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詩史”觀與清初敘事詩的繁榮
中國傳統文化一向以史官文化為本位，詩歌這一最早的文學樣式作為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之一，從誕生的那天起就與“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明清之際的“詩史”觀，又獨具時代特色。它十分深刻地折射出時代所特有的文化心境與重建思路，其內涵絕非通常移用宋人分析杜詩的敘事學特征和倫理價值而來的詩史模型所能括盡。也就是說，清初“詩史”論的再度高揚不僅受廣闊的理論背景所啟發，同時還受到了時代背景的深刻影響。此前沒有哪個朝代的詩人像清初詩人那樣具有如此深廣的曆史情懷，他們以敘事詩的形式反映曆史、記錄曆史、書寫曆史，他們展現著清初詩人對於曆史的癡心與眷戀，而讀者正是從這些詩歌中，感受到那段曆史以及詩人們深厚的曆史情懷。
明清易代是一個綿亙數十年的曆史過程，具體時間段從崇禎元年（1628）至順治十八年（1661）三十多年的時間。這期間經曆了1644年農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殉國，隨即清軍入關，消滅了李自成大順政權，迅速取代明王朝，接著又相繼消滅了在南方建立的弘光、隆武、永曆政權，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一統天下。康熙元年（1662）吳三桂率領清軍攻入緬甸，俘獲
了南明的最後一個皇帝永曆帝朱由榔，並於同年六月將其絞殺於昆明，南明最後一個抗清政權就此偃旗息鼓，也意味著明清易代已徹底完成。從康熙元年始，曆史正式進入中國大地上的一統時代。明清易代的時間雖說隻有短短的三十多年，卻是一個諸多社會矛盾和政治力量交織角逐的時代，是一個天翻地覆、海飛山立的大動蕩時代，是中國曆史上最為複雜、最為曲折，也最為震撼人心的一個曆史時期。這一時期，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給廣大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而國破家亡、進退失據帶給文人士子的精神痛苦，超越了此前任何一個朝代，“亡天下”（清顧炎武《日知錄》）的悲愴感也使他們較前代文人有著更為深沉的曆史情懷。於是，在文學領域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詩史”精神的再度喚醒與高揚，這促進了清初敘事詩的空前高漲，可以說這是清初特定曆史環境中的產物。曆代學者對“詩史”之說的評論雖各有側重，但是核心內涵卻始終沒有改變，即詩歌具有反映現實、記載曆史的“實錄”精神。
這一時期的士人曆經喪亂動蕩，國破家亡、哀鴻遍野的殘酷現實促使他們自覺地將這段鮮活的痛史載入詩冊，傳諸後世。他們懷著高度的責任感創作敘事詩，把詩歌創作當作反映時代、保存曆史的一種自覺方式，
因而“以詩存史”便成為易代詩風演變中的重要特征。相比前代敘事詩中“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生活敘事傳統及杜甫敘事詩中單純的民生疾苦內容，清初文人敘事詩的時代主題更為豐富深廣。他們在詩中自覺記錄朝野大事，深入揭露戰爭暴行，廣泛反映民生疾苦，冷靜反省政權興亡，真實記載曆史人物，是明清易代之際風雲變幻的曆史見證。明清之際出現“詩史”觀念大規模複興的現象，頗可玩味。其中既有國事之艱難激起文人的現實知覺與曆史責任感，也有遺民詩人憂慮於新朝官史之權力話語的遮蔽，倡言“以詩補史之闕”#pageNote#0、詩“為史外傳心之史”#pageNote#1，將亡國之詩提升到保存本民族的曆史記憶、傳承民族文化精神命脈的高度。此前杜甫的詩歌雖然被冠以“詩史”稱號，但那是後人在杜甫去世百年之後的概括，而非杜甫本人的自覺創作思想。並且後人在闡述杜甫的“詩史”作品時，隻是對其內容風格作出的一種評價，而不是指杜甫詩歌的創作理念。清初的詩人們則不同，他們自覺地以“詩史”為創作思想，將詩歌作為保存曆史的一種重要方式，有意識地創作了大批具有“詩史”性質的敘事作品，這也使清初敘事詩具有與前代敘事詩不同的曆史風貌與內涵。此期的文學創作，無論是本來以敘事見長的小說、戲劇，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