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麵一章最後幾行所提出的預見或意見，正如讀者所知道的，在幾個月以後得到了證實。對不斷革命的批評隻不過為拉狄克提供了一個把他自己推出反對派的杠杆。我們希望，我們的這一整本書可以證明，拉狄克走進斯大林的陣營這一點，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但是，甚至變節也有不同的等級，不同的惡劣水平。拉狄克在悔過聲明中完全恢複了斯大林在中國的政策。這一點意味著達到最深的背叛程度。對於我來說，留下來要做的隻是摘要引證我對拉狄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斯米爾加的悔過聲明（這個聲明把他們列入政治犬儒派的黑名單）作出的答複：
“正像所有有自尊心的破產者一樣，這三個人當然不會不用不斷革命來掩護自己。這三個投降分子力圖用廉價的誓言抹煞近年來的全部機會主義失敗史的最具有悲劇性的經驗——中國革命，他們保證說，中國革命跟不斷革命論毫無共同之處。
“拉狄克和斯米爾加頑固地維護中國共產黨從屬於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做法，不僅在蔣介石政變以前是這樣，在這以後也是這樣。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則嘰哩咕嚕說了一些含糊其詞的話，正像在牽涉到政治問題的時候他經常表現的那樣。有一個事實是值得注意的：凡是反對派隊伍裏維護共產黨從屬於國民黨的做法的人，都變成了投降分子。沒有一個忠實於自己的旗幟的反對派分子有這種標記，因為這是一種臭名遠揚的可恥的標記。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了四分之三世紀以後，在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這些倒黴的‘馬克思主義者’居然還認為可以維護把共產黨人關在國民黨籠子裏的做法！拉狄克在當時對我的責難所作的答複中，正如在今天的悔過書中一樣，已經試圖恐嚇我們，說共產黨一旦退出資產階級國民黨，無產階級就會脫離農民而陷於‘孤立’。在這以前不久，拉狄克把廣州政府稱為農工政府，這樣就幫助了斯大林掩蓋無產階級從屬於資產階級的事實。這些可恥的行徑，這種盲目性、這種愚蠢、這種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後果，究竟用什麼來掩蓋呢？的確，用什麼呢！用對不斷革命起訴！
“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正在找借口投降的拉狄克，立即附和了一九二八年二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中國問題作出的決議。這個決議把托洛茨基主義者說成是取消派，理由是他們把失敗稱為失敗，同時不願意把勝利的中國反革命看成是中國革命的最高階段。在這項二月決議中，宣布了武裝起義和蘇維埃的方針。對於每個不完全缺乏政治感而有過革命經驗的人來說，這項決議是一個最背叛、最不負責任的冒險主義的例子。而拉狄克卻附和它。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對待這個問題，巧妙的程度不亞於拉狄克，隻不過是從相反的一端出發而已。他寫道，中國革命已經失敗了，並且已經失敗了很長一個時候了。一次新的革命將不會很快地到來。值不值得同中派分子爭論中國問題呢？關於這個題目，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寫了一些長信。我在阿拉木圖讀這些信的時候，有一種可恥的感覺。這些人在列寧的學校裏究竟學到了些什麼呢？我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前提同拉狄克的前提正好相反，但結論是一樣的：他們兩個人都受到這樣一個偉大的願望的鼓舞，即希望通過明仁斯基的斡旋而使雅羅斯拉夫斯基能夠兄弟般地收容他們。[1]哦，當然，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革命的利益。他們並不是野心家。根本不是。他們隻不過是一些無可救藥的、意識形態上已經破產的人。
“針對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二月全體會議的冒險主義決議（一九二八年），當時我已經提出一個在民主口號下動員中國工人的方針，其中包括中國成立立憲會議的口號。但是，在這裏，這三個倒黴的人卻陷於極左的立場；這種行動是廉價的，對他們來說是一無所得的。民主口號嗎？絕不行。‘這是托洛茨基方麵的一個大錯誤’。唯一的做法是在中國建立蘇維埃——一點也不能改變！很難想象還有什麼比這種立場——對不起——更荒謬的了。在資產階級反動時期提出建立蘇維埃的口號，是嬰兒吵鬧，也就是說，是對蘇維埃的一種諷刺。但是，甚至在革命時期，也就是在直接建立蘇維埃時期，我們也沒有取消民主口號。在已經取得政權的真實的蘇維埃在群眾眼前同真實的民主機構發生衝突以前，我們沒有取消民主口號。用列寧的語言（而不是用實利主義的斯大林及其傳聲筒的語言）來說，這一點意味著：在國家的發展中不要跳過民主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