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抒情言誌見長的詩歌，都以敘述時事、保存曆史為己任。錢仲聯先生主編的《清詩紀事》就收錄了五千餘家清初詩人的敘事詩作，其中被譽為“詩史”的詩人多達十幾位，如顧炎武、吳偉業、錢謙益、陳子龍、錢澄之、吳嘉紀、方文等。眾多詩人的詩歌反映了社會變革和民生疾苦，而這一時期一些曆史事件的變化過程和曆史人物一生的行跡在詩中也得到真實可靠的記載，曆史學家也往往把它們當作可信的史料。
被尊為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四海宗盟”的錢謙益，是明清易代的親曆者與見證者，他在詩中就隱晦地反映了不少當時重大的曆史事件，這類作品主要集中於他晚年所著的《投筆集》中。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曾說：
《投筆集》諸詩摹擬少陵，入其堂奧，自不待言。且此集牧齋諸詩中頗多軍國之關鍵，為其所身預者，與少陵之詩僅為得諸遠道傳聞及追憶故國平居者有異。故就此點而論，《投筆》一集實為明清之詩史，較杜陵尤勝一籌，乃三百年來之絕大著作也。#pageNote#2
錢謙益《投筆集》中反映的軍國大事，很多是其親身經曆之事，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對時政變化的敏感性是明清之際詩人的共同特征，在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刻，幾乎每一次重大的曆史事件都可以在錢謙益的詩集中找到相應的作品，是名副
其實的詩史之作。與錢謙益齊名的清初大詩人吳偉業也認為：“古者詩與史通，故天子采詩，其有關於世運升降、時政得失者，雖野夫遊女之詩，必宣付史館，不必其為士大夫之詩也；太史陳詩，其有關於世運升降、時政得失者，雖野夫遊女之詩，必入貢天子，不必其為朝廷邦國之史也。”#pageNote#3（《且樸齋詩稿序》）吳偉業的這段話闡明了詩的作用：既可以反映世運升降、時政得失，也具有史料價值，詩與史都具有記載社會政治狀況的功能。就詩歌與曆史的關係而言，詩史互通的觀點是時人的共識。廣東詩人屈大均在《二史草堂記》中也談道：“予也少遭變亂，屏絕宦情，隱於山中者十年矣，遊於天下又二十餘年，所見所聞，思以詩文一一載而傳之，詩法少陵，文法所南……蓋謂少陵以詩為史，所南以心為史。”#pageNote#4“少陵”即杜甫，“所南”即南宋詩人鄭思肖，南宋亡後誓不仕元，以遺民終老。黃宗羲補充了吳偉業等人的詩史觀念，認為詩與史互為表裏，詩不僅能夠記史續史，而且還能補史之闕、正史之誤，突出了詩在“詩史”論中的本體論地位與意義。他在《萬履安先生詩序》中雲：
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台
，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pageNote#5
黃宗羲認為，人們所言及的杜甫的“詩史”詩歌，多從以史證詩的角度來看，而忽略了“以詩補史之闕”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流極之運”的動蕩年代，一些史書隻是記載事功，而保存文化、以詩續史的重擔就落到了詩歌創作者的肩上，這不僅強調了詩歌的重要作用，也要求詩歌創作者具有使命意識與責任擔當。
最能代表清初“詩史”特色的當屬吳偉業的敘事詩。吳偉業曾在崇禎、弘光、順治三朝為官，相比於清初其他詩人，他的詩歌內容更為豐富，視野更為寬廣。吳偉業有意識地把明清之際重大事件的發生發展及其結局都記錄到敘事詩中，表現出自覺的“詩史”意識。如《鬆山哀》記載了鬆山之戰，這是一場決定了明亡清興的大戰役；《雁門尚書行》記載了決定崇禎與李自成勝負關鍵的潼關之戰；《圓圓曲》記載了吳三桂降清的山海關之變。這些都是明清之際影響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吳偉業在創作中采用了史家“實錄”的手法，這使他詩中描述的無論是曆史事件還是曆史人物都真實可信，具有曆史文獻價值。如《臨江參軍》詩敘述了崇禎十一年（1638）明軍與清軍巨鹿之戰的情形，記錄了主將盧象升兵敗殉國的曆史事件。這首詩是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