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語者經常會告訴你，他們記憶的可及性受到其語言中
存在標簽的影響。英語中隻有一個表示表親的詞，而漢語中則有八個，它們可以反映出這位表親是來自母方還是父方，是男還是女，是年長還是年少。隻要從八個詞裏選一個合適的詞，那麼我們就立刻知道那些額外的信息，而對於不作這些區分的語言來說，使用者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想起和記住這些親人。在孟加拉語等語言中，同一個詞可以用來指代吃、喝，甚至是吸煙。這可能為青少年解釋他們記不住誰在聚會上喝酒抽煙而提供了一個借口。
在關於罪責審判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找到多語者受到語言和記憶影響的具體案例。模擬陪審員會因為他們使用的是母語還是第二語言而做出不同的判斷。例如，在使用表達可能性的情態動詞如“may”與“might”時，英語母語者並不會受選詞的影響。然而，非英語母語者對這種情態動詞的理解卻不同。當遇到諸如“The man might have dropped the bag by the bushes”（這個人可能把包掉在灌木叢裏）這樣的陳述時，非英語母語者認為用“may”描述事件比用“might”時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更高。在使用“may”時，證人對確定性的估計明顯較高，而使用“might”時則較低。
單語者的記憶其實也很容
易受到標簽的影響。當單語者看過一部交通事故短片後被問及片中汽車的速度，與用“碰撞”（bumped）這個詞來提問相比，如果問話使用了“撞毀”（smashed）這個詞，被試者會報告更高的速度。標簽每天都在影響我們的記憶，廣告商特別知道選擇合適的詞來宣傳他們的產品。下次你看電視時，可以關注一下廣告中藥品的名字。研究表明，名字更容易發音的藥品被認為更加安全，而推薦使用的劑量也更大。
伊麗莎白·洛夫特斯#pageNote#6開創了語言在法律環境中如何影響記憶的研究，她是研究現實世界中記憶現象的先驅。她的研究及斯蒂芬·塞奇等人的研究，對我如何看待記憶產生了重大影響——記憶是重構的和不精確的，而且語言標簽會影響這些重構。當以特定的方式表達時，錯誤信息和引導性問題甚至會導致錯誤記憶的產生。
在洛夫特斯博士的一項經典研究中，她和她的合作者采訪了人們關於記憶的內容，其中包括對沒有發生的事件（比如在商場迷路）以及一些確實發生的事件的描述。他們發現，許多人不僅接受捏造的事件作為真實的記憶，還添加了他們認為自己記得的細節。我對這項研究進行了複刻，編造了一個關於開車撞狗的事件。我先向大學生家長發送了一份問卷，請他們描述孩子童年時比較深刻的記憶
，並特別詢問孩子童年時是否有狗或其他動物被汽車撞過。然後，我用父母提供的真實童年記憶以及插入的捏造事件，向學生們采訪了他們的童年生活。和其他關於虛假記憶的研究一樣，有些大學生不僅將捏造的事件接受為真實的記憶，還聲稱記得某些從未提供的細節（比如狗的大小、顏色或被撞的時間）。
對多語者來說，母語和非母語都會影響記憶。盡管人類的記憶通常容易受到錯誤幹擾和錯誤記憶的影響，但雙語者是否更容易受到母語或非母語的錯誤記憶的困擾尚不清楚。一些研究發現，母語的錯誤記憶率更高，另一些研究發現第二語言的錯誤記憶率更高，還有一些研究發現這取決於語言熟練程度、語言相對優勢、測試時的年齡以及語言習得的年齡。
然而，顯而易見的是，語言對記憶可及性的影響具有許多現實意義，包括在法律案件中采訪雙語證人，為雙語客戶提供心理治療，以及創造最佳條件來記憶某些重要的信息。洛夫特斯博士和我目前正在一個法律案件中擔任專家證人，該案件涉及對一名雙語者的問詢——這隻是現實世界中語言和記憶相互作用的諸多方式之一，這些相互作用可能對人的一生產生深遠影響。
現實世界中的決策通常涉及道德考量。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這些道德考量在第二語言中是否更為明顯
？
小說家厄休拉·K. 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寫過一個令人回味無窮的故事《那些離開奧梅拉斯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奧梅拉斯這座城市的居民過著歡樂、富足和幸福的生活，他們不知艱難為何物，每一刻都是節慶的喜悅。直到有一天，他們每個人都知道了是什麼造就了他們田園牧歌般的生活——那是用一個孩子的痛苦換來的，他孤淒無依，萬般痛楚。任何幫助這個孩子的善行，無論多麼微小，都會終止整個城市的幸福生活。得知真相後，一些居民選擇離開奧梅拉斯，前往未知之地。
這是一個很短的故事，卻帶來長久的共鳴。你會怎麼做呢？你會視而不見，默許這種安排，為整個城市的利益犧牲一個孩子嗎？還是你會幫助這個孩子，結束他的痛苦，哪怕這意味著奧梅拉斯烏托邦的終結？抑或你也會選擇離開？當這個故事用另一種語言呈現，你也被要求用另一種語言做出抉擇，那麼你的決定會不會改變？（這是一個有待進行的實驗，但也是我們作為消費者每天都會遇到的事情，隻是程度更輕微，也不那麼具有戲劇性。）
在倫理學中，道義論信奉：行為的道德性應該基於行為本身的是非對錯，而不是其後果。相反，功利主義指的
是行動應該以多數人的利益為基礎的學說。事實證明，一個人所說的語言會影響他做出道義傾向還是功利傾向的道德決策。
外語效應表明，當麵臨道德困境時，使用外語會產生更多的功利性決策，例如是否犧牲一個人來拯救五個人，這可能是由於外語導致心理距離#pageNote#7的增加和情感性的降低。外語的使用減少了對更注重犧牲成本的、與情感更密切相關的道義論價值觀的堅持，而增加了對更注重犧牲利益的、與反省和思考更密切相關的功利主義價值觀的可及性。當使用非母語時，人們更有可能做出更具社會效益的決定，即使這些決定會給他們帶來內在的情緒困擾。
在道德判斷、財務分配及健康醫療的選擇上，使用第二語言會比使用母語更符合邏輯與理性，甚至可以抑製迷信。對多語者的多項研究表明，使用外語可以係統地改變雙語者在承擔風險、儲蓄、消費決策、環境保護、社會認同、個性和自我構念#pageNote#8等領域的判斷和偏好。
當漢英雙語者做出賭博決策時，每個決策都會得到積極或消極的反饋並帶來金錢上的得失（如反饋“太棒了！”並得到10美元，或者反饋“太糟了！”並罰3美元），而來自非母語的積極反饋會引發更少的賭博參與，並減少“熱手效應”#pageNote#9。
使用外語也可以通過置換問題思考框架來減少偏誤，1979年經
典的“疾病問題”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疾病問題”的前提設置如下：如果你什麼都不做，600人將死於疾病。從這個前提開始，存在兩種走向，一種以收益為框架，另一種以損失為框架。在收益框架下，如果你選擇選項一，將有200人得救；如果你選擇選項二，每個人都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得救，而沒有人得救的可能性有三分之二。在損失框架下，如果你選擇選項一，400人將死亡；如果你選擇選項二，那麼有三分之一的概率無人死亡，三分之二的概率全員死亡。盡管這兩個問題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但強調潛在收益（200人獲救）往往會使人們更加厭惡風險，從而更傾向於選擇選項一所承諾的結果。這種情緒驅動的偏誤在使用外語的情況下會減少，無論問題如何呈現，都會導致更一致的風險偏好。換句話說，在使用外語的情況下，人們的偏好較少受到問題思考框架的影響。
一般來說，在外語中接觸那些創新但可能令人嫌惡的產品（如喝循環水或吃昆蟲食品），會被認為不那麼惡心。在雙語者用第二語言判斷核能、殺蟲劑、化肥和納米技術的風險和益處時，也會將這些評估為風險更小、益處更大。同樣，當用第二語言提問時，與用母語提問相比，雙語者更有可能回答願意飲用經認證的安全循環水。
即使是醫
療決定，如接受預防性護理（如接種疫苗）和治療（如手術）的可能性，也因問答是用母語還是第二語言而有所不同。從移民家庭到外籍醫生，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醫療行業從業人員和病人都在使用母語和非母語的組合做出醫療保健決定。在美國，大約有30%的醫生是移民，與數百萬外國出生的護士、技術人員和助手一起工作。再加上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使用母語以外的語言生活的多語者，很明顯，重要的決定，如關於我們身心健康的決定，通常是在使用外語時做出的。
當雙語者被要求用母語或非母語來評估一係列的醫療場景時，使用外語會降低對疾病症狀和治療副作用嚴重性的感知，並提高對個人風險概率信息的敏感性。在第二語言中，醫療狀況被認為更容易治愈，身體感知的疼痛更少，情感上的痛苦也更少。使用第二語言還能提高對預防保健的成本和收益的敏感性，並提高對試驗性治療的接受程度。
使用母語還是外語，能夠改變人們對接受和拒絕預防性治療的後果的評價，這對數百萬經常使用非母語進行醫療決策的醫療機構和患者來說有重要的意義。外語的使用與接觸可以係統地改變我們解讀健康信息的方式，對個人和公共健康產生著重大影響。
“我的語言即我的覺醒”——這句毛利諺語來自新西蘭土著波利
尼西亞人。我們是誰，我們相信什麼，喜好什麼，以及我們如何投票，都會受到語言的影響——當我們用此種或彼種語言時，我們會變成不一樣的我。這是因為每種語言都關聯著不同的體驗、記憶、情感和意義，不同語言的可及性也不同。因此當我們用不同的語言時，自我的不同方麵便凸顯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