俄貿易之統計的研究》，1844年，中國對俄商品輸出入分別占全國商品輸出入總額的16％和19％。對俄貿易僅次於英國，占第二位。1821-1850年，中國方麵向俄輸出每年約在800萬盧布上下。俄國對華貿易的差額，是由一種白銀的粗製品以“工藝品”的名義來支付的，因為當時俄國禁止輸出白銀。而這種粗糙的“工藝品”大部分是俄國從漢堡或萊茵河上的法蘭克福輸入的，稱為漢堡銀，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後，鑄成元寶銀，投入國內金融市場。據估計，在公元1840年以前的兩個世紀裏，中國最終從世界各地獲得了大約60000噸白銀。
蘇州是大運河邊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轉運茶葉時由水路轉入陸路的重要碼頭，為了能有個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運河的邊上蓋起了這座會館，山西商人的這個不經意的舉動，為後世的中國留下一座占地麵積最廣、規模最為龐大的古代會館建築群，可以想像幾百年前穿著長袍馬褂的山西商人們就是坐在這裏從容地調度著運河上、長江上南來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計算著買賣的盈虧。好多的商人到某地經商，而且在那個地方貿易額占得比例很大，在這種條件下才產生會館，商人才會出錢湊起蓋會館，把會館弄得富麗堂皇，很有聲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個標誌。在後世的民國元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有一個調查，這個調查發給各個會館的，其中山西的會館首席董事他給美國領事回了一個報告說，由於山西商人在鹽業、典當、錢業、顏料、紙業這些行業商號眾多，不可數計，所以無法統計。到了後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慢悠悠地走進山西中部的一座縣城，這座縣城的名字叫太穀，坐在轎子中的是時任大漢銀行董事長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藹齡，這次旅行是他們婚後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鄉，從上海出發時宋藹齡下了很大的決心，因為她聽說那裏的生活是艱苦的、原始的，但當旅行結束時，這位新娘驚奇地發現了一種她前所未聞的生活。1973年，美國傳記作家羅比.尤恩森用這樣的語言描述了宋藹齡當時的感受：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穀，所以這裏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十九世紀，很多西方國家駐華領事在商務報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開設的金融企業—票號。駐漢口的英國領事說，漢口商人與外埠業務往來多由富裕的山西票號占先，它的作用幾乎與英國銀行一樣。駐上海的英國領事也用了類似的語言描述山西票號。它們的信用度很高，與內地各省的彙兌業務以及中國人對通商口岸交易所簽發的票據全部都經過山西票號。據後世史料顯示，山西票號極盛時期是從1900年-1910年，那時候大的票號存款在七八百萬兩，小的有二三百萬兩，這時候他們盈利數額很大，也可以說是山西票號極盛的時期。在光緒32年的時候，據全國最大的票號日升昌所屬的14個分號統計，每個分號平均年彙兌量是231萬，而日升昌分號總共有400餘家，一家320多萬，那就是八億多兩。梳理綿延萬裏的商業血脈，調度上億兩白銀，需要的不僅僅是精打細算或節衣縮食這樣的小聰明，而要靠一種氣吞萬裏、俯視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讓人們驚歎的是在交通、通訊、法律、政策都不具備的條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經以一種和現代企業製度非常接近的組織模式、管理方法來經營著他們的事業。
後世的清末，俄國駐中國領事館的一位官員鮑戈亞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時用了這樣的話：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貿易，其辦法就是把某一地區的所有商人都招來入股，因此在中國早已有了美國托拉斯式企業的成熟樣板。當時另一位西方人、德國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談到山西商人時也拋開了日爾曼民族傳統的嚴肅和拘謹：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能，有發達的數量意識和金融才華。後世的1912年，這一年是民國元年。10月28日晚6時，在北京城一座頗為雅致的飯館裏，一群山西商界的頭麵人物正在宴請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設宴歡迎梁啟超，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十分大膽的計劃，由他們出麵籌備組織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山西商人們希望借助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動這項計劃的實施。即使拿後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麵組建中央銀行也顯得過於大膽。因為中央銀行是國家的金融中樞，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梁啟超並沒有覺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實際，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當時中國唯一能做成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講中他說：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曆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彙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彙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麼“西玉成”北京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彙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隻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彙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彙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彙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彙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彙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彙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彙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彙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就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阪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采銅礦，劉永和投資開采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征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產關係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製，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雇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折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zhan有權和使用權，他們隻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雇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曆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係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幹，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幹的人當掌櫃（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彙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製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製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山西商人首先創造了民間彙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幹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