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針對在美國的漢英雙語年輕人的研究發現，雙語者在性交流中更傾向於使用英語，而在表達負麵情緒時，漢語表達的情緒更為強烈。在一些語言中，人們用不同的詞表達不同的愛，表示浪漫的愛是一個詞，表達家庭或父母的愛是另一個詞，還有別的詞表達對寵物、食物或衣飾之愛。性，在不同的語言中也有不同的定義，有時在同一種語言中不同的人或群體也會有不同的定義。任何經曆過20世紀90年代的人都記得比爾·克林頓總統的那句“我沒有和那女人發生過性關係”，這引發了公眾對什麼是性的討論。
日語中的“akikaze ga tatsu”字麵翻譯為“秋風開始吹”，但意思是“失戀”。Kenjatai
mu#pageNote#3是一個日語詞，描述了“男人高潮之後可以清楚思考的那段時間，因為他的頭腦中沒有了性欲”。男性自慰的日語詞直譯為“一千次摩擦”，而女性自慰的日語詞直譯為“一萬次摩擦”。正如人們在描述顏色或時間方麵的跨語言差異一樣，人們用來談論性與愛的不同詞語既反映出人們對其最親密行為和關係的思考方式的差異，同時也促成了這種差異。
毫不奇怪，表達情感的詞語通常不好翻譯。冰島語“sólviskubit”是我最喜歡的詞之一，指的是不好好享受外麵的好天氣而產生的內疚感。當遇到芝加哥難得的好天氣而我仍在電腦前麵端坐，我就會想起這個詞。另一個表達多維情緒的外語詞是漢語裏的“報複性熬夜”，指的是白日裏沒有辦法偷閑的人拒絕早早睡下，以在深夜時光裏享受一點點自由感（可能是因為不同語言文化的人在網上互動增加的緣故吧，在英語裏也出現了類似的新短語叫“報複性睡前拖延症”——說的正是在下！）。還有哪些詞呢？冰島語單詞“flugviskubit”，它描述了乘飛機旅行對環境造成的負麵影響所帶來的羞恥感；還有日語詞“mononoaware”（物哀），表示對萬物的本質既悲傷又欣賞的感情；丹麥語單詞“hygge”和荷蘭語單詞“gezelli
g”，都表示舒適愜意、心滿意足，體驗到歡樂和幸福；菲律賓他加祿語中的“gigil”一詞表示忍不住想要捏一捏那些可愛得讓人受不了的東西或人的衝動；德語單詞“Sehnsucht”表示人類心中對莫名之物的一種不可抑製的渴望。此外還有以下種種情緒：日語中的“amae”，大意為帶著一種甜蜜與天真的撒嬌依賴；西太平洋島的伊菲魯克語中的“fago”，是一種愛與悲憫的混合體；還有印度的“lajja”，是羞恥的另一個說法。
可以說，由於多語者擁有更多的詞彙來標記語言中的情緒，他們也就能體驗更多的情緒。在兒童發展、人際關係和心理治療等多個領域，用一個可以準確地標記和捕捉感受的詞來描述你的感受是否會影響你的真實感受，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薩丕爾-沃爾夫難題再次出現）。關於情緒標簽的研究發現，給你的感受貼標簽會擾亂杏仁核對情緒刺激的反應。被要求在公開演講前口頭描述自己感受的被試者，相對於對照組顯示出更少的生理激活。這表明，給我們的情緒貼上標簽確實可以影響我們的感受。同時，情感可以超越語言的界限。幾年前我參加了一個在中國香港舉行的婚禮，結婚的是一個基本隻說英語的美國男人和一個基本隻說漢語的中國女人，他們日常的交
流媒介是穀歌翻譯。可以說，愛才是他們共同的語言。
除了塑造我們對世界的感受、知覺和思考，語言還塑造了我們的記憶。我是在讀了《實驗心理學雜誌》上一篇關於童年失憶症的文章之後，才通過記憶研究（尤其是童年失憶症研究）進入了學術界並最終進入心理語言學領域。童年失憶症指的是我們無法記住生命中最初幾個月或幾年的事件（確切的時間範圍有爭議，從出生開始，持續到2~4歲，具體時間因人而異）。
嬰兒語言發育有限，被認為是童年失憶症背後的原因之一。在最初的幾年裏，沒有語言知識和框架來構建我們生活中的記憶，可能是導致我們無法記住它們的原因。人類的語言和生活記憶是同步發展的——兩者盤根錯節，相互支持。
烏爾裏克·奈塞爾#pageNote#4那些關於認知心理學、記憶、自我、智力和視覺感知的著作影響著我的思考、寫作和研究。他的《觀察到的記憶》（Memory Observed）一書將對記憶的研究從實驗室轉移到了現實世界。它強調了對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記憶進行生態性有效研究的重要性。就像奧利弗·薩克斯#pageNote#5的《錯把妻子當帽子》（The Man Who Mistake His Wife for a Hat）一樣，《觀察到的記憶》讓讀者愛上了對心靈的研究。
然而
，與大多數科普書籍一樣，這些書純粹從單語的視角探討心靈與記憶。世界上一半以上使用多種語言的人的心理體驗被假定為與單語者相同，知道另一門語言似乎並不改變我們的記憶與記憶中的自己。這是人類記憶研究中的一個盲點。
一個人所說的語言至少在三個方麵影響著記憶。
1.通過編碼時語言的共同激活。
2.通過依賴於語言的記憶。
3.通過記憶中使用的標簽。
多語者記憶事物第一方麵的不同，是由於多語者大腦中有不止一種語言在進行共同激活。當搜尋蒼蠅圖片時，講英語的人更有可能記成看到一個手電筒，因為蒼蠅“fly”和手電筒“flashlight”在單詞的起始部分是重疊的。而講西班牙語的人則不大可能出現手電筒的記憶，因為蒼蠅和手電筒的西班牙語單詞並不重疊。我們發現，英語單詞的重疊不僅影響英語使用者在聽到某詞時的目之所視，而且也影響他們後來的心之所記。與不相關的物品相比，具有相同形式或意義的物品之後被記得更牢。由於不同語言的單詞重疊度不同，不同語言的人對同一個視覺場景的東西的記憶也會不同。同樣，雙語者的記憶也會受到事物名稱在不同語言間重疊的影響，對於那些不僅在語言內，而且在語言間有形式重疊的物品，他們會記得更牢。當搜尋同樣的蒼
蠅圖片時，西班牙語—英語雙語者可能比英語單語者更有可能記得看到一支箭，因為箭的西班牙語單詞是flecha。換句話說，雙語者不僅因語言重疊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周圍的世界，而且由於跨語言的共同激活作用，他們對所看到的東西的記憶也與單語者不同。
多語者記憶事物第二方麵的不同，源自記憶具有語言依賴性這一原理。語言依賴性記憶指的是，當記憶進行編碼時出現的語言在記憶檢索時再次出現時，記憶變得更容易獲得。
在心理學中，情緒依賴記憶和語言依賴記憶的理論表明，在任何特定的時間點，記憶的可及性取決於你所處的情緒或你所使用的語言。當你快樂時，記住快樂記憶的可能性更高；而當你悲傷時，記住悲傷記憶的可能性更高（這就是抑鬱症惡性循環的原因之一）。同樣對於語言，如果你使用的語言與當初事件發生時使用的語言相同，那麼記住某件事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當看到“doctor”“birthday”“cat”“dog”等英語提示詞時，俄英雙語者更有可能記起講英語時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以及有其他講英語的人在場的場景；而當用俄語提示同樣的詞語時，他們更有可能記起講俄語時的事，和其他講俄語的人在場的場景。當雙語者用記憶發生時的語言描述自己的經曆時
，通常表達的情感會更加強烈。由於記憶的可及性不同，那些講多種語言的人對自己生活的記憶是不同的，對外界信息的回憶也是不同的。語言改變了記憶的重心。雙語者更有可能通過相同的語言回憶起在這一語言中發生的事件。反過來，所獲取的記憶也會影響我們對自己和生活的思考，以及我們與他人的互動方式。
即使是回憶生物、化學、曆史和神話等學科的知識，也會受製於學習和測試時使用的語言是否一致的影響。如果西班牙語—英語雙語大學生是用西班牙語習得的知識，那麼用西班牙語測試會比用英語測試時記憶更好。倘若學習這些知識時的語言是英語，那麼用英語測試時他們的記憶更好。換句話說，用與學習時一致的語言進行測試時，記憶效果更好。當然，學習的最終目的是能夠以脫離語境的方式獲取信息（如果我們在與最初學習時語言一致、地點一致、心情一致的情況下進行測試時才更能記住這些信息，那麼這些信息又有何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確實會跨越語言、背景和心情記住這些東西。然而與此同時，當我們在編碼時所經曆的環境在檢索中恢複時，可以觀察到記憶內容和記憶方式的細微變化。這就是為什麼當你回到一處久未踏足之地時，那些早已忘卻的記憶會向你湧來，將你吞沒。語言亦是
如此——當我們再次使用久未使用過的語言時，舊的記憶就會湧現。盡管在大多數日常場景下這無足輕重，但當你偶爾需要找到合適的線索來喚醒急需的記憶時，這可以使情況大為改觀，而語言可能正是人們需要的線索。
在一項關於移民記憶的研究中，我們發現負麵情緒詞的使用比正麵情緒詞更為頻繁，尤其是那些年齡更大才移民的人。我們還發現，雙語者在他們的第二語言中使用的情緒詞比他們的第一語言多。也許第二語言會讓說話者與情感體驗產生疏離感，所以需要使用更多情緒詞來實現與母語情感的對等。
語言影響記憶的第三個方麵，源自不同語言對事物標記方式的差異。例如，西班牙語用兩個不同的詞來指稱角落，一個詞表示內角（rin），另一個詞表示外角（esquina）。所以如果物品在角落處，說西班牙語的人比說英語的人更能記住展示中物品的位置，因為他們可以使用兩個不同的詞來表示物體相對於角落的空間關係。同樣地，韓語中有兩個不同的詞來指代貼合，如信封和信那樣緊密的貼合（kkita），以及如碗和蘋果那樣鬆散的貼合（a）。這種不同標簽的可用性影響了我們如何精確地記住語言標簽所標記的具體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