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不同的語言，不同的靈魂
中國有賢人說：“多學習一種語言，就多了一個看世界的窗口。”#pageNote#0多語者在講另一種語言時，往往像變了個人似的。在講英語時，我的身份角色中更多的是科學家和教授；而在講羅馬尼亞語時，我身份中女兒和親情的方麵更有可能凸顯。我的身份也有一些方麵是跨越語言的，最明顯的就是我作為一個學習者的身份，那是我的內核。我還注意到，我對不同語言的各種行為有著不同的容忍度。在英語中，那種毫無根據的自信和傲慢比在羅馬尼亞語中更令我反感，這可能是因為羅馬尼亞語是我童年時期的主要語言，彼時我尚不具備評判他人（尤其是成年人）的能力，無法判斷此人是真才實學還是誇誇其談。（在此我特別想與大家分享摩爾多瓦作家揚·克良格的一句話：“我知道我不算聰明，但當我環顧四周，便獲得了勇氣。”）
當一千多名雙語者被問及在使用不同語言時是否感覺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三分之二的人表示確實如此。這就好像有多種心理狀態和多種版本共存在一個自我之中。
心理學中有一個公認的人格特質分類法，認為存在外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開放性（Openness）、責任感（stiousness
）和神經質（icism）這“五大人格”（為方便記憶可縮寫為O或OE）。雙語者在母語和第二語言中獲得的人格特質評分往往不同。在一係列西班牙語—英語雙語者的研究中，年輕人在用英語測試時其外傾性、宜人性和責任感的得分要高於用西班牙語進行的測試。在另一項研究中，波斯語—英語雙語者在用波斯語測試時的外傾性、宜人性、開放性和神經質得分比用英語測試時更高。同樣，中國香港的漢英雙語者在用英語測試時的外傾性、開放性和果斷性#pageNote#1得分均高於用漢語進行的測試。正如水在不同的溫度下有三種不同形態，人也可以在不同的語言場景下呈現出不同的自己。
一項針對漢英雙語者的研究發現，被試者在用漢語回答問題時表現出更多群體性自我描述及更高的謙虛水平。我們通常將用不同語言進行測試產生的人格差異歸因於“文化框架轉換”（cultural frame switg），它是指根據不同的文化規範修正自己行為的現象。由於語言和文化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當多語者改變語言時，他們會進入不同的文化框架，用不同的心理視角看世界。
這些多語者在自我認同、態度和歸因方麵的跨語言差異，在兒童時期就可以觀察到。甚至在雙語家庭中，
養育方式和親子互動也會因語言而有所不同。在一個正在進行的、針對泰英雙語者的大規模研究項目中，我們發現不管是對於母親還是孩子，他們的互動方式都會因語言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包括玩玩具、分享書籍和回憶最近的事件。這些行為差異反映了以兒童為中心、家長構建故事—兒童參與共創的美式教育方法，與以家長為中心、家長講故事—兒童聽故事的泰式教育方法之間的文化差異，這種差異與美國和泰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文化規範相一致。切換語言會改變一個人與家人的互動行為模式。
當我在大學裏學習法語時，我的老師是一位來自布列塔尼的慷慨大方、才華橫溢、魅力四射的法國女人。她讓我們用法語寫日記。最近翻閱日記時，我對日記傳達出的想象中的法國文化和生活方式感到好笑（指的是坐在戶外咖啡館裏抽煙——真要謝謝加繆#pageNote#2了！），這與我用羅馬尼亞語寫的思鄉日記或用英語寫的有關學校和工作的日記相比，真是截然不同。
我第一個關於雙語的正式研究項目是在阿拉斯加大學的一篇本科生優秀論文。在論文中，我比較了雙語者在分別使用兩種語言時的手勢。我請俄英雙語者用英語或俄語講述《小紅帽》的故事（因為這個童話故事的情節在這兩種語言中非常相似）。然後，我逐段記錄這些
敘述的錄像帶，根據非言語交流研究的係統，將手勢分為不同類型，並在不同語言之間進行比較。結果表明，雙語者在兩種語言中使用了相似的象似性手勢，但使用了不同的隱喻性手勢。象似性手勢是指在外形上與他們所代表單詞的意思相似的手勢，例如將拇指和食指緊捏表明某物很小，或者在談論射擊時（比如獵人射殺狼時）用手指做出槍的樣子。隱喻性手勢可以表達更抽象的概念和想法，比如在表達“第二天”這個概念時可能會用到的手勢，或用來描述快樂或恐懼的手勢。三十年後，我們在一項針對泰英和英泰雙語母親與兒童的研究中重現了這一結果，即雙語者在不同語言中的手勢不同的發現。看來雙語者在轉換語言時不僅使用了不同的口語代碼，而且改變了他們的非語言交流與身體語言。
幾種機製可能會驅動語言對心理過程產生影響。
也許最意想不到的是語言結構的差異。諸如儲蓄率和退休資產管理的經濟行為，以及諸如減少吸煙或安全性行為這樣的健康行為，都與一國語言的句法結構有關。對多國經濟與健康行為大型數據集的分析表明，與那些在語法上未對現在時和未來時進行強製性區分的語言使用者相比，對未來時進行強製性區分的語言使用者行為更少思慮未來（比如更健康的飲食習慣）。在語法上區分現
在時和將來時的語言被稱為“強未來時表述語言”，包括法語、希臘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和英語；而在語法上對現在時與將來時不作區分的語言被稱為“弱未來時表述語言”，包括漢語、愛沙尼亞語和芬蘭語。那些在語法上不區分未來和現在的語言使用者更有可能做出有利於未來的行為。
似乎正是這種句法上的區別導致人們在決策時是否考量未來，不管是使用安全套的個人決策，還是國民儲蓄率的社會決策。我們在視覺感知方麵也發現了類似的效果。當人們看到自己麵部的年齡遞增圖像後，更有可能進行儲蓄。一些金融公司在網站上使用麵部衰老成像軟件，誘使用戶進行更多投資——倘若我們的未來看起來近在咫尺，我們的行為就會改變。
當然，語言結構可能不是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而是這種差異的反映。換句話說，使用何種語言結構與行為是否具有未來導向，都可能是群體間其他差異的結果，比如文化。即使在某個國家長大的雙語者表現出跨語言差異，僅將其歸因於語言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在一個國家內部，同一語言的使用者之間也存在著文化差異（看看加利福尼亞和佛羅裏達就知道了）。
對語言介導的心理過程的第三種可能解釋來自諾貝爾獎獲得者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所稱的“框架效應”。卡尼曼認為，偏好是被構建的，我們所構建之物會受腦海中浮現的事物影響，而腦海中浮現之物又受到語言的影響。語言可以引導注意力，並強化事物的突出特征，從而影響後續的體驗。除了引導注意力和強化某些特征以外，語言的切換也可以作為一種誘因。在說一種語言時，跟這種語言相關的信息總是要優先於跟其他語言相關的信息。收到語言線索提示的雙語者可以引發與相關語言和文化中的知識、腳本和模式一致的思想和行為，包括社會判斷和消費者決策。
一位雙語作家在她的自傳中描述了對婚姻和事業等重大人生決策的思考。
應該嫁給他嗎？問題用英語來問——是的。
應該嫁給他嗎？問題用波蘭語來問——不。
……
應該成為一名鋼琴家嗎？問題用英語來問——不，你成不了。你不能。
應該成為一名鋼琴家嗎？問題用波蘭語來問——是的，你必須。不惜一切代價。
雖然這一場景看起來有點極端，但一個人在不同語言之間改變自己的感受並不罕見。
情緒反應也會因使用母語或第二語言而有所不同。母語通常會引發更強烈的情緒反應，這可能是因為它更多是在情感豐富的背景下習得的。大多數雙語者報告說，在使用非母語時，他們感覺情緒化水平更低。在心理治療環境中，雙語者更有可能轉用
非母語來討論創傷或痛苦的話題。研究表明，使用外語時，言語誘發的恐懼反應會減少，並且文學作品在母語和第二語言中引起的共鳴也不同。在一項針對雙語大腦的功能性神經成像研究中，閱讀《哈利·波特》一書中的情感段落時，大腦的幾個區域（包括參與情感處理的杏仁核）對母語閱讀的反應比第二語言更強烈。人們不禁要問，巫師們究竟能不能用第二語言施咒呢？我正等待一隻貓頭鷹給我送來答案。
在使用非母語時情緒減少的模式也得到了生理證據的證實，即大腦在處理外語刺激時情感反應較少。我們在測量不同語言的情緒喚醒差異時采用的是皮膚電導反應。當神經係統被喚醒時，汗腺活動增加，皮膚電導率上升。通過手指或手掌上的兩個電極就可以測量生理性喚醒時的皮膚電導率。皮膚電導率反應顯示，當被試者聽到或讀到母語而非第二語言中帶有情感色彩的詞語時，皮膚電導反應更大。在西班牙語—英語雙語者的實驗中，當被試者的母親被人用西班牙語（母語）辱罵時，皮膚電導反應會比用英語更強烈。因此，當你下次在國外，打算用母語而不是對方的母語侮辱某人時，請記住，你自己可能是更生氣的那個。
即使是信息內容被充分理解，接受訓斥、討論痛苦的經曆或閱讀飽含深情的段落都可能在母語中得到
更多的喚起。當藝術家卡米拉·卡貝洛在熱門金曲Señorita中向肖恩·蒙德茲唱道“我喜歡你叫我señorita”時，她表達了所有多語者都心知肚明的事情——詞語在每種語言中引起的情緒強度和價值是不同的。
當然，不同的詞或不同的說法可以引發不同的情緒，這是在一種語言內也存在的情況。我的一個學生請我用縮寫稱呼她而不要叫全名，因為她說父母隻會在訓斥她的時候才用全名。許多說英語的人同樣會告訴你，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要挨罵了，就是當父母叫他們的名字加中間名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