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吊打成捆；蓋高樓，修大門，治田園，長子孫。那時節，我把窮字去了，做一個福祿星君，你轉過臉來把我親，還恐怕離了你的門，宰豬羊，買果晶，設供獻，把香焚，立一座祠堂，叫我做正尊。
…………
如此性情，如此追求，這個窮秀才還能做什麼呢？賣文和舌耕，大概是少數賴以維持生計的選擇。四十歲之前，蒲鬆齡的家庭教師工作並不固定，通常是按一年的聘期來，一年之後，若雙方覺得愉快，就續聘下去，若不滿意，就不再續約。
他的家庭教師生涯從距離蒲家莊二十五公裏處的王永印家開始，那是康熙四年（1665），這份差使持續了較長一段時間，有五六年的樣子。中間他做過幾年幕客，隨後重返家庭教師的行當。康熙十二年，他到馬家莊王家坐館。康熙十七年（1678），他到沈家河村坐館。大多數時候，坐館的人家距自己家路途較遠，一般是要長年住在東家家裏的，這就打破了現代概念中教師隻負責教書育人的單一職責。事實上，蒲鬆齡那個年代的塾師幾乎啥都幹，就像他在劇作《鬧館》中寫的那樣：
放了學飯不熟我把欄墊，到晚來我與你去把水擔。家裏忙看孩子帶著燒火，牲口忙無了麵我把磨研，掃天井抱柴火捎帶拾糞，來了客抹桌子我把菜端……咳，教書先生不值錢，快入學吧，可餓死我了
！
盡管這是一段調侃文字，但當家庭教師絕不輕鬆。光拋家棄子，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委身於他人屋簷下，像一個失去自由的長工般過日子，就夠嗆的了，更何況對有錢人家的子弟說話，重不得，也輕不得，重了不但令弟子反感，也會讓東家翻臉；輕了呢，一年半載下來，學業毫無長進，還不是老師的罪過？在大戶人家做塾師，或許不像《鬧館》中寫的這般卑微，畢竟請得起教書先生的人家都是請得起仆人的，有些體力活自然還輪不到先生去幹。但家庭教師額外要做的事能少嗎？別的不說，就是那請托的帖子、分書、文書，告官的訴狀、鳴冤的揭帖……總是沒完沒了。
以至於蒲鬆齡形容自己：“墨染一身黑，風吹胡子黃。”
他深深感歎：“但有一線路，不作孩子王。”
可除了這條路，他偏偏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線路了。
康熙十八年（1679），蒲鬆齡四十歲，已到了孔子說的不惑之年，可恰恰相反，蒲鬆齡功名未就，眼看著人生越來越困惑了。
這一年，他進入了淄川西鋪畢家坐館。這一回擔任畢家的塾師，在蒲鬆齡人生中意義重大。西鋪畢家是名門望族，最初，邀請蒲鬆齡至畢家坐館的是畢府的當家人四品官畢際有，他從通州知州上被罷官還鄉，此後沉浸於田園生活，隻想含飴弄孫。由於自身良好的學養和品位，畢際有
對蒲鬆齡欣賞有加。
畢府成了蒲鬆齡後半生裏的一個歸宿。
畢府大門大戶，由東西兩大跨院組成，庭院連著山石，水榭通著池塘。私家花園石隱園，藏書閣萬卷樓，專供家族子弟讀書的綽然堂一應俱全。在這兒，海棠待雨來，清荷淩波至，秋菊傲霜，鬆柏臨雪，往來有鴻儒，嬉笑有稚子。這真是窮秀才蒲鬆齡的理想落腳處，既讓他得以賺取每年十五兩銀子的束脩，又給了他一個可以安心讀書寫作的環境，更重要的是，在這裏他獲得了作為一位先生應得的尊重。
蒲鬆齡在畢府一待三十年，一直到七十歲，才退休回家。這中間，教書先生常常心生“歸意”，在年末，總會提出解除坐館的聘約。東家卻年年挽留，那時候，老東家畢際有已作古，少東家畢盛钜主持畢府一應事務，畢盛钜不僅是蒲先生的弟子，也是蒲先生的老友。每年，先生回家過了春節，第二年，又在盛情邀約下回了畢府。這份情誼年深日久，恍然之中，家庭教師蒲鬆齡以為自己就是畢家的一員，而畢家的子弟，在他眼裏恰似自己的兒孫了。
三
窮秀才蒲鬆齡，一介布衣，一生不第，終身以家庭教師為業，似乎注定隻能成為一個寂寂無聞的小卒。
不過命運的路徑詭譎生姿，飽嚐失敗的蒲鬆齡或許在潛意識裏認定自己會被時間記住，要不他何以如此執著於書寫一部
洋洋灑灑的鬼狐史？
“雅愛搜神”，這個青年時代的愛好，持久伴隨著蒲鬆齡。“鬼神故事”像種子般落地生根，在他靈魂的厚土中，縱橫交錯向上生長，長成參天巨樹。
孜孜不倦地科舉接力之餘，蒲鬆齡致力於閱讀和寫作，他讀書無數，通曉天文地理，古詩文涵養深厚；他遊走在廣闊的街頭巷尾，在民間的土地上伸張開觸角，將每一個稀奇的故事納入囊中。
盡管出於認知局限，在蒲鬆齡的年代，太多人認定“寫小說”這事不登大雅，這從“小說”的命名就能夠看出來。小說是一種消閑的玩意兒，好比茶餘飯後的話梅和瓜子，你能拿它當飯不成？可蒲鬆齡依然故我，正是這份固執成就了一部曠世奇書。
要熬過多少個寂然的夜，坐過多少天冷板凳，才能成就這一文學“大業”？
先生奮筆疾書，黑色的字落進紙間，像小石頭落進幽深的湖麵，漣漪蕩漾；先生奮筆疾書，黑色的字落進紙間，一個隱秘的花園於寂靜中開啟，狐仙與野鬼翩然而出；先生奮筆疾書，黑色的字落進紙間，萬物生靈恣意生長，幽怨的啼哭自古墓裏傳出，石破天驚的回響衝決了堤岸。
紙頁間的跋涉千裏迢迢，可那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永遠在於你全身心投注於一樁事業，而不知道你的投注是否有價值，最難的是如影隨形的自我懷疑和否定。
漫長的《聊齋誌
異》書寫過程中，蒲鬆齡始終沒有出現過自我懷疑嗎？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隨著科舉頻頻受挫，他心裏不止一次生發出放棄寫作這部書的計劃。少年時代的好友張篤慶多次語重心長地勸誡蒲鬆齡要以學業為重，若就做“鬼狐事業”，必然不會有出頭之日。寶應知縣孫蕙，也在蒲鬆齡的又一場科舉失利後寫信給他，信中說：“兄台絕頂聰明，稍一斂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什麼叫“斂才攻苦”？無非是說，兄台若能將寫作《聊齋誌異》的那份心思收回來，專攻八股文，區區科舉試豈在話下？
康熙十八年，蒲鬆齡到西鋪坐館，《聊齋誌異》已完成了兩卷初稿，並編輯成書，還請高珩寫了前言。在古時，寫完前言，表示一本書已“殺青”。這大致可以看作是蒲鬆齡的一份決心，他是想將“鬼狐之書”先放一放，全身心撲到科舉事業中去，畢竟年屆四十了，他深感沒有多少時日經得住折騰了。
不過有意思的是，偏偏西鋪畢家人，很多都是《聊齋誌異》的擁躉。他們午後閑話，圍爐夜談，聊的都是蒲鬆齡筆下的鬼狐故事。家中老老少少，都在等待著家庭教師蒲先生給他們寫出新的故事來。
當然，熱情的畢府讀者，也煞有介事地加入《聊齋誌異》的“創作”中來。畢際有的夫人王氏酷愛在燈下給孫輩們講野史，蒲先生就靜靜聽
著；畢府的用人也加入講故事的行列中，其中一個女仆講了自家的怪事；大家長畢際有大概覺得講故事太不過癮，幹脆自己動手寫了兩篇故事，收入《聊齋誌異》中；畢家的子弟畢世持則動筆寫完了《馬介甫》一文的結尾。
這樣一來，蒲鬆齡將《聊齋誌異》擱置起來的計劃徹底落空了，他幾乎被讀者的熱忱裹挾著往前走了。
在畢府坐館的三十年裏，蒲鬆齡筆耕不輟，《聊齋誌異》由兩卷增至八卷，佳作迭出。同時，聊齋俚曲和《聊齋雜著》也蓬蓬勃勃生長開來。
蒲鬆齡將畢生心血之作，命名為《聊齋誌異》，此處的“聊齋”姑且有聊天、閑談之意，他確乎愛在方寸書齋內，聽人道古說今。不過“聊齋”恐怕還有另一層深意，聊齋的“聊”字，更有姑且說說、聊以明誌的意思，它亦可視作一種自我解嘲，聊以寄托抱負，聊以抒發胸懷罷了。
這是一個人在走不通世俗的大道後，轉身踏入的一條小徑，幸運的是，這條小徑恰好通往分岔的靈魂的花園，恰好連接著一個幽深又廣闊的天地。
在漫長的書寫過程裏，《聊齋誌異》聚集起巨大的力量，它借鬼神的傳奇，諷喻當下；它以天外的飛仙，逾越現實之沉重。它上達天庭，下至地獄，它嬉笑怒罵，出生入死，它鞭撻不義，又將公理擦拭得熠熠生輝。
它是蒲鬆齡的《史記》，是蒲
鬆齡的《離騷》，是一條通天大道。又窮又困頓的蒲鬆齡呀，借助漢字的天梯，一點一點向上攀爬。在半生窮苦裏，在局促的現實中，秀才蒲鬆齡掌握了不讓自己陷入泥淖的魔法。他是聊齋先生，除了現世中的友朋，他還有一群神仙和精靈的伴侶，在那個以筆墨建構的世界裏，他呼風喚雨，讓惡人淹沒於無盡的暗夜，讓良善者終究被光明泅渡。他痛打惡吏，嘲笑腐儒，他讚頌正直，歌唱愛情。那是他的世界，是他的宇宙和星空。
康熙五十四年（1715）春節，蒲鬆齡自卜一卦，卦象不吉。正月初五，趕上其父親蒲槃祭日，蒲鬆齡決定出門，帶領兒孫們去祭掃祖墳。正月十五，元宵節到來時，他特意讓兒子去請了弟弟蒲鶴齡到家中來，兩個老人並榻而坐，喝酒說話到深夜，臨了，蒲鬆齡拄著拐杖將弟弟送出去很遠。
正月二十二，早晨，蒲鶴齡去世。傍晚，蒲鬆齡團坐窗前，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