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鬆齡：通天小道
七十一歲那年，在科場上摸爬滾打五十餘載的老秀才蒲鬆齡考取了一個歲貢，這是一件極尷尬的事。當親朋好友向他道賀，蒲鬆齡寫了一首詩，詩中說在妻兒麵前都不好意思提這事，連做夢都感到羞愧。
歲貢是個什麼東西？它並不像“舉人”“進士”之類代表真正的科舉進階，甚至能授予官職。它隻是基於“秀才”獲得更高級別學習機會的一種選拔，說白了是對“秀才”的分類認證。到了明清時代，科舉經過無數次演變，考試模式日益精細，催生出一個挑選府、州、縣生員中成績或資格優異者，升入京師國子監讀書的製度，挑中者稱為貢生，意為貢獻給皇帝的生員。貢生即便到國子監讀了書，也並非像現在大學畢業了就可以直接找工作的畢業生，而是仍然成為接下來的“鄉試”“會試”的儲備生源。當然也有個別貢生可以等來小吏的職位，但一般需要漫長的等待，概率微乎其微。蒲鬆齡屬於貢生裏的歲貢，也叫挨貢，這個“挨”字意味深長，就是做廩生時間長了，排隊挨號挨上了。像蒲鬆齡這類半個世紀前的山東頭名秀才，加之又在社會上文名赫赫，考官都不好意思不賜給他個“歲貢”的名分。
七十一歲的蒲鬆齡，去國子監讀書可能性自然不大，這樣一來，“貢生”還有意義嗎？它不就成了活脫脫的
安慰獎？當然，它也有一點點世俗益處，至少兩項清晰可見：第一，見縣官不用跪拜，作揖即可；第二，有生活補助，每月有一點散碎銀兩。當然，還有一點小小的儀式感——可讓大門比普通農家抬高三寸，可在家族祠堂上懸掛一塊匾額。這就有光耀門楣的意思了。
不過事情不像預想的那樣順利。考上貢生後，老秀才蒲鬆齡苦苦等待，這塊匾額就是遲遲不來。從七十一歲開始等，等到七十二歲，再等到七十三歲。中間蒲鬆齡向朝廷上書數次，提醒他們不要忘記這一“重要儀式”。一直到七十三歲那年臘月，新任淄川知縣譚襄才蒞臨蒲家莊，為蒲鬆齡家掛上了貢生匾額。
一年八兩碎銀的歲貢補助，更是推諉拖延，蒲鬆齡又數度上表稟報縣衙，反複催促，他們記起了發放一次，記不起也別無他法。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人生行至晚年，蒲鬆齡的生活總算稍稍安定下來，大兒子蒲箬的新房磊軒落成。磊軒房頂設有一處平台，抬眼望去，滿目青山。蒲鬆齡時常於傍晚在那兒小坐，懷抱一隻貓，喝幾盅小酒，看夕陽貼著山脊慢慢落下去。
大概有了一點閑暇之心，九月，小兒子蒲筠請了一位恰好遠遊到山東的江南畫家朱湘麒為父親畫像。這該是這位大文豪留在人間的唯一肖像。
蒲鬆齡特意穿上貢生“公服”，坐上太師椅，頭
戴紅帽，左手撚銀須，一副正襟危坐模樣。畫像成後他寫下一則題誌，感歎自己年屆古稀，滿頭銀絲，卻鮮有成就。不過有意思的是，題誌後過了幾日，他又添了幾句，特別解釋自己穿著這套“公服”畫像，實非出於本心，恐怕百年之後要被後人恥笑。
明明知道這一丁點世俗的榮譽不值一提，偏偏它又撩動著這位經年老秀才的心。這不就是命運的悖論嗎？曆經半個世紀苦心孤詣，在世俗裏能贏得的也就這一塊匾額，一身“公服”嗎？
一
當結局落定，人們會不會相信這就是“命運”？生命最後一刻，蒲鬆齡會不會認定窮秀才就是自己的宿命呢？
這件事或許在他降生前就注定了。
明崇禎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深夜，山東淄川城東滿井莊的商人蒲槃忙完一天活計後，躺倒在床上，隨即進入了夢鄉。夢裏，一個身披破袈裟、病懨懨的窮和尚，踉踉蹌蹌來到蒲家北房，推開門，徑直闖了進去，那是蒲槃嫡妻董氏的臥房。
和尚越走越近，蒲槃清晰地見到他衣不蔽體，瘦骨嶙峋的胸膛上貼著一塊銅錢大小的膏藥。見窮和尚強行直入，驚訝的蒲槃正想質問：“一個出家人，怎可如此荒誕無禮，竟深更半夜擅闖民宅？”卻自夢中驚醒過來。
幾個時辰後，懷胎十月的董氏為蒲槃誕下第三個兒子。蒲槃抱起繈褓中的嬰孩，瞥見其胸口
一塊銅錢大小的青痣，痣的位置，與夢中病和尚胸前貼膏藥的位置如出一轍，蒲槃驚歎不已。
父親這個離奇的夢境，往後許多年仍在蒲鬆齡腦海中揮之不去。在人生起落裏，他時不時想起胸口這塊胎記，總會想到自己恍若“麵壁人”轉世。如此想過，便也釋然於青燈黃卷和顛沛流離了。
盡管生不逢時，戰亂連年，盡管降生普通人家，盡管蒲鬆齡降生的時代有一百個不完美，一開始，蒲鬆齡手中還是握著一把好牌的。父親蒲槃雖以經商為業，卻是飽學之士。蒲鬆齡從小聰穎好學，最受父親寵愛。老父親在三兒子身上寄予厚望，期望這個兒子將來實現自己未竟的抱負。
十九歲那年，蒲鬆齡參加科舉進門考——童試，以縣試、府試、道試三試第一的成績成為聞名鄉裏的秀才。都說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偏偏蒲鬆齡這個華麗的開端短暫如曇花一現，他的科考入仕夢恍如驚鴻一瞥，此後所有努力和奮鬥，都隻是一場水中撈月的空耗。
當然，蒲鬆齡根本不可能想到，在他充滿不確定的人生裏，科舉考試的失敗卻無比確定，像結著厚冰的水麵泛不起一絲漣漪。
跨過順治十五年（1658）那個高光時刻，秀才蒲鬆齡後來在舉業上再未曾邁進一步。即便那次閃亮的啟程，大概也是他一生裏僅有的好運氣幫了忙：遇見了對的人。就說
那場院試，主考官是當時擔任山東提學道的大詩人施閏章，這位詩人最懂得惜才，為人又不拘泥刻板，對蒲鬆齡早期文章中透出的靈氣欣賞有加，蒲鬆齡考個院試第一，也就順理成章了。
若將秀才蒲鬆齡人生中的趕考曆程做一個大致羅列，應該是這樣：
順治十七年（1660），二十一歲，鄉試，落榜。
康熙二年（1663），二十四歲，鄉試，落榜。
康熙五年（1666），二十七歲，鄉試，落榜。
康熙八年（1669），三十歲，鄉試，落榜。
康熙十一年（1672），三十三歲，鄉試，落榜。
康熙十七年（1678），三十九歲，鄉試，落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十五歲，鄉試，落榜。
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十八歲，鄉試，落榜。
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十一歲，鄉試，落榜。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十七歲，鄉試，落榜。
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十歲，鄉試，落榜。
康熙四十一年（1702），六十三歲，鄉試，落榜。
除去中間為母親丁憂，或者碰到一些大的生活意外無法赴濟南貢院，漫長的四十四年中，按照三年一輪的鄉試節奏，蒲鬆齡偏執地做著這件事。考考考，考過了青春年少；考考考，考過了中年困頓；考考考，考到了日薄西山。
像一個注定無望又注定一生無
法擺脫的期許，像上天宏大而空虛的承諾，它就那麼懸在那裏，清晰地懸在你的夢裏，讓你欲罷不能，讓你永遠無法觸及。
真的是一件太折磨人的事了。如他詩中慨歎的那樣：“三年複三年，所望盡虛懸。”
年輕時，蒲鬆齡甚至狂妄地想：“進士嘛，本該唾手可得的，隻不過隔著一場鄉試罷了。”這真是天真的邏輯，仿佛說：“我本有王佐之才，隻是沒有機會，到不了天子腳下罷了。”
鄉試最難，一點也不假，有多少人的願望就在這個鄉試的鬼門關前折戟沉沙。進則前程遠大，退則寂寂無聞。若將考進士的會試比作過獨木橋，那麼考舉人的鄉試則是走鋼絲。
對於這萬惡的鄉試，蒲鬆齡的體會實在太過深刻了。他在《聊齋誌異·王子安》中借異史氏的嘴道出了個中的尷尬和屈辱——
秀才進考場，有“七似”。
一似乞丐。入考場時，考生必須寬衣解帶，脫去鞋襪，赤足提籃，排隊而入。解衣脫鞋是為了防止夾帶小抄。作弊手法五花八門，曾經有人將四書五經的釋義寫滿夾襖的內層，也有人將小抄寫在大腿和胳膊上。到了清代，隨著科舉製度全麵完善，反作弊的方式也步步改善。至於手中拎一隻類似乞丐常用的裝備——竹條考籃，也是為透明起見，考籃內裝筆墨、硯台、食具，可以讓監管人員一目了然。
二似囚犯。點名進場，
官員嗬斥，小吏謾罵，像極了囚犯入獄。
三似秋末冷蜂。這又何解呢？貢院考試，一名考生一個號舍，大的貢院有成千上萬間號舍，像一個巨大的蜂巢。進入號舍後，考生們“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這個號舍到底多大呢？明清時期，每間號舍寬三尺，深四尺，後牆高八尺，前簷約高六尺。清代每尺相當於31.1厘米，有人做過一個折算，號舍建築麵積為1.16平方米。號舍陳設極其簡單，後牆較高處有一個類似貓耳洞般方正的牆龕。號舍除了一麵向外敞開，其他兩麵磚牆上離地47厘米和78厘米高的位置，分別留出一道磚托，用於擱置號板。號板由兩塊木板組成，若兩塊號板都置於47厘米高的磚托上，就變成了一張床，可供考生屈膝而臥。而一塊置於47厘米高的磚托靠內，一塊置於78厘米高的磚托推向外，就成了“一桌一椅”，可以用來伏案答題。1.16平方米的空間，考生要在裏麵待許多天，吃喝拉撒全部在裏麵完成。明清鄉試八月初九開考第一場，考生須在初八進場，初九淩晨開考，初十日交卷出場；第二場考試考生在十一日入場，十二日答卷，十三日交卷離場；第三場考試考生十四日入場，十五日答卷，十六日交卷。這樣漫長的過程，也可認定是對一個人心智和耐力的考驗。
四
似病鳥。考生考完出場，隻覺得天地變色，人人精神恍惚，好像剛出籠的病鳥。
五似猿猴。鄉試結束，回家等揭榜。考生往往寢食難安，度日如年。稍有風吹草動，都以為報喜的人上門了。一會兒想到自己高登榜首，從此平步青雲；一會兒又跌入沮喪的深淵，認定自己必然名落孫山。像極了一隻拴在柱子上的猿猴，掙不脫繩索，又坐不穩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