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隻得訴諸官
府。基於顧炎武的外甥徐元文是當朝狀元，章丘知縣自然秉公執法，顧炎武勝訴了。謝長吉欠債卻還不出錢，於是想到一個變通的辦法，將祖上千畝田產做了抵押，算償還顧炎武的債務。
陰差陽錯地，顧炎武得到了一份資產。那片屬於他的田地位於章丘舊城不遠處，出城後，沿古驛道西行四五裏就能到達。他萌生了在此地置業安家的打算，這些田地，用來種植果樹和莊稼、養殖家禽，營建一個農莊確實是好的。往後二十年，章丘成為顧炎武的第二故鄉，成為他在北地的生命和精神的落腳點。不過，顧炎武依然沒有停下腳步，還在為了那未竟的事業和未完成的著述東奔西走。
在顧炎武期望為接下來的生活謀得一份安定時，一場新的風暴正在到來。
康熙七年（1668），黃培詩案案發。事情起因源於黃培的家奴薑元衡與主人一家的過節。薑元衡又叫黃元衡，他家三代為黃家奴，連姓都隨了主子。當初，薑元衡的祖父薑寬年少時流落到即墨，被黃培的祖父、兵部尚書黃嘉善收留，從而在即墨紮根，並做了黃家長工。起先，這也是一樁美事，但世事變遷，到了薑元衡這裏，他發奮圖強，經過艱苦卓絕的讀書，考中進士做了官。高中進士後，薑元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姓”，恢複原先的薑姓。此時黃家卻走向了衰落。薑元衡
心中的仇恨在反複醞釀和發酵，經過漫長的蟄伏，他總算到了有能力反擊的時刻。有段時間，薑元衡手裏時不時捧著一本黃培的《含章館詩集》，可不是在裏麵讀什麼有共鳴的詩句，他反複掂量這些詩，是為了做一篇“大文章”。他太了解黃培了，明朝滅亡後，這位亡國的遺民沉鬱悲傷，借酒消愁，也借詩句抒發胸中塊壘。薑元衡從《含章館詩集》中選取了那些“敏感”的詩句，並糾集了一批與黃家有過節的人，捏造出黃培“通海反清”十宗罪。
薑元衡先於康熙五年（1666）六月二十日向山東督撫衙門呈上訴狀，繼而又告到北京都察院。官司很快引起康熙皇帝本人注意，皇帝批示，令山東督撫嚴審此案。“黃培詩案”就像一個雪球，越滾越大，牽扯進來的人也越來越多，達到二百一十七個，連刊刻書版、運送書籍的人都包括在內。
隨著案情不斷發酵，大概為了坐實黃培的罪名，薑元衡又加了一個籌碼上去，他指控黃培刊印逆詩，並聲稱顧炎武於數年前由江南趕到即墨黃培家，收集、編印《天啟崇禎兩朝遺詩》，黃培全力相助。這個信息應該是謝長吉提供給薑元衡的，於謝長吉這也是一個絕好機會，畢竟那片良田太令他心中不甘了，一旦顧炎武被卷進這個詩案的深淵裏，這片田地就又能回到他手裏。
康熙七年二月，
顧炎武正寓居於北京慈雲寺。聽聞這個駭人的消息，他感到深深的恐懼，這件事可不比當初“殺無罪奴”，一旦卷入，必然是萬劫不複的死路。
冷靜下來後，顧炎武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主動投案。他想，自己既是無罪的人，就不該被動等待朝廷緝捕，而應當積極地去解決。
於是即刻動身前往山東。顧炎武進入齊魯境內，來到德州時，有人告訴他朝廷已派人去江南緝拿他了。為防萬一，顧炎武銷毀了相關信件，同時給好友李因篤發了一封求救信。李因篤是大學問家，也是顧炎武心裏認定了可以交付性命的人。
顧炎武一出現在濟南府，就被投入了大牢。盡管事情遠比第一次入獄棘手，但這一次，他似乎沒有更多慌亂，一切都在預料中。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他相信任何絕境中都能蹚出一條生路來。
在公堂上，顧炎武駁回了印刻《天啟崇禎兩朝遺詩》的事實，並向濟南府呈送了自己的辯解書。關於《天啟崇禎兩朝遺詩》還有另一樁案子，之前的那樁案子幾乎在這次審判中幫了顧炎武大忙。原來陳濟生印刻《天啟崇禎兩朝遺詩》時，還請歸莊、吳鹿友、薑如農等六位文人作了序。康熙六年（1667）二月，沈天甫等人發覺這本書存在強烈的遺民哀思，文字多有犯禁處。要知道，大興文字獄幾乎已成為當時的風氣，就連
坊間小文人都學會了這一招。這些人找到了文字裏的把柄，同時也覺得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生財之道。沈天甫等人拿著詩集，向吳鹿友敲詐兩千兩銀子。吳鹿友並未就範，沈天甫等人向朝廷告發了這本書，一時間人心惶惶，五十多位詩人卷入此案。這件事一直鬧到康熙皇帝那兒，卻發生了驚天逆轉。皇帝覺得如果深究下去，更多人會被卷進來，這件事將引發一輪新的民族矛盾，大清的統治，需要爭取漢族讀書人的心，大開殺戒顯然並非良策。於是，判定沈天甫等人誣告，斬首，《天啟崇禎兩朝遺詩》牽涉的人一律無罪。
薑元衡重新翻出這本書，其實犯了一個大忌，相當於企圖翻當今皇上的案。薑元衡當然不敢這麼想，就是山東巡撫劉芳躅大人也不敢這麼認定。
與此同時，更多力量加入了營救顧炎武的行動中，包括好友朱彝尊，他是劉巡撫的幕僚，從中斡旋，起了很大作用。還有在京城任職的外甥徐元文，也在不斷尋找有利因素。
從三月到九月，顧炎武在牢房中待了整整七個月。詩案中，黃培被處斬，但也由於他堅持聲稱並未在即墨見過顧炎武，才讓這位大學問家得以脫離第二場牢獄之災。
此後，顧炎武做了一個智慧的決定，他將位於章丘的那一大片土地農莊的產權轉到了外甥徐元文名下，這下好了，這個當朝狀元，皇帝
身邊的紅人，顯然有著謝長吉等人不可撼動的力量。
雁門墾荒
五十四歲那年，顧炎武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出雁門關墾荒。於章丘置田產後，他依然沒有停止行走，腳步多往秦晉之間，他遍遊了古老的名勝，也結識了諸多大學問家，例如大思想家傅山、大學者李因篤。顧炎武身陷牢獄時，李因篤就曾鼎力相救。
萌生塞外墾荒的念頭，其中一個原因與康熙皇帝推行的“輕徭薄賦”政策有關，為了重振經濟，贏得民心，這位大清帝國最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推出了一係列激勵政策，包括廢止“圈田令”，延長墾荒免稅期限。清初規定墾荒三年免稅，隨後改為六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該項政策再次加大利好，實行十年免稅，甚至規定若有人能招募一百個農民赴邊地開荒，可授予知縣或武備的官職。
顧炎武做出這一抉擇，自然不為當個清朝的官，“不侍新朝”是他的人生底線，他應該是看到了某種利好的“機會”，他敏銳地覺察到墾荒是能賺到一筆大錢的。當然，墾荒之地也足以成為這位靠雙腳丈量大地的學者的實驗場，他那些關於經濟民生的研究正好可以借此做一個嚐試。
顧炎武與好友李因篤深入考察了這一地帶，並籌集了一大筆資金，隨後帶領一個二十多人的墾荒隊伍進駐苦寒的邊地。這位南方的書生，在漫長的
遊曆中，漸漸熟悉了北方的風沙，二十多年的遊走讓他可以適應這裏貧瘠的水土和粗糙的食物了。不過，墾荒初始，困難多得就像嚴冬的風雪。
顧炎武下了一盤“大棋”。為了改善土質，首先要有良好的水利保障係統，他不遠千裏，親自回到家鄉，高薪聘請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到雁門關。這些製造水車、水碾，打井，開渠的師傅到來後，解決了第一個墾荒的大難題——灌溉問題，有了水，大地就能孕育生命，荒地就能捧出新鮮的綠意。
他也在遊走中發現，西北一帶的農民到了嚴冬，總是缺乏禦寒的衣服，他們甚至習慣縮在炕頭，整個冬天都不出去，或者夫妻共用一件大棉襖一條大棉褲，一個出去，另一個就躲在炕上。由於此地農民不事紡織，禦寒的衣被都依賴內地供給，從江南到邊地路途遙遠，而那個時代的“物流”又很原始，保暖的物資一到西北內陸，成本就翻了數倍，平民百姓自然是買不起的。
顧炎武就想到了一個切實的解決方案，並將其寫入了自己的著作《日知錄》中。他發覺這個地方的土壤並非不適宜種植棉花之類的作物，而是當地人不知道如何利用這些作物，若由地方州縣政府出麵，到南方購進一批紡織工具作為樣板，令有司派工匠依樣打造一批散給裏下，再聘請一批懂得織布的匠人入戶傳授紡織技術，不出
兩年，百姓的冬衣問題就能得到妥善解決。
顧炎武常常親力親為，建築房舍、砍伐荊棘、管理人員，他一樣沒缺席。有朋友送了他兩匹馬、兩匹騾子，於是馬和騾子馱著它們的主人，馱著書籍和文稿，穿梭在茫茫的邊塞。
經過不懈努力，一壟一壟新地向遠處的地平線延伸開來。待到早春，種子播下去，土地活了起來，禾苗生發，萬象更新。顧炎武看著這一切，禁不住熱淚盈眶，無論時代如何更替，帝王事業如何鬥轉星移，這人間總有一些事物是不死的，春天總在如期到來，新的生長總在不斷替代舊的死亡。
雁門墾荒無疑是成功的，有記載說顧炎武賺了一大筆，“累致千金”。這件事甚至讓他萌生了邊關興業的計劃，他敏銳地發現邊地表麵看似貧瘠，土地下卻蘊藏著豐富的礦產。他主張開發草澤，主張大興西北部畜牧業，不僅要推廣紡織品生產，還大膽設想將政府壟斷的鹽茶買賣改為自由買賣。他認為百姓財路廣了，口袋裏有錢了，政府稅收自然就水漲船高了。他甚至寫信給愛徒潘耒，邀請他一道來參與這個狂野又宏大的計劃。
你不能想象這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他身體裏閃耀著這樣活躍的思想，他永遠有不向現實低頭的倔強。無論怎樣的勞作和艱辛，都不能阻止他在每一個夜晚點亮燈盞，在微弱的光線裏，在邊塞的
寒夜裏繼續創作他的著作。他花了二十多年時間，完成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誌》，《日知錄》已經寫了數十年了，但他依然在不斷地修正，逐條逐條，逐字逐句……在著述這件事上，他從不草率，永懷著敬畏神明一般的虔誠。他知道，生命易逝，寫在紙上的學問卻是要長久地留在這人間的。
那段時期，除了雁門墾荒，顧炎武依然在陝西和山西一帶做他的田野調查，並且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慢慢運用到實踐中去。《清稗類鈔》記載，說山西票號就是由顧炎武和傅山一道創辦的，他倆還完善了運營票號的整套規程，為了避免禍端，這套規章製度不訴諸文字，嚴格地以口授的方式流傳，卻成為有清一代全國大部分票號的通行製度。
關於傅山還有一個故事。有一回顧炎武去拜會傅山，傅山不僅學富五車，還精通醫學，他替顧炎武搭脈，鄭重其事地說：“亭林兄心脈強勁，有壯年氣象，還可生個大胖兒子！”為此，顧炎武特地納了一個妾，他大概真的盼子心切，尤其長年的顛沛與漂泊總會令他對寧靜的時光生出遐想。夜深人靜時分，他常常幻想起兒女繞膝的溫情來，可伸出手去，隻有一個孤寂的背影投在泥牆上。
不過，人生總有缺憾，顧炎武後來才知道，傅山算是幽了他一默，他哪能再生出兒子呢，不但生不出兒子，
身體倒折騰出了各樣的毛病。他真是被傅山氣壞了，為此，當友人王弘撰準備納妾時，他特意寫了篇文章，叫《規友人納妾書》，規勸王弘撰要理性，不可輕舉妄動，文中說到，曾經我與張爾岐說過傅青主（青主，傅山字）的為人，真是大雅君子。但張爾岐反問我，哪兒見過勸六十老漢納妾的君子？
隨後，為了不耽誤這位女子，顧炎武決定為她另尋一個好人，給她置辦了妝奩，將她再嫁了。
不變的抉擇
明亡三十四年後，康熙已執政十七年，其時康熙正值青年，理想遠大，意氣風發。末世的創傷正在治愈，三藩之亂將平，內憂外患正在廓清。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中央政府頒發皇帝詔書，舉行博學鴻詞科考試，皇帝還承諾將親自擔任主試。博學鴻詞科考試是科舉製式的一種，是傳統科舉考試以外的特選考試，也是政府籠絡知識分子的一種手段。
消息很快傳到大江南北，引發了各地讀書人的巨大震動，很多科舉屢試屢敗的人，很多明末的文人都意識到，漫長的困頓之後，機會終於來到自己麵前。
那年顧炎武六十六歲，在常人看來，這是他入朝為官的最後機會，應該一舉抓住。顧炎武卻全然不是這樣想的。博學鴻詞科考試的詔書頒發後，即刻有兩位大學者舉薦顧炎武。一位是掌院學士葉方藹，他也是此次博學鴻詞科
考試的閱卷官，另一位是翰林院侍講韓菼。葉方藹的名字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識？對，就是昆山千墩那個原先想侵占顧炎武田產的豪紳葉方恒的兄弟。他可真不是一般人物，葉方藹與顧炎武外甥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同科進士，徐元文高中狀元，葉方藹高中探花。根據事物不斷變化的規律，人也在不斷變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在不斷變化。三十多年後，葉方藹與顧炎武早已一笑泯恩仇了。對於這個同鄉，此時葉方藹心裏隻剩下崇敬和欽佩，同為做學問的人，葉學士不可能不了解顧炎武的學問之精深和人格之博大。
顧炎武當然也非常願意尊敬這位曾經的“仇敵”的家人。這些年，他們之間也有過很好的交往，他寓居北京外甥家裏時，葉學士曾親自登門造訪，請教學問，種種跡象都表明他們兩家已重修舊好了。但這一次，顧炎武倔強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嚴詞拒絕了這份邀請，甚至發誓此後再不去北京了。第二年，葉方藹擔任明史館總裁，再次向顧炎武發出邀請，請他入京修史，顧炎武回了一封信，信中說，即使人人都可以出來當官，但我顧炎武必不可出。母親當年的遺訓不敢或忘，我豈能違背？他甚至在某個場合還說過一句決絕的話，大意是若清廷逼迫我入仕為官，“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
這是被信仰驅動的抉擇，
並非表明顧炎武就是一個頑固不化的腐儒，相反，到了這個年紀，他早已與清廷和解了，他有很多身居高位的官員朋友，他的三個外甥，徐元文是當朝狀元，徐乾學和徐秉義則都是當朝探花，他們都在大清帝國的中央政府裏擔任要職。而就在博學鴻詞科招考的那一年，他的愛徒潘耒也躍躍欲試想要進京趕考。起先，顧炎武內心裏是很不能接受的，他與潘耒談及其兄長潘檉章的遭遇，讓他不要忘記當年的仇恨，但潘耒主意已定，還是決定赴京，在這場招考中，他名列二等第二名。麵對愛徒的遠去，顧炎武心裏五味雜陳，但他還是說服了自己，甚至不無自我安慰地說：“潘耒也是出生在本朝的人，做當朝的官並無大礙吧。”隨後，他寫信給與潘耒同時入朝為官的摯友李因篤，讓他多多照應這位後輩。
他就是如此固執又如此開明的倔老頭，這般態度也體現在他與三個外甥之間的關係上。舅舅的學問與人格，對三個外甥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但舅舅似乎又總與外甥保持著刻意的界線，就像他和這個帝國的關係。他奉勸擔任朝廷高官的外甥們，一定要守住做人的底線。他拒絕他們在京城或南方的家鄉給自己置辦房屋，到了晚年，仍然願意住在陝西和山西一帶過自給自足的生活。但他那些大書，那一套“以待後王”的經濟治世的學
問，卻通過外甥們傳到了皇帝耳朵裏，並為改進一些國家政治策略提供了理論依據。
徐元文於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任日講起居注官，每天在弘德殿進講，很是受康熙皇帝讚許。徐乾學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擔任翰林院侍講，後升為侍講學士。兩位外甥都有一顆為了天下蒼生的“私心”，他們覺得為了國計民生，需要反複地向皇帝與同僚滲透顧炎武的經濟思想。這並非玄學與空談，而是醫治政治弊病的藥方。徐元文在與皇帝的對策中，將顧炎武的賦稅思想，直接提供給了康熙。他在奏疏中論及科舉，也是直接引用舅舅的《生員論》。徐乾學則用顧炎武經過無數田野調查寫成的名文《錢糧論》做對策，推薦給朝廷的各位高官。
這大概是中國曆史上學問落向實處的一條非常奇特的道路，沒有人能夠想到，一個布衣學者，他窮盡畢生的研究，最後會以這樣的方式影響到帝國最高層。顧炎武原本以為，他的學問要等很久很久以後才能夠被理解、被珍視，但沒料到自己的理論與主張帶來的回響會這麼快。
他是三百多年前少有的具備公民意識的“現代人”，他堅持做一個耿介的學者。他認為國家獨立的根基在於個人的人格健全與獨立，一個社
會肌體的清潔，風氣的清朗，關乎每一個公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倡導實學，反對政治倫理淩駕於事物客觀規律之上，也反對向內自求的修身養性的玄虛之學。他深切意識到，百姓不能安居樂業，天下就不能太平。他提倡保障私有財產，取消對民間工商業者橫征暴斂的稅收政策；他主張整頓市場秩序，主張行政權力退出市場競爭；他倡導無地域限製的自由貿易，希望朝廷開放海禁，允許民間商人出海開展對外貿易。
他是務實的行動派，是堅韌而富有遠見的學者，也是自律的君子。他的一生走遍大半個中國，寫下了三十多種、四百多卷著作，共一千多萬字。
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顧炎武從華陰前往曲沃，知縣熊僎得知消息，命人到縣城三十裏外的侯馬驛迎接他。起先，顧炎武被安頓在元帝廟，大概考慮到那是一個寧靜的處所，適合讀書著說。隨即他生了一場病，嘔吐腹瀉，請儒醫郭自狹開了幾帖藥，病漸漸好了。畢竟上了年紀，身體大不如從前了。九月間，顧炎武搬到上坡韓境家，十月，又搬入下坡韓村的宜園。宜園的主人是清初進士韓宣，對於這位大學者的入住，主人非常歡迎。
那年春節，顧炎武就在韓宣的府上度過。本來好友李因篤也約好了一起在宜園過這個年的，卻因大雪封路未成行，不過這位老
朋友細心得很，托兒子帶來了五首詩和一床新棉被。
舊年剛過，等到正月初八，雪已經停了，天漸漸放晴。那天一早顧炎武就起來了，招呼嗣子衍生準備上路，啟程返回華陰。
馬站在院子裏，準備開啟一段新的旅程。顧炎武走向那匹棕紅色的馬，雪光明亮刺眼，一根根馬鬃似乎都透著光亮，馬似乎成透明的了。恍惚中，他看到了馬鐙，一腳踩上去，馬輕微地動了一下，顧炎武的身體就像一堵本就搖搖欲墜的牆傾倒下來。
七十歲的早春，他再也無法跨上一匹馬。這次跌跤埋下了病根，一天後，顧炎武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