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潛能，但人的潛能並不是恒定和永存的，它是有遞減規律的。
很多猶太教育家都認為，一個人的事業、社會地位、婚姻和財富，並不取決於某種單一的因素。智商高的人不一定能成功，反之，智商不高的人不一定不成功。智商低的人幸福的指數比較低，智商高的人則比較自由和快樂，智商的高低與早期教育有著極大的關係。
猶太母親愛莎說:“我的孩子出生還不到六周，我就自作主張要他看一些有顏色的東西，比如，我給他喂奶的奶瓶的顏色就各不相同，這與很多國家永遠隻用一種顏色的奶瓶是不一樣的。我發現用不同顏色的奶瓶給孩子喂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為這樣孩子就會愛上某種顏色，當用他所喜歡的顏色的奶瓶喂他奶時，他總是表現得很有食欲，兩隻粉嫩的小手總是試圖要抱緊這隻奶瓶。
“當然，用他不喜歡的顏色的奶瓶喂他奶時，他會不停地扭頭，回避奶瓶嘴或吐出來，有時還會皺著眉頭表示他的反抗。除了奶瓶之外，我還給孩子買了紅色的小鼓，用短繩把小鼓拴到他的手腕上，隨著手的上下擺動，小鼓就會隨之發出聲音。孩子就會很高興。”
為了讓孩子分辨與記住這些顏色，她每周給孩子換一個其他顏色的小鼓。通過這種方式，在不多的時間中孩子就會記住綠色、紅色、藍色、黃色等顏色。在形狀上會對圓的、方的有一個不同的概念。
另一個猶太母親海可·華絲格說:“教育孩子的方式很多，可以讓孩子拿一些貼有砂紙的紙片和其他光滑的物品，教給孩子粗糙、光滑等形容詞。當然嬰兒拿著這些東西總喜歡往嘴裏送，家長要注意，不要讓孩子養成這種習慣，讓他們記住大人不允許的東西是不能放進嘴中的。”
猶太母親的建議:給孩子買玩具，應按年齡有所不同。年齡小的孩子給他的玩具應該是線條簡單而色彩明快的那種。
這是猶太母親教育孩子的一些方法。這些辦法很快就被大多數猶太母親所接受。因為猶太人中有一個良好的習慣，為了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她們總是在不斷探索教育孩子的方法。有了一種好的方法，她們就會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她人。她們認為教育好孩子是每一個猶太母親的責任，也是每一個母親所應承擔的民族責任。
知識是自己的，別人永遠偷不走
猶太人將知識與求知活動抬高到這樣一種自身即為目的的境界，雖然有助於知識和學者的地位的提高，有助於教育的發達，但要是僅僅停留在這一近似於“形而上”的層麵上，猶太民族很可能成為一個隻會學究的民族。好在猶太人對於知識問題，還有一個相當實際的認識:知識就是人生最大的財富。
有一次，在一條船上，船客皆是腰纏萬貫的大富翁，唯獨其中夾雜著一名拉比。
富翁們聚在一起彼此炫耀財富多寡。拉比見後說道:“我認為我才是最富有的人，不過現在暫時不向各位展示我的財富”。航行途中客船遭到海盜搶劫，富翁們金銀珠寶和所有財產都被搜刮一空。海盜離去之後，客船好不容易才抵達某個港口。拉比的高深學問立即受到港口鎮民的賞識，他開始在學校裏開班授徒。
不久，這位拉比遇到先前同船而來的富翁們，他們一個個處境淒慘落魄。這時他們看到拉比受人尊敬的樣子，一個個明白了當初他所說的“財富”，感慨地說:“您的確說得對，受過教育的人擁有無盡財富。”
從這則故事中，猶太人得出的結論是:由於知識可以不被掠奪且可以隨身帶走，所以教育是最重要的，是人類最主要的資產。
猶太人的這個結論十分直觀和實際。在當今世界上，知識就是財富，受教育程度同收入成正比，幾乎已經成為一條嚴格的定理(除了在少數地方)。
以美國為例，一個高中畢業生一生大約比一個初中畢業生多掙10萬美元(20世紀80年代初水平);一個大學畢業生又要比一個高中畢業生一生至少多掙20萬美元。而在占世界猶太人總數達38%的 600萬美國猶太人中，高中畢業生當時已達84%，大學生已達32%。相比之下，全美總人口中，隻有35%的高中畢業生和 17% 的人大學畢業。僅僅這一個差別已經構成了美國猶太人與美國其他少數族類群體巨大差異的基礎:1974年美國猶太人家庭平均收入為1.334萬美元。而白種人中非猶太族類群體的家庭平均收入隻有9953美元，前者比後者高了 34%。
對個人來說是如此，對國家來說也同樣如此。用一位當了總統後又去當教育部部長的伊紮克·納馮的話來說，就是“教育上的投資就是經濟上的投資”。而且，“教育上的投資”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投資”!知識是一種特殊形態的財富。不被搶奪且可以隨身帶走，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優點!隻有猶太人才這麼早就領悟、發現、讚美這樣的優點。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猶太人一直像逾越節前夕一般，身著行裝，隨時準備踏上旅途。而且，上路之前往往還要遭受一場洗劫。他們的不動產是帶不走的，他們的錢幣是帶得走的，但往往被暴徒們和國正們帶走。真正別人帶不走而他們自己帶走的，唯有他們的信仰和知識以及由知識和求知探索而生成的智慧。
既然猶太人的信仰往往是增加他們收入的一個大因素，那麼，真正可以轉化為物質形態的財富就隻有知識了，而知識包括腦的知識，學問和手的知識，技能，同時也是他們所有投資的濃縮和凝固形式。猶太人在流散四方的途中或新居住點能迅速地找到那些缺乏教育而無法與之競爭的較好的位置，從而站住腳、恢複元氣甚至興盛起來，這筆“資本”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而猶太人自己的國家以色列之所以能在短短幾十年內迅速崛起，某種意義上，同樣是這筆“資本”的作用。對於個體猶太人來說，知識的那種“可以隨身帶走”的靈巧性，也為他們選擇同樣“可以隨身帶走”的靈巧職業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在任何一個地方，猶太人都相對集中於金融、商業、教育、醫學和法律行業。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猶太人的職業構成中，這類專業性、技術性、經營性工作所占的比重，男子為70%，女子為40%，而同期全美平均卻分別隻占28.3%和19.7%。在最為靈巧而收入最高的兩大行業，醫生和律師中，猶太人的比例更是曆來奇高:1925年普魯士約有33%的醫生和25%的律師是猶太人;在猶太人僅占4.5%的羅馬尼亞，有1\/3以上的醫生(包括獸醫)是猶太人;而20世紀70年代末的美國，約有3萬名猶太醫生，占私人開業醫生總數的14%;約有10萬名猶太律師，占律師總數的20%。看著這些令人不無枯燥之感的數據，不能不又一次感歎猶太民族、猶太文化和猶太智慧的神秘力量:一個古老民族保存了幾千年的價值觀念和技術手段，卻能同現代社會如此和諧地吻合，人們不能不又一次猜想，這其中是否真有上帝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