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歲，紹芾老先生開始讓顧絳和自己一道閱讀邸報。邸報為明代官方的公報，起先各級官府依靠專人抄寫流傳，到崇禎年間，活字印刷進一步發展，讓它有了印刷版。紹芾先生一直保持著閱讀邸報的習慣，讀到他認為重要的條目，就用小楷一字一句抄錄下來，並編輯成冊，以供日後查考。
邸報好比當下的新聞資料，一下子為少年打開了眼界，讓他看
到帝國經濟社會、政治思想等各領域正在發生的事件。也讓少年顧絳的心裏早早地埋下了天下情懷。
如果說嗣祖的用心為小顧絳的治學打下了根基，嗣母王氏則為小顧絳的精神打下了根基。王氏深明大義，是一位大寫的女人。她嫁入顧家時，丈夫同吉早已亡故，但她卻盡了許多兒媳無法盡到的責任。
史書上記載，有一回婆婆生了場怪病，久治不愈，王氏天天守在病床前，並派人到處求醫問藥，終於找了一位專治疑難雜症的醫生，開了一張古怪方子。醫囑說，要治好這個病，必須加入人身上的肉作為藥引子。為了婆婆康複，這位兒媳忍著劇痛悄悄切下了一截手指。不知道是不是這“可怕”的孝心做的藥引起了作用，總之婆婆的病很快就好了。崇禎七年（1634），蘇鬆巡按禦史祁彪佳親自上門拜會王氏，表彰她的孝行，王氏成為蘇州昆山一地孝女的楷模。崇禎九年（1636），朝廷頒發聖旨，旌表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並在昆山千墩建造貞孝牌坊一座。
王氏特別熱愛學習，白天紡紗勞作，晚上於油燈下讀書，幾乎每晚都手不釋卷。她最愛給小顧絳講古書裏忠烈義士的傳說和故事。嗣母的為人和故事，給了少年顧絳一份耿介正直的信念，這信念像天上的星辰永不落幕。
崇禎三年顧絳應科試，考得一等第二十名
。科試是各省學政巡視所屬府州舉行的考試，也是一項獲得鄉試資格的選拔考。那年，十八歲的顧絳順利獲取鄉試資格，他夢想著在接下來的秋闈中一鳴驚人，大丈夫當以雄才大略兼濟天下嘛。
不過事與願違，第一場鄉試以落第告終。
他隱約意識到，科舉考試這件事與人自身的知識和才華並不完全相關。不過十八歲的年輕人，大抵並不會太在意這樣一次落第，稍稍失落了一些時日，這事便過去了。
顧絳第二次參加鄉試在九年後，崇禎十二年（1639）秋天，他再次走入秋闈的考場。沒想到，這一回他再次失敗了。這場鄉試帶給顧絳很深的震動，他開始反思考試本意，很快就得出結論，士子們讀的淨是無用之書，運用的淨是腐朽的應試方法，而有大識見的人，恐怕根本玩不轉這樣的遊戲。他在《日知錄》中寫道：“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
既然如此，就到此為止好了。
顧絳決定放棄繼續在科舉路上無謂掙紮，自有更偉大的事業等著他。就在那一年，這個二十七歲的年輕人，決定開始書寫兩部巨著《肇域誌》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按照構想，《肇域誌》將是一部全國的地理總誌，《天下郡國利病書》則是旨在記錄整個明代的社會、經濟、
政治、曆史、地理等狀況的大書。
他開始潛心研究，遍覽天下府州縣誌和奏疏文集，達一萬兩千卷之多。當然，在他內心深處也隱隱埋下一個願望，期待有一日能遍曆中國，既向當世大賢求證學問，又以切實行動印證紙上的理論。
血與火的洗禮
清軍拿下南京後，大舒一口氣。朝廷總結戰事時說：“黃河以南望風響應，兩淮官民誠心歸順，惟揚州逆命未服，旋被攻克，江東將士鳥驚魚潰，投降者二十三萬，餘皆奔竄。”
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江南一帶，抗爭此起彼伏。城池易攻，人心難服，這是急功近利的侵略者想象不到的。吳儂軟語的江南，卻有無數寧折不屈的傲骨，許多人在這場變故中拋灑熱血。所謂的悲壯，是明明知道大勢已去，仍然選擇逆流而上，直至在力挽狂瀾時被大浪卷走。盡管大江必然東去，但願意以性命為賭注在這洶湧激流中做最後一擊的人並不少。
清朝的統治者，並不了解江南的內在風骨，更不知道這片溫婉的土地上有無數讀書的種子，正是書給南方士子的骨頭裏加入了鈣質。
崇禎十七年四月，顧炎武正與嗣母等家人避難常熟唐市，驚聞甲申國變和皇帝自盡的噩耗，顧炎武於悲痛中寫下《大行哀詩》。隨後清兵入關，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聞風逃向南方，此時淮河以南名義上仍屬明朝。五月，福王朱由崧
在一批遺臣的擁戴下，建立南明政權，監國南京，並稱帝，改元弘光。在昆山知縣楊永言的舉薦下，弘光朝廷聘請顧炎武擔任兵部司務。南明弘光元年（1645）春，顧炎武於第一時間埋頭撰寫“乙酉四論”。他終究是一個書生，明亡初期，他將光複明室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弘光朝廷上。他認定，南明朝廷想要有所作為，必須徹底清除晚明政權種種積習，第一要務是從國策上全麵變革，由此他想以自己這些年來的博學與實證為弘光朝廷提供理論支持。“乙酉四論”就是被這個單純宏大的理想推動著催生出來的作品。“乙酉四論”包括《軍製論》《形勢論》《田功論》和《錢法論》。顧炎武從弘光政權立國南京的實際出發，針對明末在農田、錢法和軍製諸方麵的積弊，提出一係列解救危難的應急措施。在《軍製論》中，他提出了“寓兵於農”之法，強調不能盡驅民為兵，否則民怨沸騰，國事將不忍言矣。在《形勢論》中，他主張北守徐泗，南控荊襄，西通巴蜀，進而聯天下為一，國勢可振。在《田功論》中，他指出當前之急務是召民墾田，發展農業生產，以保證軍餉。在《錢法論》中，他指出錢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流而不窮。
這是書生的理想主義，他是那樣一廂情願地相信學問可以指導現實、革除時弊。
顧炎武固
然開出了治國良方，但弘光朝廷內部奸臣當道，文官傲慢愚蠢，武將擁兵自重，他一番拳拳之心注定隻能成為一紙廢話。果不其然，這個畸形的小朝廷僅僅存在了一年，第二年五月就夭亡了。
此後，顧炎武回到蘇州，與當地有識之士一道展開地方保衛戰。順治二年閏六月，顧炎武與歸莊、吳其沆加入明鄖陽巡撫王永祚的反清義軍。正在常熟郊外的語濂涇避難的嗣母已年逾六十，她囑托炎武：“我雖是個婦人，卻受著國家恩惠，若真有大敵當前，我將義無反顧選擇赴死。”
王永祚的義軍原先謀劃著分為幾路，奪回江蘇的幾個城。但戰事持續了沒幾個回合，兵敗如山倒，吳其沆戰死，顧炎武與歸莊得以逃脫。
幾乎同一時間，原昆山知縣楊永言組織義兵，顧炎武偕同地方鄉紳，囤積糧草，起草文告，號召鄉民奮起守護昆山，做好長久鬥爭的準備。剃發令一下，昆山當地民眾反應尤其劇烈，他們衝進縣署，殺死清軍委任的知縣閻茂才，焚燒縣衙，搗毀官舍。楊永言、王佐才、朱集璜等將領趁機布防，其他鄉紳也各自聚兵，屯於要道，誓與昆山城共存亡。
由於雙方力量懸殊，有如天地之別，昆山城在七月六日失守。隨即，清兵主帥李延齡下令屠城，屠殺進行了整整兩日，血流成河，萬戶蕭疏，昆山幾為空城。《鹿樵紀聞》中寫到
，民眾死狀慘不忍睹，有倚門、臥床、投閣、反縛、攢捆、壓木柱、斬首、斫頸、裂肩、斷腰、剜腸、陷胸、寸磔種種之狀；至於懸梁掛樹者，比比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滿。
七月八日傍晚，電閃雷鳴，風雨大作，仿佛連上天都在控訴這慘絕人寰的暴行。雨水傾瀉而下，擊打著道旁堆積如山的屍體，衝刷著院落裏凝固的血跡，也令屠殺者瑟瑟發抖。
顧炎武當時已逃離昆山城，但還有家人在城中，胞弟顧纘和顧繩都於屠城時遇難。
接著，常熟於七月十四日淪陷。
聽聞噩耗，顧炎武嗣母王夫人做出了一項驚人的決定——絕食殉國。不論家人如何勸解，下定決心後，她粒米不進。用了十五天，饑餓才將一個原本健康的身體慢慢掏空，將她慢慢殺死。這漫長的自盡過程，仿佛一堂人生最後的課，王夫人似乎要以一己的死亡，向所有後輩昭示如何做一個秉持信義的人。盡管我們深信生命高於一切，盡管我們或許不同意這樣的選擇，但誰也無法否認舍生取義的悲壯，這大概是人類最高貴的舉動之一了。
最後時刻，嗣母握著愛子的手，向顧炎武叮囑後事：“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目於地下。”
這是怎樣的一個時期呀，抗爭此起彼伏，鮮血和眼淚洶湧澎湃
。那麼多熟悉的人死去，那麼多原有的秩序被砸爛。選擇一死，似乎是最容易的，選擇活下來，選擇重新活出生命的尊嚴與價值，這條路才是最難的。
顧炎武告誡自己，必須活下去，必須令生命迸發出新的意義。
北遊
四十五歲，顧炎武決意北遊。
許多年後，有一位外國作家說生活在別處，顧炎武這位長年生活在江南的學者，似乎也深諳這個道理。他固然在紙上寫下自己的一切所得，但絕不是熱愛紙上談兵的人，他相信學問的到來，一大半基於對世界的深入勘探，學問既長在故紙堆裏，更長在遼闊大地上。去完成經世治國的著作，這是曆盡顛沛與幻滅後，顧炎武心中存留的最堅實的信念，這個信念於四十五歲那年，清晰地屹立在他心中。
到了那一年，顧炎武深知生命已走完大半程。他剛剛結束一場牢獄的紛爭，剛剛避開一場危及性命的追殺，他深知自己並不足以遊刃有餘地在仇恨裏與人長久相持下去，他需要一處清靜地，天高地闊，遠離小人的算計。
到了那一年，他的牽掛已越來越少，甚至連子嗣都未曾有一個（炎武夫人王氏未生養；三十七歲時，炎武曾納妾，並生下一子，孩子四歲早夭；四十二歲左右，又納妾，仍未生養）。山河破碎，功業未盡，盡管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已初成，但他仍有太多疑問需要解開。
這
一切都促使顧炎武下定了北上的決心。
順治十四年（1657）秋天，朋友們為顧炎武壯行，老友歸莊在席間朗誦了剛寫完的《送顧寧人北遊序》：
餘與寧人之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年，蓋未嚐有經歲之別也。今於寧人之北遊也，而不能無感慨焉……寧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天下誰複知寧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曆傳列國，以廣其誌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寧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尋，非賢人之誌；別離是念，非良友之情……
知炎武者，非歸莊莫屬。借這些深情款款的文字，老朋友道出了麵對經年之別的不舍，也送上了一份高遠的期盼，他相信顧炎武今日之遠行，必將成為未來“行道於天下”的發軔，設若炎武躲進深山做一個閑適的隱士，他的思想又怎能為天下人所知？盡管在情感上，他多麼希望老朋友留在身旁。在蘇州昆山，歸莊和顧炎武的名字緊密相連，仿佛現代人口中的“組合”一樣，被稱為“歸奇顧怪”。但他還是向老朋友送上了遠行的祝福，他知道顧炎武的功績是要寫在曆史的大書上的，他該遍曆山河，而後成就“救世之學”。
那就出發吧，像每一次歸來那般義無反顧。
顧炎武胸前還揣著一封朋友們一道寫就的重要信件——《為顧寧
人征天下書籍啟》，書啟中寫到，昔司馬子長遍遊四方，乃成《史記》；範文正自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若寧人者，其殆兼之。今且北學於中國，而同方之士知寧人者，敬為先之以言。冀當世大人先生，觀寧人之文以察其誌，而助之聞見以成其書。匪直一家之言，異日天下生民之福，其必由之矣。
信末，萬壽祺、歸莊、吳任臣、楊彝、潘檉章等二十一位大學者和文化名人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這大概是中國文化史上最特別的一封信了，說是信，其實更像一紙通行證，它試圖在亂世裏蹚開一條文明的路徑。這是一把開啟北中國大地上諸多文人與學者家中書房的鑰匙，也是一種惺惺相惜的默契。顧炎武揣著它上路，陪伴同行的，還有一位知根知底的仆人，以及兩大箱書稿。
起先的行程，走的是水路。沿大運河北上，過常州、鎮江、揚州，過淮安、徐州，進入山東，第一站萊州掖縣。到這裏去，他除了學術上的探求，還有尋訪抗清誌士的意圖。在掖縣，顧炎武拜會了當地複社領袖趙士完和任唐臣，並於任唐臣書房讀到絕版的宋朝吳棫所著的《韻補》一書，這真是驚喜的遇見，他正攜帶著《音學五書》的書稿，有一些困惑需要解答，而《韻補》可謂古音學開山之作。在任宅小住期間，顧炎武每日挑燈夜讀，修正《音學五
書》。清代初年，諸多學者將精力投注到經史研究中，而音韻學則被認為是通往諸子百家的路徑。《音學五書》是顧炎武對古音研究的總結，書中變更《唐韻》次序，把古音分為十部，用表的形式將它們列出。該著作從理論和實踐上徹底否定了葉韻說，奠定了古音學基礎，開拓了音韻學研究的新領域。
隨後，顧炎武的行程稍稍偏南，去往即墨，拜會黃坦與黃培兄弟。黃家是當地的名門望族，也是潛藏於民間的堅定的反清誌士。顧炎武在黃家住下，即墨一地許多文人得到消息都來拜訪，大家交換對世事與學問的看法。幾天後，黃家兄弟和一群讀書人陪顧炎武登嶗山。回來後，顧炎武寫下了一篇極有價值的文章——《勞山考》，並應黃坦之邀，為其先父的遺著《勞山圖誌》撰寫了序言。
離開即墨，顧炎武的足跡遍布了山東各地，如濰縣、青州、長山、濟陽、鄒平、長清、德州、泰安、曲阜、兗州，而泰山、孔府、靈岩寺這些名勝古跡，他更是一一造訪。
隨後，顧炎武向著更北的地方進發，於順治十六年（1659）春天到達北京，他自永平出山海關，又折回昌平，拜謁十三陵。而就在那一年，鄭成功、張煌言舉師北伐，往後我們都知道，這大概是最後一場轟轟烈烈的抗清鬥爭了。聽聞消息，顧炎武心下大喜，匆匆改變行程
，離京向南，到達揚州。這趟行程是秘密的，顧炎武應該是為了鄭成功、張煌言的起事南下的。
不過時局瞬息萬變，到揚州後，鄭成功發動的長江之役在獲得幾場勝利後隨即以慘敗告終，顧炎武折回山東。此時，他心裏真正了斷了“複明”的念頭，盡管這件事持續了那麼多年，要真正接納它，卻像生生地在身體中抽離一根肋骨那樣疼痛，它連著肉，帶著筋。此後，他的心裏隻剩著書立說、以待後王這一件大事了。
顧炎武再次北上，於順治十七年（1660）二月抵達北京，又一次去了十三陵，這大概是第二次去吧。而孝陵，到那年為止他清晰記得自己已拜謁了六次。他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執念，或許哪怕隻是到這故國的皇陵去走一走，也能嗅到一些過去的味道吧。
六月，顧炎武重回山東。
那年秋天，他決定南歸，一晃已快四年了，上一年的南行又如此倉促，幾乎沒有機會麵見那些在遙遠的南方想念他的朋友們。順治十八年（1661）春節，顧炎武在蘇州迎來新年，早春時，他繼續南下，往杭州，在西湖畔與文學家施閏章相遇，又去孤山拜會正在杭州遠遊的詩人徐夜，後又拜訪音韻學名士柴紹炳和毛先舒。到了越地，顧炎武心裏迫切想見的還有一個人——黃宗羲。對這位生於浙東的大儒，顧炎武早就期盼會麵了。
但其時黃宗羲處境極其艱難，反複考量後顧炎武打消了拜會的念頭，兩位清初曆史上開天辟地的大思想家終究擦肩而過。他渡過錢塘江，去到紹興，拜謁了大禹陵，憑吊了宋六陵，並應紹興府呂章成之托，為《呂氏千字文》作序。
就在顧炎武遊曆浙江時，江南的形勢急轉直下。奏銷案、哭廟案幾乎接踵而至，以金聖歎為首的十八名秀才被斬首於江寧三山街。這是多麼聳人聽聞的事件！顧炎武再也不能平靜地在江南久留了，他隻能匆匆離去。由杭州取道蘇州，隨後重新北上回到山東。
如此不厭其煩地列出其行程，是想讓所有人直觀地見到一個在路上的學者，他用身體開拓出來的生命疆域，同樣是思想進發的路徑。
隨後數年，顧炎武依然沒有停下遊曆的腳步，從山東到北京，到山西，再到陝西，覽恒山，訪晉祠，登華山，出潼關……足跡由棲霞山到西子湖，由渤海之濱到西北腹地，每一處他都做了地理與人文上的詳細考察，隨著腳步深入，更多高貴的靈魂也迎麵走來。在漫長的遊曆中，顧炎武每到一處，定要拜會當地學者、名士，請教學問，交換看法，這是最身體力行的功課。王錫闡、傅山、李因篤、孫奇逢、張爾岐、李顒、路澤濃、楊瑀……這些喝著不同的水，讀著不同的書，在不同天空下成長起來的偉岸生命，以不同
的性情和特質，以各自的光亮，關照這個自江南出發的學者。當然，他還有另外一些知交，經商的生意人、邊塞的老兵、田地裏勞作的農民、船夫、鐵匠、捕快……這些偶遇的人，都成為顧炎武的“老師”。
再度入獄
康熙四年（1665），顧炎武到達濟南章丘。一踏入這裏，他就被深深吸引了，山川俊逸，河流清澈，土地平曠。而範仲淹讀書堂、鄭玄注經處、黌山書院、雪山寺等古跡更為此地增加了故事和氣韻。走入章丘，顧炎武心裏飄過一個想在此地定居的念頭。但他沒有想到，這個微小的念頭，竟然因為一場陰差陽錯的官司而促成了。
顧炎武到山東遊曆時，帶著一千兩盤纏出行，這筆錢是離開故鄉時變賣田產的所得。攜帶一千兩銀子輾轉於各地是一件極其不便的事。此時，顧炎武於章丘結識了商人謝長吉，謝長吉表示這一千兩銀子可以借貸給他做生意。隨後，他一次次找到顧炎武遊說。
經過一番考量，顧炎武同意了謝長吉的提議，他要解決銀子的攜帶問題，但更要緊的是他需要固定收入以維持路上驚人的開銷。不過事與願違，顧炎武很快發現謝長吉的生意做虧了，他不但沒有拿到約定的利息，就連本金，對方也隻字不提了。顧炎武多次找到謝長吉交涉，正告他還錢，謝長吉不是推托就是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