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國自古都有重文輕商的傳統，但中國人善於經商的傳統卻傳承了數千年，在人類曆史上，中國商業大多數時間都處在世界的第一的位置，對中華民族的進步、經濟的繁榮、文化的建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晉商應該說是龍頭是老大，特別是進入明清以後，這種現象更為明顯。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製造品。據曆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遊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占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鬆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範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麵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到了後世的21世紀初的北京，還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遊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範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穀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山西商人經營商品之多、投入資金之多、從業人員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幫裏麵都是首屈一指的。晉商控製了幾個重要的行業，比如金融業完全由晉商來控製，還有一些顏料業也在晉商手裏控製，他們在當時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到了後世的21世紀仍然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撚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也是如此：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複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複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晉商能夠在全國呼風喚雨也就是他們抓住了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這麼一個曆史性的機遇，這樣才使得晉商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蘇州，明清兩朝的商業都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裏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人們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從這裏找到。在後世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這座城市的人們準備建立一個戲曲博物館時，他們選擇的館址竟然是一座當年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座精美的戲台。會館並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動場所，這裏隻是他們聽戲、聊天、聯絡鄉情的地方。著名學者餘秋雨在講到這件事時說：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裏找到了。會館不論如何精美都隻是當時的山西人偶爾盤徊稍稍放鬆一下的地方，他們居家過日子的地方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在山西平遙民居，這樣的院子在很多山西縣城中幾乎隨處可見，而昔日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縣城中都不是什麼有名的人物，正是這種普通更加襯托出一種氣度，當高聳的屋脊、厚實的院牆密密匝匝地擠成一片時，這樣的規模就彙成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象征—富裕。當大多數中國普通百姓還居住在土坯壘成的房舍裏的時候，山西人已經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提升到一個令後世數十年後的人們都羨慕的境界。1822年，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龔自診為了緩解內地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穩固邊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議，將內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區遷移，但龔自診認為這個政策不適用於兩個地方：一是江浙，因為這裏的居民太柔弱，經不起西北的風沙；另一個地方就是山西，因為這個地方太富裕了，沒有人願意去西北吃苦。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龔自診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海內最富的標誌體現在這幾個方麵：第一、固定資產。在固定資產方麵實力強盛，像著名的喬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資產三五百萬、六七百萬、甚至上千萬兩白銀，由此足見其富。第二、他們的流動資金豐厚，也各有上千萬兩白銀。第三、從山西城鎮經濟發展中尤其是晉中一帶一個縣城的發展市肆繁華不下江南，誠如美國學者所談的，太穀是中國的華爾街，諸多的票號、商號，這在過去也是比較少見的。鹹豐三年（1953年），廣西道的監察禦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書中說：山西太穀之孫姓富約兩千萬、曹姓、賈姓各四五百萬、平遙之侯姓、介休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各家有資本各千萬，介休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僅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產做一個簡單的加法，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還僅僅是一個清朝官員親眼所見的數量，如果把整個山西富戶的全部家產做一個詳盡的統計，那得出的數字幾乎不可想象。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存銀還要多。這麼多有錢人，在一段時間裏，集中出現在一個地方，這種現象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並不多見。那麼山西人是怎麼樣積累起如此龐大、數量驚人的財富呢？
這牽扯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西北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氣候也非常寒冷，盡管清朝統治者來自於東北，但是對西北還很陌生，生態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清軍的後勤供應非常困難，所以他們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邊將士們所有的用度通過一定的商業運作方式來解決，你如果能夠解決的話，我們朝廷給你們另外一種許諾，比如賣鹽的許諾，在這種情況下，山西正是首當其衝，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們中原統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還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邊疆區的大通道，山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山西票號跟清朝政府發生了比較大的緊密關係，它代替政府收解銀兩、彙兌，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貴族大筆的存款。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比較顯著的應該票號方麵、金融方麵。因為金融的發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的標誌，正是因為這樣，它才有了信譽，有了這種信用以後，商業的規模才能擴大，商業進程的範圍才能更加廣闊，而這一點是從晉商開始的。一雙雙輕巧、靈活的手將這些綠色的嫩芽從枝頭采摘下來，這些嫩芽經過加工之後將變成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飲品—茶葉，這種源於中國的植物傳入西方之後，竟改變了許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國最有名的茶葉產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時候，大量的客商都會彙集到這裏，三百多年前，來到這裏的商人中絕大多數都操著山西口音。絲綢之路衰落之後，在歐亞大陸上又形成了一道國際通道—茶葉之路。茶葉之路大的概念是從中國杭州、武夷山（現福建）、漢口附近的羊樓山、赤壁采集了茶葉，主要是粗茶、磚茶。這種茶通過山西商人的組織在漢口以南一直是用船來運輸，到了漢口起岸，就是用高腳（駱駝、騾子）運到歸化城，歸化城就是後來的張家口是一個大的集散地，從這兩個地方重新組織大的駝隊把它編排、整編象軍隊式的那樣一種駝隊，運到庫侖、蒙古西部的烏裏雅蘇台和科布多，然後再往北走到達沙俄邊境城市恰克圖。事實上這條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同治皇帝時期），通過恰克圖這一條路線不包括海拉爾和塔爾巴哈台，光中間這一條路線的交易量占俄國的出口貿易的40%，占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進口出口貿易總量分別是18%、16%是通過恰克圖市場進入俄國，然後進入歐洲市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