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狄克的論文中，有一段話是一種最使人感到憂慮不安的征兆。盡管這段話好像同我們感興趣的中心主題不相幹，但是由於拉狄克傾向於同當今中派主義理論家統一觀點，所以這一段話實際上同中心主題還是有聯係的。這裏說的是他關於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方麵多少有些隱蔽的進展。這一點必須著重地談一談，因為拉狄克的這條“次要”的錯誤如果進一步發展下去，就有可能超越所有的其它意見分歧，表明拉狄克的錯誤已經確實無疑地從量變轉到了質變。
當談到來自外部對革命構成威脅的危險時，拉狄克寫道，列寧“意識到在1905年俄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上，這種（無產階級）專政隻有得到西歐無產階級的幫助才能維持下去”。（黑體是我標的——列．托）
這是錯上加錯。首先，這是粗暴地違背了曆史發展的前景。事實上，列寧不止一次地說過，如果沒有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民主專政（根本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無法維持下去。這種思想像一條紅線貫穿在1906年斯德哥爾摩黨代表大會期間列寧所發表的全部論文和演講（關於同普列漢諾夫的論戰、國有化問題，等等）之中。在這一段時期，列寧根本沒有提出過在西歐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就在俄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但是，現在最主要的問題還不在於此。“在1905年俄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上”是什麼意思呢？那麼1917年的水平又是怎樣的呢？正是在這種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之上產生了一個社會主義的理論。共產國際的綱領將整個世界劃成方格，分成經濟水平上“足以”與“不足以”獨立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區域，這樣就為革命的戰略築造了一係列毫無指望的絕路。經濟水平的區別無疑對於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會其有決定性的意義。在1905年，我們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其實我們也不能建立民主專政。在1917年，我們建立了將民主專政吞並在內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是，1917年的經濟發展水平雷同於1905年的經濟發展水平，隻有在西歐無產階級的及時幫助下，這次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挺住，並發展到社會主義。當然，這種“及時性”不是事先計算好的，它是在發展和鬥爭的進程中形成的。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世界各種力量之間的關係，而1905年和1917年俄國發展水平的差別，不管本身有多麼重要，事實上僅處於次要地位。
但是，拉狄克不滿足於就水平差別所援引的模棱兩可的話。在指出列寧理解革命的內部問題和世界問題之間的聯係（哦，可不是嗎！）後，拉狄克補充說：
“列寧沒有單獨把在俄國保持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歐無產階級的援助之間的這種聯繁的概念尖銳化，而托洛茨基的表述走過分尖銳化的，也就是說，這種援助必須是已經取得勝利的西歐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黑體是我標的。——列．托）
老實說，當我讀到這幾句話時，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為什麼拉狄克要從不肖門徒的武庫中撿取這種不中用的武器？要知道，這是在重複我們經常有充分理由加以嘲笑的斯大林主義的陳腔濫調。其它問題姑且不說，僅這段引語就表明，拉狄克對列寧道路上的主要裏程碑的想象實在太糟了。列寧不僅從來沒有像斯大林說的那樣，將歐洲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施加的壓力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對立起來，相反，他在論述來自外部的革命援助問題上比我更為尖銳。在第一次革命時期，列寧不斷地重複說，沒有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就不能保持民主製（甚至連民主製也不能保持！）。從總體上說，在1917年至1918年以及隨後的幾年中，列寧除了將我們的革命同歐洲已經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聯係起來，考慮和估計我們的革命命運之外，沒有運用過其它方式。例如，他直截了當地說：“沒有德國革命的勝利，我們就注定要失敗。”他是在1918年說這句話的，並不是根據1905年的“經濟水平”。當時他考慮的不是將來幾十年的事，而是在近期內，如果這個時期不是幾個月的話，也隻不過是幾年內的事。
列寧曾多次解釋道：如果我們挺住了，“那是因為當時有幸在短期內（在短期內！——列．托）形成的一種特別條件使我們免遭國際帝國主義的侵襲”。他接著又說：“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下，……國際帝國主義……都不能和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處……在這裏，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1] 那麼結論是什麼呢？他是否對無產階級的“壓力”和資產階級的中立化抱有和平主義的期望呢？不是的，他的結論是：“在這裏，俄國最大的困難……必須喚起國際革命。”這些話是什麼時候說的，什麼時候寫的呢？不是在1905年，當時尼古拉二世正在就鎮壓革命問題同威廉二世談判。我提出的“尖銳的公式”是在1918年、1919年以及隨後的幾年。
回顧往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是這樣說的：
“我們清楚地懂得，沒有國際的世界革命的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列．托）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在革命以前，甚至在革命以後，我們都是這樣想的：或者是其它資本主義發展較快的國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發革命，或者是與此相反，我們非失敗不可。盡管我們這樣想，但我們還是盡一切可能，要在任何情況下保存蘇維埃製度，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工作不僅是為了自已，而且是為了國際革命。我們懂得這一點，我們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剛剛勝利，以及在簽訂布雷斯特－裏托夫斯克和約時期，一再表達了這種信念。一般來說，這是正確的。可是，實際上事情並不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直線地進展。”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