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以來長達三個世紀的商業革命中，中國經濟卷入了國際化浪潮。在這場國際貿易中，中國的白銀貨幣淨流入，這意味著中國的商品淨輸出。中國商業革命與中國明清各大商幫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幫推動了中國商業革命。在明清時代，中國商業、手工業迅速發展，異地販運貿易十分活躍，已經形成了許多商幫，如山西幫、徽州幫、陝西幫、廣東幫、山東幫、洞庭幫、江右幫、寧波幫、金華幫、紹興幫、福建幫等等，其中山西幫活動舞台最大，資力最強。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分離出來了貨幣經營資本，其主要組織形式為當鋪、錢莊、印局、賬莊、票號等金融企業，遍布全國各地乃至亞歐一些國家。外國人把這些金融機構統稱山西銀行。中國的金融革命與山西票號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山西票號或稱山西銀行推動了中國的金融革命，啟動了中國經濟國際化的閥門。中國明清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與歐洲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發展的。公元1500年以前，歐洲和中國一樣還是農業社會，甚至農業水平比中國還低。經過1500年到1750年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歐洲各國先後發生了工業革命，走進了工業社會，現在進入了後工業經濟時代。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曾經創造了世界農業經濟時代的輝煌，也曾經創造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偉大業績，而工業經濟社會的曙光卻遲遲不能露出地平線，讓歐洲走在了前頭，而且距離越拉越大。造成這一曆史事實的原因，從戊戌變法到後世的21世紀，已經討論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認的主要有兩點：首先，歐洲多了一場文藝複興運動，這是一場針對落後的農業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對神權的清算，是對人權的張揚，是對科學的祟尚，進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術的進步、保護和推廣，加上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帶來的國際交流、資本積累和企業組織製度的創新，工業的進步是不可以阻擋的。而中國的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的封建倫理和沒有經過衝擊和升華的傳統儒教思想，長期占居主流社會和統治地位，沒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會的開放就很難，天朝帝國居高臨下，商人階層無法進入主流社會。其次，由於上述原因決定的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的創新，中國始終比歐洲艱難，分散多元的歐洲小國的經濟社會製度創新顯然要比權力高度集中的大國經濟社會的製度創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沒有可能為中國經濟社會製度創新提供任何條件。沒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沒有經濟社會製度的創新，沒有經濟社會製度的創新就沒有工業革命的環境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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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中的幾大家
喬家：
喬氏家族的第一代創業人喬貴發由小本生意起家，從闖蕩口外的小夥計成長為壟斷包頭商業的大財東，包頭城至今仍流傳著“先有複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俗語。喬氏家族的產業在第二代創業人喬致庸手中繼續發揚光大，達到鼎盛，商行、銀號開到了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喬家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事實上喬家的各類動產、不動產加起來應該有數千萬兩之巨，大約相當於現代的近百億資產，這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於長治、祁縣之間的“貨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間發展成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渠家開設的長源川、長裕川兩大茶莊，從兩湖采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他們還開設有“三晉源”、“百川通”票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渠家共有資產三四百萬兩，事實上遠遠不止此數，傳說，僅“旺財主”渠源湞的一個銀窯內就藏有白銀三百萬兩。
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即是根據渠家的故事改編，片中反映了三晉源票號的經營以及渠源湞、渠本翹父子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衝突。渠源湞是一個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孫渠川因此將這部小說定名為《金魔》。與父親終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成為著名的愛國商人、教育家。
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財主：田喜財主、旺財主、金財主。他們在祁縣古城東半城建有十幾個大院，千餘間房屋，占地三萬多平方米，人稱“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晉祠，明洪武年間遷至太穀。曹家的興盛始於明末闖關東的曹三喜，到道光、鹹豐年間，達到鼎盛，640餘座鋪麵遍布大江南北，雇員37000餘人，資產高達
1200萬兩白銀。從商業業績而言，曹氏家族在晉商豪門中是較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羅斯、日本、朝鮮。曹家的興盛曆經二三百年而長盛不衰，二十世紀初的亂世，由於國家銀行排擠、俄國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華以及子孫吸毒的影響，才走向衰落。
曹家雖然偏居鄉間，但生活極為奢侈糜費，常領全省風氣之先。早在1920年，曹家就購買了一輛美製汽車，而當時，連山西督軍閻錫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購買了發電機，安裝了電燈電話，均為全省首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兒”出殯時，耗銀十萬兩，動用*人抬棺。目前仍保存於曹家大院內的“百壽大屏風”、“金火車頭鍾”等珍品可以讓遊客感受到曹家過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車頭鍾，據說是慈禧太後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為保護家眷及財產安全，曹家多年來一直聘用當地形意拳高手做為保鏢，此後又組建了護院武裝，在光緒年間人數多達五百，到了民國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並配有統一服裝，聘請軍官教練，每逢三、六、九日，還要進城與官軍一起操練。
日寇侵占太穀後，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動用兩輛卡車用四十餘天時間將曹家珍寶財產掠奪一空，部分彩繪上的金粉也被刮走。
王家：
靜升王氏為太原王氏後裔，元代皇慶年間曆經兩次遷移之後定居靜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靜升王氏以耕作和磨製黑豆豆腐開始，由農及商，由商到官，終於在清代中葉發展成為富甲一方、聲名顯赫、人丁逾千的靈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傳至第十四世王謙受、王謙和兄弟時，清廷因征討吳三桂叛亂急需軍馬，已經開始從事牲畜販賣的王家兄弟獻上24匹良馬，此舉不僅使他們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揚，同時受命為清軍籌集軍馬糧草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王謙受還參加過康熙皇帝的千叟宴，禦賜龍頭拐杖一把。王謙受後來以2000兩白銀為兒子王夢簡捐了一個五品官，王家由此邁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後，王家通過正途科考、異途捐保和祖德蔭襲三種方式，先後有52人被典封官職。
靜升王家和許多大家族一樣，曆經艱苦創業和鼎盛輝煌之後，也逃脫不了興衰起落的必然規律。王家的衰敗始於道光年間，部分王家後人染上鴉片癮之後，淪落為偷兒、乞丐。王家首先被出賣的是紅門堡內的部分宅院，異姓主人遷入之後，堡門門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為“合堡同德”。此後，高家崖以964兩紋銀易主，孝義祠以2000吊銅錢賤賣。抗戰爆發後，王家碩果僅存、資財依舊雄厚的王飲讓一支匆匆將各地資產變賣後舉家南遷。自此，這個輝煌一時的名門望族，曆經600餘年的創業與興盛之後，終於煙消雲散，僅僅成為一方土地上的曆史話題。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穀遷居車輞，以牧羊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褳遠赴張家口走上了經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褳後來供奉於常氏宗祠內，與常萬達的名言“視有若無，視盈若虛”一起被常家子孫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萬（王已）、常萬達學有所成之後，成為父親的得力助手，兄弟兩先後創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個商號，開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羅斯的數萬裏國際貿易通道“茶葉之路”，成為首屈一指的晉商“外貿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際，擁有員工千餘人，駱駝上萬峰，獨占中俄茶葉貿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間是當之無愧的全國第一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