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首見於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波特教授通過對若幹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的考察和分析，認為產業集群是工業化進程中的普遍現象，代表著介於市場和等級製之間的一種新的空間經濟組織形式。波特指出，群是長期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群內企業能夠更加方便地獲得技術、人才、信息、設備等資源，頻繁的互動交流使創新更加容易，技術溢出給彼此帶來利益。產業集群是新企業的“助產士”，投資者更容易捕捉市場機會，創業者更容易察覺產品和服務的缺口，受到啟發建立新的企業、開發新的產品、提供新的服務。無疑，矽穀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高度集中的產業密度，產業集群持續不斷地為企業改革創新提供動力，對產業的競爭優勢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安納利·薩克森寧對矽穀崛起進行了專題研究並著成《地區優勢:矽穀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一書，提出矽穀繁榮發展的深層原因在於具備更適合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機製和文化，產業集群造就了矽穀創業和成功的肥沃土壤。他指出：“即使在強大的競爭壓力下。內在的忠誠及對優勢技術的共同協議也把本行業的成員們團結起來。本區的公司都在競爭市場份額和技術領導地位，同時它們又都依賴這個地區獨樹一幟的合作實踐。‘矽穀悖論’在於競爭需要不斷創新，而創新反過來又需要公司間的合作。”
[美]安納利·薩克森寧：《地區優勢:矽穀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曹蓬、楊宇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頁。
孕育技術創新的組織平台範圍十分廣泛，從具有創新力的個人開始，其次是組織，組織中最小的單元是具有創意的專案團隊，再大一點就是廠商，再大就是產業聚落，如美國矽穀。矽穀集中了大量高度分工、相互交融的產業元素，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產業集群，綜合聚集效應迸發，規模經濟優勢凸顯，從而形成世界上最強大的技術交流網絡和最發達的技術擴散機製。從資本擴張增殖來看，產業集群是社會化大生產的高級組織形式，是現代化分工與協作的集中展現，深度契合相對剩餘價值生產與實現的內在邏輯。產業資本要素受規模經濟驅動而不斷彙聚在一定地理區域，核心要義是創新因素的集聚和競爭動力的增強，群內企業通過同業競爭和互動交流更好地實現知識外溢、信息外溢、技術外溢，從而對技術創新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
第二節納斯達克：技術創新的強力引擎
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除了高新技術本身之外，資本市場的強力推動不可或缺。高科技公司在初創期麵臨的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都很大，市場對新技術新產品的接受程度是未知數，因而融資途徑受限、融資方式單一，主要依靠風險投資提供資金幫助。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風險投資逐步退出，高科技企業亟須以募集新股、公司重組等方式進入資本市場。公司上市既是通過資本市場籌集資金的重要方式，更是創業獲得回報的重要手段和激勵創業者的主要動力。由於大多數矽穀公司上市時尚未實現盈利，沒有資格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美國1971年全國證券交易商自動報價係統（NASDAQ）股票市場的建立，為矽穀公司上市創造了有利條件。微軟、蘋果、思科、甲骨文、戴爾等一批高科技企業正是通過納斯達克市場融資獲得飛速發展，一躍成為世界聞名的大企業。與紐約證券交易所服務對象以傳統工業企業為主不同，納斯達克市場主要為具有高成長性的中小企業和高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服務，是對原有資本市場的重要補充，形成優質上市資源更替換代的重要機製。不僅如此，納斯達克市場還強化了證券交易所之間的競爭關係，有利於提高資本效率、降低融資成本、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務。實踐證明，納斯達克市場在美國高效的創新體係中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被譽為“美國新經濟的搖籃”，對於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和高科技產業發展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正如紀錄片《華爾街》所述：從華爾街流淌出來的金錢打通了美國最長的運河，鋪設了全球最大的鐵路網，點亮了世界第一盞電燈……其地位和貢獻可謂非同凡響。
一、搭建高新技術項目辨識平台
對技術創新進行投資，既要預防和對衝不確定性帶來的流動性約束，又要克服投資者自身與技術研發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事實上，技術創新的信息成本與對衝不確定性需要的流動性成本非常高，僅靠內源性融資難以滿足技術創新的需求，必須有優質高效的金融安排來保障技術創新的導向，特別是通過資本市場這個無形的手篩選高新技術項目。資本市場大浪淘沙、優勝劣汰、好中選優，是科學調整和優化配置金融資本的極為重要的渠道。高科技企業從資本市場籌集資本用於研發和經營，以產品或服務的形式將技術成果投放市場獲得收益。一方麵，經得起市場檢驗的優秀高新技術項目脫穎而出；另一方麵，參與的資本獲得相應回報，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的過程。在信息化時代，高科技企業的孕育和發展呈現出與傳統企業迥然不同的特點，技術含量高的企業往往具有驚人的增長潛力。美國納斯達克市場自創立之初就敏銳捕捉並積極適應了這一時代特征，納斯達克大大降低企業規模、既往盈利等上市標準，更加包容、更加多樣化、更加體現市場導向、更加注重企業的發展前景，鼓勵和扶持新興高新技術企業上市融資，迅速成為新經濟、新產業、新商業模式最佳的“賽馬場”“選秀池”。納斯達克的“低門檻”，使得為數眾多的高成長性科技企業，盡管遠未達到銀行貸款條件和傳統上市要求，但憑借自身的市場潛力和價值預期籌集到足夠的發展資本。納斯達克對公司上市的財務指標要求相對寬鬆，並不意味著放鬆監管、放任自流，而是始終堅持降低上市門檻與強化市場監管並重並行，製定了較為嚴格的公司持續上市標準，促使上市公司完善治理、規範運作、提高質量，不折不扣執行全方位的信息披露規定，不斷增強公司財務的透明度，最大限度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納斯達克對高新技術項目的辨識篩選和風險管理，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健全的分層製度、靈活的轉板機製、混合型做市商製度和嚴格的退市製度。為持續激活整個市場的流動性，納斯達克內部曆經兩次分層細化（即：1982年第一次分層，分為“全國市場”和“常規市場”，1992年“常規市場”被正式命名為“小型資本市場”；2006年第二次分層，分為“全球精選市場”“全球市場”“資本市場”。有學者提出三次分層說，將1975年納斯達克製定第一套上市標準、區別於OTC市場成為獨立的證券交易場所作為一次分層。筆者認為此舉應是納斯達克在性質和地位方麵的一次重要變化，並不能視為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分層）。納斯達克的分層管理旨在從低層次市場挖掘潛力公司、為高層次市場提供潛在的優質資源，2006年2月確立並延續至今的“全球精選市場”“全球市場”“資本市場”由高到低的三個層次，進一步優化了市場結構，有效發揮了市場遴選企業的功能，滿足了不同類型、不同規模、不同特征企業的融資需求，大大提升了高層次股票的流動性和估值，同時也對較低層次的市場形成有效激勵。同時，各層次市場之間建立了靈活的轉板機製。在低層次市場中得到成長的公司，一旦滿足高層次市場的相關上市條件，即可通過較為簡單的程序到高層次市場上市；不滿足高層次市場維持上市標準、但滿足納斯達克“資本市場”要求的，可以申請在納斯達克“資本市場”掛牌。也就是說，納斯達克分層製度建立了一個逐漸優化的企業動態成長路徑，製造了更多的IPO及轉板機會，為掛牌企業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服務。納斯達克交易製度經曆了由單一的傳統競爭型做市商製度到“競價交易製度+競爭型做市商製度”混合模式的演變。做市商製度是指由具備一定實力和信譽的法人充當做市商，不斷向投資者提供買賣價格，並按其提供的價格接受投資者的買賣要求，以其自有資金和證券與投資者進行交易，從而為市場提供即時性和流動性，並通過買賣價差實現一定利潤。競價交易製度的價格形成機理為指令驅動(Orderdriven)，做市商製度則是報價驅動(Quotedriven)。以是否具備競爭性為根據，做市商製度分為兩種類型：壟斷型的做市商製度（典型代表為紐約證券交易所，每隻證券有且僅有一個做市商）和競爭型的做市商製度（典型代表為納斯達克市場，每隻證券有多個做市商，且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做市商自由進入或退出）。傳統做市商製度的最大缺陷在於，做市商往往利用自身做市的優勢地位侵害其他投資者的權益。於是，美國證監會1996年8月推出並於次年執行新的委托處理規則OHR(Order Handling Rules)，將競價交易方式引入納斯達克市場，實現由競爭型做市商製度向混合型做市商製度的過渡，逐步解決了做市商利用信息優勢進行壟斷交易、聯合報價的弊端，交易透明度的增加促進投資者積極參與市場交易，進一步激活了市場流動性。嚴格的退市製度是成熟資本市場的重要製度設計，發揮著“過濾器”作用，確保上市公司的質量，彰顯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法則。當上市公司不再具備交易條件，不能或不願遵從交易規則，繼續留在市場隻會徒增交易成本時，就要從資本市場中排除出去。納斯達克的退市製度包括主動退市（自願退市）和強製退市（被動退市），主動退市是指上市公司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向證券交易所提出退市申請，強製退市則是由於上市公司不再符合掛牌條件而被勒令退市，無論是哪種退市方式都必須嚴格遵循法定程序。在納斯達克有個司空見慣的現象，企業掛牌的速度很快，退市的速度更快，每年都有大量公司退市甚至有的年份退市公司數量超過上市公司數量，這也折射出納斯達克退市製度的有效性。
納斯達克高效的項目篩選功能還在於充分展現風險投資強烈的逐利動機和耐受高風險的鮮明特征。風險投資以股權投資（equity investment）方式進入初創企業，不但為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更在企業不同的成長階段為其提供戰略規劃、治理結構、人力資源分配等增值服務。高科技項目的高回報特點深度契合追逐高盈利的風險投資，“與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不同，風險投資是解決高新技術創新對資本的需求與供給缺口之間矛盾的新製度安排。在高額利潤的誘導下，資本放棄了矜持，主動與有發展前景的科技創新或新穎的觀念聯姻，創造了一種有別於傳統模式的投資方式和企業發展模式。資本承擔高風險，得到與之相應的高收益；具有發展潛力和贏利能力的高技術企業可以得到風險資本家的投資，避免了漫長的資本積累階段，擺脫了資本瓶頸的製約，有實現超常規發展的可能。這推動了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並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動力。風險投資行為和科技創新行為在一個比較高的層次上結合起來”
陳鈺、尹誌鋒：《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的宏觀經濟效應分析》，載《湖北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第92頁。。
美國是風險投資的發源地，也是世界上風險投資最發達、相關法律製度最完備的國家。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說：“歐洲在高科技及其產業方麵落後於美國，並不是由於歐洲的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於歐洲在風險投資方麵落後於美國10年。”
李月平、王增業：《風險投資的機製和運作》，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
風險投資者麵向既有巨大成長潛力、又有很高失敗風險的高科技項目投資，自始抱著高回報的強烈渴望；高科技企業的創業者們對企業願景有著強烈企盼，二者的有機融合促進企業蓬勃發展。納斯達克市場重在扶持和培育極具創新精神的初創企業，凸顯了資本市場對優質企業的篩選和發現，隻有那些符合乃至引領市場需求的創新項目才會受風險投資者的青睞，才能通過資本市場被廣大投資者賞識。同時，風險投資者也傾向於選擇那些創新中的佼佼者，通過市場化方法將其引入資本市場，風險投資由此獲得高額回報的良機。這種共贏的模式直接引致技術創新與資本市場之間的互動互促，推動了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
二、塑造風險投資功成身退典範
根據美國風險投資協會的定義，風險投資是指由專業投資者投入到新興的、迅速發展的、有巨大競爭潛力的企業中的一種權益資本。風險投資關注的是那些代表朝陽產業的企業，具有高度創新內涵的企業，能夠迅速增長的企業，能夠給風險資本帶來豐厚利潤的企業。風險投資的核心就是創新，以非公開權益資本投入創新，幫助創新實現其商業價值，最終從成功企業退出獲利。如果企業沒有創新意識、產品沒有創新內涵，就無法適應變幻莫測的市場，就不可能獲得風險投資的幫助。風險投資往往投向初創企業，有的企業初具雛形，有的尚處產品試驗期，有的甚至停留在創意醞釀、技術醞釀階段，可謂前途未卜，蘊含的風險和收益都很高。事實上，風險投資的高風險是必然的、確定的，但高收益卻是可能的、不確定的，準確地說，風險投資的鮮明特點應為高風險、高收益預期。然而，隻要具有潛在的高收益，就有望進入風險投資的視野，這深刻反映了追逐超額剩餘價值的強烈動機，因為“高新科技往往成為一種市場再進入的障礙(barrier to entry)，使得該項目在一定的時間內具有市場壟斷地位，以保證企業家及投資人獲取高額利潤，而專利既是科技知識產權的保證，又是具有專利的高新科技項目的市場壟斷地位的保證”
劉曼紅、Pascal Levensohn：《風險投資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
風險投資的本性就是追求高回報，與傳統投資單純分享投資項目利潤截然不同，風險投資形成資本運作的循環，從籌集資本到投入資本，從投入企業後的積極參與到被投企業成功後的擇機退出，從原始資本到增殖後資本，如此周而複始，風險資本在不斷循環中最大限度實現價值增殖。風險投資者將資本投入企業成為其股東，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風險投資者會選擇最佳的時機和方式變賣股權，從被投企業退出以實現資本增殖或止損。風險投資賴以生存的根本在於資本的高度周期流動，高效順暢的退出機製是風險資本流動的關鍵環節，風險投資最終以項目退出成敗論英雄。在實踐中，絕大多數風險投資者選擇推動被投企業公開上市，或促使其被大公司收購，從而實現風險投資的回收變現。一般而言，風險投資退出的方式或渠道主要有四種：公開上市、兼並與收購、股份回購、破產清算。公開上市的退出方式是指風險企業經過培育符合公開上市條件，改組為上市公司，經過必備程序在資本市場掛牌交易實現股權轉讓。在風險企業擴張階段，僅靠企業自身積累和風險投資注入是遠遠不夠的，公開上市能為風險企業籌集大量資本以增強其流動性，同時也為風險投資提供了一條絕佳的退出路徑。兼並與收購是風險投資退出的常用方式，風險投資者在恰當時機通過並購的方式賣出自己在風險企業的股份。其中，兼並是指一家實力較強的公司與其他公司合並組成新公司，實力較強的公司占主導地位；收購則是企業通過資本市場購買目標公司的股份或購買目標公司的產權從而控製目標公司。由於企業上市及其股票升值均需耗費時間（況且，也不是所有企業都能符合上市條件），並購退出的優勢在於立即收回投資，有效降低投資風險，因而對風險投資者產生較強的吸引力。股份回購指的是，當風險企業成長為有一定發展潛力的中型企業，但仍達不到公開上市的條件，可以按照有關約定采取創業者回購風險投資者股份或風險企業回購風險投資者股份的方式實現風險投資的退出。一般來說，在風險資本投入時投融資雙方就已簽訂好關於股份回購的協議，包括回購的條件、價格、時間等。在發達國家的實踐中，股份回購已成為風險投資退出的一條重要途徑，盡管通過股份回購實現的投資收益大大低於公開上市的退出方式，但畢竟降低了投資風險，更能體現保障性。破產清算是在風險企業成長性匱乏、難以達到預期前景的狀況下，風險投資迫不得已采取的退出手段。這種方式雖然可能造成一定損失，但與沉澱在風險企業中的機會成本相比，既是及時止損的無奈之法，也是壯士斷腕的毅然之舉，風險資本隻有竭力避免深陷泥淖，才能轉而謀求新的更好的投資機會。
在風險投資各種退出方式中，公開上市的投資回報率最高。上市成功使風險企業股權隱性的價值顯性化，增值潛力巨大，是風險投資退出的首選之策。風險資本的IPO退出機製，是以交易市場為核心的諸因素構成的綜合體協調運行的結果，離不開市場體係、市場功能、運行規則、運行監管等各方麵的建設與完善。公開上市的場所，既可以是主板市場，主要針對符合主板市場標準的企業；也可以是二板市場（又稱創業板市場），主要為中小成長型企業提供金融服務。較之主板而言，二板市場上市條件相對寬鬆，企業入市門檻較低，更適合新興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具有巨大增長潛力的高科技企業。美國納斯達克市場是迄今全世界最發達、最成熟、最成功的二板市場，助力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題，也是風險資本周期性流動的“潤滑劑”。在納斯達克市場，投資的主體是機構投資者。由於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具有較高的成長性，那些看好企業長期發展的大型機構投資者願意積極投資納斯達克市場股票。納斯達克通過對企業資產進行市場化定價，為風險投資者提供賣出股權的渠道，吸引和激勵更多的風險資本注入初創型高科技企業，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企業技術創新。納斯達克市場自創建以來，一批又一批風險企業在此首次發行股票上市，這裏也是美國風險投資撤出的最主要市場，眾多風險投資者和高科技企業家一夜暴富，造富傳奇一再湧現，創業神話頻頻上演。
第三節短論
美國矽穀是高科技企業創業孵化的搖籃，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深度融合的模式已成為世界高科技發展的典範。初創型高科技企業具有知識和技術高度密集的顯著特點，是科技活動最頻繁、技術創新最活躍的企業群體，更是影響創新能力和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力量。由於初創型企業規模小、不確定性大、信息不對稱嚴重、代理成本高，幾乎不可能從銀行獲得貸款。在支持初創型企業成長中，風險投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風險投資能夠對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性的初創企業進行篩選，並監督企業的研發和創新，促進企業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力度，開發引領乃至創造市場需求的產品和服務。Kortum和Lerner通過研究發現，風險投資活動會使企業專利注冊量大幅增長，而且相比於沒有風險投資支持的企業，這些企業的專利質量更高，被更加廣泛地引用，其研發活動也更加密集。
Kortum S, Lerner J.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to innon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31(4): 674692.
風險投資不僅能給初創時期的高科技企業帶來發展急需的資金，也能為風險企業提供經營管理和市場運作等方麵的豐富經驗。正如薩克森寧所說，“風險資本家們為注資的企業帶來技術技能、操作經驗和行業接觸的網路以及現金資本。矽穀的風險資本家們卷入企業的程度是不同尋常的，他們在經營計劃和戰略方麵為企業家出謀劃策，幫助尋找共同的投資者，招募重要的經營管理人員，並在董事會中供職”
[美]安納利·薩克森寧：《地區優勢:矽穀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
曹蓬,楊宇光譯，
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頁。。
由於高科技企業的創業者往往缺乏企業管理曆練，風險投資者積極參與對高科技企業的管理，協助籌劃後續融資，幫助企業製定發展戰略和市場營銷計劃，監控企業經營和財務狀況，有效地利用風險投資者的專長、經驗和公共關係，幫助高科技企業順利發展。
風險投資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循環性投資，在循環中增殖，在循環中變現。風險投資的使命和意義就在於發揮孵化專長，實行資本與管理“雙管齊下”，鼎力扶持那些有高成長潛力的企業。因此，風險資本本身必須具備一定的流動性，才能持續不斷地扶持新企業。風險投資的一切活動都圍繞退出這一目標，退出既是過去的風險投資行為的終點，又是新的風險投資行為的起點。如果風險投資缺乏退出機製，風險資本在達到預期增殖目的後難以變現，這種增殖就僅僅是賬麵上的增殖，還沒有轉換為實際收益的增長。退出不暢導致風險投資陷入停滯狀態，無法再謀求新的投資機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風險投資與一般投資的回報模式不同，一般投資者投資一個企業，往往伴隨該企業較長時間，其收益大多來自企業的贏利；而風險投資者通常不指望從企業的盈利中獲取收益，而是通過孵化使小企業迅速變大變強，然後擇機將所持股權賣出，從而獲得高額的投資回報。比較風險投資諸種退出渠道可見，發行股票上市的投資回報率最高，風險企業被兼並收購能夠迅速收回投資，股份回購是風險投資收回的基本保障，破產清算則是及時止損的有效方法。
美國許多著名高科技企業如微軟、英特爾、蘋果、亞馬遜等在發展初期都有風險資本扶持，風險投資為這些企業的超常規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風險投資對於拓展企業融資路徑、優化金融資本配置、完善科技創新體係乃至促進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增加國民財富的重要作用，已為人們普遍認同。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為風險投資開辟了極佳的退出渠道，風險投資高度活躍，不斷撫育極具創新精神的初創型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投資的發展主要依靠市場主體和市場力量的推動，然而，僅僅如此尚不充分。由於風險投資本身的特性以及“市場失靈”的存在，仍需政府在完善政策措施、優化發展環境、科學引導預期等方麵發揮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美國高新技術產業高速發展，納斯達克市場也經曆了空前活躍和繁榮的時期。新經濟給投資者以無窮無盡的想象空間和無可比擬的心理預期，盡管許多前景是“未來的”甚至隻是“概念化的”，“理性繁榮”日益演變為“非理性繁榮”。納斯達克市場一度充斥鶯歌燕舞、市值急劇攀升，泡沫成分不斷擴大，風險也在持續累積。伴隨網絡經濟泡沫破滅，納斯達克指數急速下挫，上市公司紛紛遭遇“滑鐵盧”，其結果便是美國經濟增速減緩，投資者財富縮水。
矽穀強力驅動技術創新的實質是現代化分工與協作視域下相對剩餘價值的實現形式。矽穀和納斯達克是為創新的標杆與典範，但並不是孤立的，而是更大的創新生態係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技術創新具有全球性，各種創新要素在世界範圍內自由流動，自發地向更有利的生存環境遷徙。因此，必須以更廣闊的視野來審視技術創新與資本市場的關係，隻有在鼓勵合作、包容多樣性的環境下，技術創新才能不斷取得更好發展。在全球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的今天，任何形式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都與經濟全球化格格不入，與包容性發展背道而馳。
技術創新與資本市場｜第四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相對剩餘價值
第四章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相對剩餘價值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揭示了剩餘價值範疇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特殊表現形式，而且特別強調了剩餘價值作為一般範疇存在。馬克思深刻指出，“資本——而資本家隻是人格化的資本，他在生產過程中隻是作為資本的承擔者執行職能——會在與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從直接生產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餘勞動，這種剩餘勞動是資本未付等價物而得到的，並且按它的本質來說，總是強製勞動，盡管它看起來非常像是自由協商同意的結果。這種剩餘勞動體現為剩餘價值，而這個剩餘價值存在於剩餘產品中”，“隻不過它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像在奴隸製度等等下一樣，具有對抗的形式，並且是以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完全遊手好閑作為補充”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5頁。。
但是，“如果我們把工資和剩餘價值，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的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去掉，那麼，剩下的就不再是這幾種形式，而隻是它們的為一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基礎”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0頁。。在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形
態中，剩餘勞動生產的剩餘產品在價值形式上必然表現為剩餘價值。當今時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生產均處於商品化之中，剩餘勞動生產的剩餘產品都采取價值形式，因而都存在剩餘價值。
當我們剝去剩餘價值生產的資本主義外殼，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核心內容和邏輯主線就是“企業—部門—社會”，即通過推動企業技術創新與技術進步，將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運用於直接生產過程，著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領先地位。通過個別企業的創新活動和比較優勢，引領整個部門競相發展，進而使社會勞動生產率普遍提高。伴隨科技成果加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就會獲得持續有力的驅動和支撐。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製的確立，摒棄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狹隘性和保守性，從製度層麵鏟除了技術異化的根源，為彰顯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作用開辟了無限廣闊的空間。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不僅要深刻認識相對剩餘價值存在的必然性，更要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努力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充分展現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
第一節深刻把握我國資本市場“新興加轉軌”特征
我國資本市場曆經多年發展，通過成功實施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深化股票發行體製改革、開展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加強資本市場法製建設、持續強化市場監管、建立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係等一係列重大舉措，上市公司數量、總市值、投資者開戶數、融資金額等方麵均取得驕人成就，資本市場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契合度日益增強，國民經濟發展“晴雨表”功能得以彰顯，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的影響力持續提升。但總體來看，“新興加轉軌”仍是我國資本市場的階段性特征。“新興”意指我國資本市場還處於發展初期、與國外成熟市場數百年的發展相比存在較大差距，主要表現在市場基礎建設依然薄弱、市場體係仍不夠健全、誠信文化發展相對滯後、理性投資理念尚未完全確立、市場層次和交易品種不夠豐富等等。體現“新興”特征的問題主要靠發展來解決。“轉軌”意指我國資本市場脫胎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一些非市場化的因素仍然存在並起作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體現“轉軌”特征的問題主要靠改革來解決。推進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必須從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係的戰略高度，加快從“新興加轉軌”向成熟市場過渡，著力增強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偉大變革
在馬克思的原初構想中，未來社會不存在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而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安排生產分配等經濟活動。這是因為，他所設想的未來社會建立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無產階級革命在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醞釀、爆發並取得勝利，他並沒有預見到經濟相對落後國家通過一國勝利的方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更沒有為這些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提供現成的答案。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在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積極探索發展路徑，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新經濟政策，經濟指導思想從取消商品貨幣關係轉變為有限的商品生產、承認價值規律在一定範圍發揮作用。列寧逝世後，蘇俄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製，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以指令性計劃管理經濟活動，采取以行政手段代替經濟規律的做法。二戰以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仿效蘇俄做法，確立了計劃經濟體製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統率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國在較長時間內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國內學界也長期秉持社會主義對應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對應商品經濟的思想觀念。盡管如此，圍繞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問題的探索一直在進行。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毛澤東不僅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商品生產，而且第一次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進行闡述，強調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對發展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在中共八大上，陳雲也提出“國家市場是主體，自由市場是補充”的觀點。這些思想是對傳統觀念的反思和突破，為後繼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發展，計劃經濟的弊端日益凸顯，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對市場與計劃關係的探討也在不斷深化。1978年7月—9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專題討論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會人員進行了深入討論和思想交流，認為應當摒棄取消商品貨幣關係的觀點，更加重視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包括：孫冶方提出“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薛暮橋提出“應當為長途販運平反，要利用市場活躍流通”，等等。
吳敬璉：《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載《百年潮》，1999年第11期，第5頁。
1979年，陳雲提出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由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兩部分構成，過去計劃統得過多、管得過死。他還將計劃和市場比作“籠”與“鳥”的關係，提倡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搞活經濟。這些充滿睿智的思想見解，為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基本製度與市場經濟體製之間的關係開啟了全新思路。
鄧小平同誌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勇氣和實踐智慧，科學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深刻總結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提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鄧小平指出，過去幾十年，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他在1979年11月接見外賓時，第一次明確闡述了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係，“市場經濟不能說隻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頁。。
他進而指出：“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頁。
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並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進而指出，“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後，也影響到消費，影響到對外貿易和出口”
冷溶、汪作玲：《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71348頁。。
我國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先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等一係列綱領性文件，經曆了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到“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等重要發展階段。
伴隨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進程，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曆史轉折。但在發展實踐中仍存在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市場體係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特別是政府與市場關係還沒有理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的有效發揮還受到諸多製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繪就了全麵深化改革的宏偉藍圖，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決定》首次明確提出：“經濟體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必須堅持以經濟體製改革為重點不動搖，充分釋放經濟體製改革的潛力。市場的作用從“基礎性”提升為“決定性”，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的認識，是加快市場化改革、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全麵深化改革中，我們要堅持以經濟體製改革為主軸，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牽引和帶動其他領域改革，使各方麵改革協同推進、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為政、分散用力”
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載《中國青年報》,2014年1月1日。。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作出深入闡發。他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命題，要以辯證的思維看待市場與政府的關係，使二者有機統一、相互促進，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他強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是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素配置更要通過市場，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不是退出、不作為，而是政府和市場各就其位。他還要求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不斷深化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努力成為善於駕馭政府與市場關係的行家裏手。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係統總結了改革開放40年我們黨對計劃與市場、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探索成果，提出了一係列新觀點新論斷，是我們黨在理論認識上的又一次重大飛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內核和精髓，為進一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政府職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明了前進方向、明確了行動指南、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改革開放實踐呼喚資本市場啟航
股份製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產物，股份製孕育發展並從屬於市場經濟體製，包括股份製在內的整個市場經濟體製均為“中性”範疇，並非資本主義製度的專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曆史上最早而且最清楚地闡明了股份公司的資本組織形式和社會化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係。他們事實上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重分析的方法上對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進行分析。從生產關係方麵看，股份公司的性質取決於它賴以構成的一定的所有製的性質，資本主義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資本主要是資本家資本的聯合，這就決定了股份公司的資本主義性質。根據馬克思恩格斯這一分析方法，股份公司的形式可以包含各種不同的經濟成分，從而決定股份公司可以具有的不同性質。從生產力方麵看，股份公司作為發展經濟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作為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手段，適用於與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整個商品經濟的曆史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這個問題的精辟分析，不僅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的客觀實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理論上為社會主義製度利用股份製的形式發展社會生產力留下了充分的餘地。對於社會主義製度下的股份經濟也要作生產關係和生產力兩重分析，前者是指股份公司內部的所有製構成情況，後者是指它作為發展經濟的一種共同性手段。因此不能認為股份經濟都一定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形式，強行一律打上資本主義的印記。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充分利用股份製的形式，加快發展經濟。股份製完全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一個重要的實現形式”
朱宗炎：《恩格斯對〈資本論〉第三卷的貢獻》，載《當代經濟研究》，2004年第11期，第1112頁。。
股份製不僅有利於擴大企業資本的增量，從而使集中的大規模生產與技術創新成為可能，還能通過股票的買賣盤活企業資本的存量，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而且應當利用股份製的優越性為經濟建設服務。
在計劃經濟時期，資源主要通過行政手段配置，經濟整體運行效率低下。為祛除傳統計劃經濟體製的積弊，鄧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發展市場經濟的重大論斷，“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
隨著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全麵啟動，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日益多樣化，成為我國資本市場萌生的經濟和社會土壤。1980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撫順支行代理撫順紅磚廠麵向企業成功發售280萬股、每股1萬元的“紅磚股票”，標誌著股票市場的萌芽；1981年7月，我國重新開始發行國債，標誌著債券市場的萌芽。1982年5月，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成立，負責統籌和指導全國的經濟體製改革工作，推動企業的股份製改革。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股份製進入正式試點階段。其中，影響較大的是“飛樂音響”和“延中實業”的發行。1984年11月，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以每股50元，向社會公開發行1萬股股票；1985年1月，上海延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每股10元，分別發行法人股5萬股和個人股45萬股。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股票和債券發行規模較小，發行企業的數量非常有限；隻有一級發行市場，沒有二級流通市場；一些企業以“股票”之名發行，實質上卻是有固定期限和有提前兌現選擇權的“企業債券”。隨著證券發行規模和投資者隊伍的逐漸擴大，證券流通的需求日益強烈，股票和債券的櫃台交易陸續出現。1986年8月，沈陽市信托投資公司率先開辦了代客買賣股票和債券及企業債券抵押融資業務；同年9月，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業務部率先對其代理發行的飛樂音響公司和延中實業公司的股票開展櫃台掛牌交易，標誌著股票二級市場雛形的出現；1988年4月起，國家批準7個城市開展個人持有國債的轉讓業務，6月，這種轉讓市場延伸到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54個大中城市，到1988年底，國債轉讓市場在全國範圍內出現，這些采用櫃台交易方式的國債轉讓市場是債券二級市場的雛形。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報告》，中國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1990年10月，鄭州糧食批發市場開業並引入期貨交易機製，成為中國期貨交易的開端。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報告》，中國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8頁。
1990年1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成立，標誌著我國資本市場正式起航。
股份製、股票這些曾被打上資本主義專利標簽的東西，強烈衝擊著剛從計劃經濟中走出來的中國人的固有認知，設立股票市場更是引發了廣泛爭議。有人提出，股份製改革將會改變社會主義性質並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有人認為，設立股票市場將會助長投機，擴大貧富差別；甚至有人要求關閉股票市場，越快越好，早關早主動。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表重要談話。針對當時人們在思想觀念上的障礙與禁忌，鄧小平鮮明提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鄧小平南方談話不僅進一步廓清了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迷霧，而且為中國股市發展定向掌舵，深刻影響了處於“十字路口”的中國資本市場的前途命運。盡管我國資本市場發展初期並不順利，特別是股票發行缺乏全國統一的法律法規和監管，股票發行市場非常混亂。1992年8月，深圳發生了因搶購股票造成混亂的“8·10”事件，暴露了資本市場缺乏集中統一監管的弊端。1992年10月中國證監會成立，標誌著我國資本市場開始納入全國統一監管框架；一係列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製度的出台，尤其是1999年7月《證券法》的實施，標誌著我國資本市場走上規範發展之路。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資本市場走過了20多年不平凡的曆程。我國資本市場的規模、效率、透明度、影響力、開放度大幅提升，在基礎建設、體係完善、秩序維護、功能發揮等多方麵取得重要突破，已經具備在更高層麵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和條件。
第二節科學認識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存在場域
馬克思的研究以資本主義社會為存在場域，並沒有闡述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作用。社會主義製度的現實建立沒有按照預想脫胎於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國家，反倒是俄國、中國等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通過“一國勝利”的路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的確超出馬克思原先預判。那麼，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在當代中國是否在場、何以在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否具有指導意義、如何發揮指導作用，成為亟須科學解答並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從馬克思創立相對剩餘價值理論至今，社會主義事業雖然曆經曲折，但總體而言仍然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蓬勃發展、蒸蒸日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迅速攀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國內外學界對於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理論是否適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很大爭議，“過時論”“無用論”“消失論”“危機論”等頻頻出現、喧囂不息，在理論上難免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必須及時予以澄明。
一、作為經濟發展手段的相對剩餘價值
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相對剩餘價值的有關問題一直爭論不休，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理論定位不清，即過於強調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範疇的特殊性，有意無意忽略甚至否定其一般性。大多數學者普遍認同，剩餘勞動以及剩餘勞動產品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範疇，而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出現的、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但人們對剩餘勞動形成的價值範疇卻觀點不一。這主要是因為，馬克思將勞動力成為商品看作剩餘價值產生的前提，在勞動力買賣關係存在的條件下才能創造剩餘價值，“隻有在勞動人口或者本身不再屬於客觀的勞動條件，或者本身不再作為商品生產者進入市場的時候，隻有在勞動人口不再出賣自己勞動的產品，而相反地出賣自己的勞動本身，或者更確切些說，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的時候，生產才在其整個範圍內，在其整個深度和廣度內，變成商品生產，一切產品才轉化為商品，每個個別生產部門的物的條件本身才作為商品進入該生產部門”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頁。。
盡管一般意義上的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曆史悠久，但由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勞動力並沒有成為商品，因而勞動者的剩餘勞動不體現剩餘價值。具體來說，剩餘勞動在奴隸社會表現為奴隸主收入，在封建社會表現為地租，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才表現為剩餘價值。許多人據此認為，剩餘價值隻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範疇。
既然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須臾離不開剩餘勞動，而剩餘價值不過是剩餘勞動的凝結，何以否定剩餘價值的一般屬性呢？既然坦承市場經濟主體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目的，而利潤不過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就不應當對剩餘價值範疇避而不談。既然普遍認同商品、貨幣、資本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存在並發揮重要作用，而資本不過是能夠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剩餘價值範疇理應適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和剩餘價值都是發達的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的共有範疇，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法則，並非資本主義社會特有。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力仍然是商品，勞動力市場是市場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貨幣必然會轉化為資本，資本必然會帶來剩餘價值。在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者不僅創造補償勞動力耗費的價值，還創造超出勞動力價值的價值以滿足社會的需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獲得相對剩餘價值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社會勞動組織方式，而是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第二大社會形態中普遍存在並廣泛適用的經濟發展手段。我們不應簡單僵化地理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範疇，無需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相對剩餘價值問題上躲躲閃閃，更沒有必要將姓“社”姓“資”的標簽教條化地貼附於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理論。
無論是將剩餘價值範疇歸屬資本主義特殊範疇的觀點，還是在剩餘價值範疇之前加上種種限定語的做法，都無益於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製度下經濟狀況的分析與比較，更不利於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盡管馬克思創立剩餘價值理論時主要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研究視域，卻深刻揭示了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為，“發財致富就是目的本身。資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動隻能是發財致富，也就是使自身變大或增大”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頁。，
生產和實現剩餘價值是市場經濟的共性特征，社會主義社會仍是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存在場域。然而，“由於剩餘價值理論沒有確立起來，至今仍然被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外，從而使得市場經濟相關範疇或概念的內在聯係被割裂，彼此隻能孤立存在並發揮作用”
葛承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呼喚剩餘價值理論創新》，載《財貿研究》,2003年第2期，第1頁。。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商品、貨幣、資本的認識日益深化。既然承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商品、貨幣、資本，就不應諱言剩餘價值，不諱言才能不被動，才能自覺運用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特別是蘊含其中的追逐與實現技術創新的規律，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
二、兩種社會製度下相對剩餘價值的根本異質性
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再生產和積累是鞏固發展社會主義製度的物質基礎，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根本途徑。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卡夫丁峽穀”，但無法超越市場經濟充分發展和物質條件積累，不能盲目否定資本和剩餘價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化大生產，勞動力商品這個剩餘價值生產的先決條件依然存在，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必然在場並發揮作用。必須要明確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剩餘價值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剩餘價值有著根本的異質性，社會主義製度祛除了剩餘價值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餘勞動和剩餘產品”的資本主義特性。二者的本質區別是在不同社會製度、不同政治環境中進行，追求的終極目的更是迥然不同。資本主義隻關心資本的目的性價值，主張資本和剩餘價值的永恒性，推崇資本無限擴張，永無止境地追逐剩餘價值。而社會主義著眼於資本的工具性價值，在承認資本和剩餘價值曆史合理性、注重發揮資本文明作用、充分利用市場機製高效配置資源的同時，清楚地看到其存在的界限和最終消亡的曆史必然性。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曆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0頁。
在他看來，生產要素隻是資本的外在表現，要把握資本的內在本質必須立足社會關係。資本作為市場中追求價值增殖的社會關係，通過驅動自然力來擴張自身，進而支配整個社會的生產與消費。資本邏輯就是資本在運動中無休止地追求價值增殖，這實際構成市場經濟的內在運行機製。資本具有無限擴張的衝動，力求衝破一切限製，為自身增殖開辟更加廣闊的空間。然而，資本追求全麵驅動自然力、全麵發展生產力的趨勢與資本本身的狹隘性存在根本衝突。馬克思既充分肯定資本在社會曆史發展中的文明作用，也深刻揭示了資本的內在矛盾與發展界限。資本隻是曆史的範疇而不是永恒的法則，資本存在的限度包括內外兩個方麵。內在限度包括：“（1） 必要勞動是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的界限；（2） 剩餘價值是剩餘勞動和生產力發展的界限；（3） 貨幣是生產的界限；（4） 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製。”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頁。
外在限度是指人與自然的平衡是資本擴張的底線。如果說絕對剩餘價值生產隻與工作日長度有關，不以生產技術的變革為條件；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則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根本變革，其實現以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延長剩餘勞動時間從而減少消費、增加剩餘價值為前提，資本越擴張、越膨脹、發展程度越高，也就越成為生產的界限、消費的界限。資本主義生產用以克服自身固有限製的種種努力，其結果不過是這些固有限製以更大規模重新呈現在資本的麵前。因為，資本的自我揚棄並非是對資本本性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揚棄，而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作局部調整。譬如說，股份製具有社會資本的性質，是對私人資本的一種否定，便是資本的自我揚棄方式之一。這種自我調整、自我更新是實現資本增殖的有效手段，也是資本文明作用的集中體現，即邁向更高社會形態的各種因素的積累。馬克思深刻指出：“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製，這些限製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製，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頁。
資本邏輯絕非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邏輯，而具有自身無法逾越的界限。當資本邏輯推動的社會生產力達到高度發達階段，資本本身日益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大桎梏，資本的外殼必然被徹底炸毀而最終退場。
馬克思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強調人的活勞動是創造剩餘價值的唯一源泉，體現了對勞動的尊重和對人本身的深切關懷，彰顯了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大力弘揚人的主體性和創造力，因而與西方經濟學重物輕人的思想迥然不同。堅持以人民為主體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品格和本質特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實質上就是對資本主體的批判和對人民主體的彰顯。曆史發展的動力和源泉來自人民群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勞動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實踐活動，勞動不僅創造了人本身，更是理解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鑰匙。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資本為主體的資產階級社會裏，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的目標就是要消滅私有製，建立自由人聯合體，實現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我們既要深刻認識資本文明作用的曆史性、工具性；又要充分地占有和利用資本，將資本作為推動文明持續展現的強大動力，不斷增強運用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的自覺性堅定性，從而為人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
第三節辯證看待技術創新實現路徑
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源於企業追求超額剩餘價值的內在驅力和市場競爭的外部壓力。隻有在一定時段內贏得並保持技術領先甚至技術壟斷，企業才能在市場占據有利地位。毋庸置疑，企業直接引進先進技術是投入相對較小、短期見效明顯的做法，這也是馬克思創立相對剩餘價值理論之初首先予以關注的。然而，長期重引進、輕研發極易導致企業對購買技術形成路徑依賴，造成自主創新疲軟乏力、踟躕不前，嚴重製約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企業真正走自主創新之路非常艱難，創新效率在初期往往不增反降，在資金短缺狀況下尤為明顯。隻有當技術投入達到一定水平，研發能力持續累積，技術創新的困境才可能有大的突破，創新績效才能得以改善和提升。由於技術創新投入大、風險大、見效慢，政府的金融扶持政策可謂杯水車薪，企業外源融資渠道過於狹窄，以資本市場為載體的直接融資和以銀行為中介的間接融資的門檻都很高，許多企業隻能望而卻步。風險投資作為一種創新性的金融工具和投資形式，是集融資、投資、資本運營、企業管理於一體的係統性金融工程，專注於高成長性與高風險性並存的技術創新活動，高度匹配創新型企業的融資需求，因而成為新技術和新產品的“孵化器”與“培養皿”。
一、企業的雙重身份：市場主體與創新主體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細胞，是市場機製運行的微觀基礎，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市場主體。企業之所以能成為創新創造的主體，因其是參與市場競爭、接受優勝劣汰選擇的主體。企業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的經濟實體和市場主體，正是源於探索和追尋可預期超額剩餘價值的內生動力，才會甘於冒創新風險，才會勇於為未來布局，大力開展創新活動。先進技術是企業的生存法寶和競爭利器，若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場角逐中免於被淘汰，就必須高效配置創新資源，積極組織研發活動並推動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企業直麵市場、貼近市場，對市場需求有著最直接的了解、最敏銳地捕捉、最精準的判定，因而最能發現和把握技術創新的方向，也能夠最有效地將創新成果市場化。企業作為研發決策、資金投入、成果應用的主體，既是技術創新風險的直接承擔者也是利益的最大受用者，是建立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製的基本依托，更是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的主要載體。可見，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無法取代，無論是由政府還是科研機構來扮演這個角色，都難以實現科技與經濟的高度融合。
我國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是伴隨經濟體製改革逐漸形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實現國民經濟的複蘇和發展，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管理的計劃經濟體製。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生產、生產效益如何分配，均由政府計劃決定。政府通過指標、計劃參數、實際評價等對企業實施全麵控製，企業隻負責執行既定的生產計劃而嚴重依附於政府，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微觀經濟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計劃經濟體製集中了有限的人財物資源，保障重點建設項目順利完成，我國初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但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計劃經濟體製暴露越來越多的弊端。一方麵，政府統包統攬經濟運行的方方麵麵，無力針對技術、需求、信息等變化做出細致計劃、及時發布指令，不可避免導致資源配置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另一方麵，企業作為政府附屬的單純生產單位的定位使得企業對經濟效益漠不關心，沒有追逐利潤的衝動和活力，抑製了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製束縛，探索一種全新的體製模式，重構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已成為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
1978年以後，我國開始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進行調整，重視發揮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逐漸弱化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對經濟的幹預。黨的十四大鮮明提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係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杆和競爭機製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麵，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就是要將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優勢與市場經濟的優勢結合起來，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曆史性課題。其中，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確立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利益主體；與此同時，政府從計劃經濟體製下的直接參與者向市場經濟體製下的監管者轉變，政府不幹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經過40年改革開放，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逐漸形成，為企業成為創新主體提供了前提。但是，這種地位還不夠鞏固和完善，製約企業創新的體製機製障礙仍然存在。解決這一問題根本上要靠改革，形成支持創新的政策環境、健全保護創新的法治環境、培育開放公平的市場環境、營造崇尚創新的文化環境，不斷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製，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全麵建立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的體製機製。
二、資本市場的一體兩麵：直接融資與價值投資
所謂直接融資，是指資金供給方通過直接與資金需求方協議，或在金融市場上購買資金需求方發行的有價證券，將貨幣資金提供給資金需求方使用，從而完成資金融通的過程。直接融資無須金融機構作為中介，資金供求雙方通過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直接形成債權債務關係。在直接融資中，由於資金供求雙方直接發生聯係，減少了中間環節，降低了融資成本，有利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和降低企業資產負債率，從而成為間接融資的有力補充。直接融資的資金供給方是投資者，在成為直接債權人之前，自然會下足功夫調研企業的經營水平、贏利能力、現金流充足度等，使得直接融資的市場化程度和資源配置效率更高。
長期以來，融資結構不均衡、不合理是製約我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和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一大短板。銀行業在我國金融體係中的地位素來舉足輕重，商業銀行是資金融通的重要參與主體，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支撐著整個融資體係，銀行信貸仍是企業融資的首選方式。我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具有較為明顯的寡頭壟斷特征，加之銀行信貸風險控製日益嚴格，商業銀行十分注重企業的資產規模和債務償還能力，無暇關心企業的成長性和未來的獲利能力，對科技型中小企業更是惜貸嚴重。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並取得積極成效，但與成熟資本市場相比、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相比，差距仍然較大。不僅如此，直接融資本身結構也不合理，股票債券比例失調，債券市場特別是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嚴重滯後於股票市場，企業股權融資偏好強烈，“重股票、輕債券”“股票大、債券小”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發行企業債券具有融資規模大、融資成本低、使用期限長等特點，能夠為企業優化資本結構、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升市場競爭力等提供有力支撐。在我國全麵深化改革的新時期，有必要持續推動債券市場創新發展，進一步滿足市場投融資和風險管理需求，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切實服務實體經濟，防範和分散金融風險。直接融資要補短板，必須把股權融資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積極拓展多層次、多元化、互補型股權融資渠道，進一步完善股票市場融資功能，持續提升服務實體經濟和國家戰略的能力。
資本市場作為最重要的投融資平台，既要承擔融資功能，為企業發展提供直接融資渠道；也要承擔投資功能，給予投資者合理的投資回報，從而實現投融資協調發展、均衡發展。投資者作為資本市場最基本的參與者，其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護，關係整個市場的健康、穩定、持續運行。如果投資者信心嚴重不足、利益持續受損甚至被迫離場，就會動搖市場賴以生存的根基。我國資本市場初始製度安排屬於融資市場，在這一功能定位中投資者主體是缺失的，導致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常常被忽視。成熟資本市場實行的是投資市場的製度安排，奉行以投資者為本、保護投資者利益的理念，政府監管的首要任務就是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資本市場的蛋糕才會越做越大。從國際經驗來看，資本市場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承擔的功能亦有偏重。資本市場在建立之初著眼解決企業融資需求，隨著資本市場規模擴大，上市公司數量和融資金額大幅增長，企業間的並購活動日益頻繁，投資者的金融資產不斷增加、投資意識逐漸增強。此時，資本市場的製度設計應轉向以投資者為中心，更加重視股東的利益和價值。這種價值導向必然要求管理行為的公開性和財務製度的透明性，對經營業績不佳的管理者產生持續的外部壓力，有效維護市場的優勝劣汰功能，更好地發揮資本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時至今日，我們理應盡快對資本市場的功能定位予以調整，堅決摒棄“重融資、輕回報”的固有思維，讓廣大投資者更多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和紅利。
“現代證券分析之父”、價值投資開山鼻祖本傑明·格雷厄姆有一段精辟論述，“短期而言，股票市場是一台投票機——反映了一個隻需要金錢卻不考慮智商高低和情緒穩定性好壞的選票登記比賽的結果，但是長期而言，股票市場卻是一台稱重機”。投資大師巴菲特說：“遵循格雷厄姆的教誨，我和芒格讓我們的可流通股票通過它們公司的經營業績——而不是它們每天的股價甚至是每年的股價水平——來告訴我們的投資是否成功。市場可能會在一段時期內忽視企業的成功，但最終一定會用股價加以肯定。”價值投資者認為，證券不是投機的工具，而是代表對標的公司的部分所有權或債券。簡言之，價值投資就是運用一定方法測算股票的內在價值，在股價低於該股內在價值時買入並長期持有，直到股價高於該股內在價值時賣出，即市場對該股實現價值回歸。內在價值和安全邊際是價值投資理論的核心，價值投資者首先考慮並評估股票的內在價值，分析股價與內在價值之間的差額，股價低於內在價值的差額越大越安全，也就是安全邊際越高。市場化導向的資本市場有價值發現的功能，價值投資追求長遠價值預期和價值實現，分享資產長期增值的利益，並非投機炒作博取短期買賣差價，更不是非理性的追漲殺跌。價值投資、理性投資、長期投資成為主流投資理念，是新時代資本市場建設的應有之義。具有高成長性的科技型中小企業亟須容錯性更大、風險偏好更強、資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提供支持與服務，最能代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企業終將受到投資者的青睞。
三、風險投資的雙贏交易：企業IPO與資本增值
風險投資的特點是投資者出資協助具有專門科技知識而缺乏資金的人創業，甘願承擔失敗的風險，追求較高的投資回報。作為創新活動融通資金的重要渠道，風險投資對於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創業企業成長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堪稱現代社會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核心驅動力之一。然而，風險投資在企業不同成長階段介入，對技術創新和企業發展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
有觀點認為，投資於企業早期成長階段應歸屬風險投資(VC)範疇，而投資於擴張期、成熟期等階段應納入私人股權投資(PE)範疇。鑒於投資實踐中風險投資者並未嚴格限定具體投資階段，對企業自身成長周期的劃分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研究將企業IPO之前投入並通過IPO退出的股權投資統稱為風險投資。
通常，初創企業的成長周期自成立起至IPO止，大致分為種子期、創立期、擴張期、成熟期四個階段，企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性依次遞減。風險投資在企業發展早期介入，投資周期和孵化時間相對較長，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風險投資追求短期高回報而看重企業短期收益的行為，促使投資者更加重視技術創新的潛在價值和長期價值，從而積極支持企業技術創新投入。風險投資若在企業發展後期才進入，對短期高回報、低風險的追求往往占據上風，難以對技術創新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風險投資能否取得成功最終取決於退出狀況。風險投資退出是風險投資循環最重要的環節，如果這一環節缺失，風險投資活動的鏈條就會中斷，風險投資就無法實現投資增殖和良性循環，也就無法吸引社會資本加入風險投資行列。為實現投資的增殖，風險投資者需要將風險企業中的非流動性股權轉換為現實收益。比較而言，盈利性最佳的退出方式就是IPO，風險投資者幫助風險企業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認識到風險投資對於推動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通過製定並實施一係列重大政策，積極引導、大力推動風險投資發展。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對於變化迅速、風險較大的高技術開發工作，可以設立創業投資給以支持”。1986年，國家科委在科學技術白皮書中首次提出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戰略方針。199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提出，“要培育有利於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資本市場，逐步建立風險投資機製，發展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基金，建立風險投資撤出機製，加大對成長中的高新技術企業的支持力度。引進和培養風險投資管理人才，加速製定相關政策法規，規範風險投資的市場行為”。1999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科技部等7部委《關於建立中國風險投資機製的若幹意見》，從培育風險投資主體、建立風險投資撤出機製、完善中介服務機構體係、建立健全鼓勵和引導風險投資的政策和法規體係等方麵做出具體規定。2003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風險投資和創業板市場建設”。2004年2月，《國務院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的發展的若幹意見》提出，“分步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完善風險投資機製，拓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2005年11月，發改委等10部委聯合發布《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2008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改委等3部委《關於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範設立與運作的指導意見》。政策層麵的持續推進，為風險投資繁榮發展樹立了鮮明導向、提供了有力保障，我國風險投資業進入發展的快車道。
完善退出機製是推動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的重要任務，風險投資退出渠道及退出機製不通暢、不完善，尤其是IPO退出路徑仍困難重重，已成為製約風險投資發展的瓶頸。近年來，我國證券監管機構注重優化股票發行審核流程，嚴把審核質量關，大幅縮短審核周期，不斷提高審核效率，新股發行逐步實現常態化，風險投資IPO退出日益便捷通暢。大量社會資本流向創新創業活動，為更多初創企業提供了成長和發展的機遇，形成資本市場與風險投資的良性循環，成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源頭活水”。眾多創新能力強、發展潛力大的企業正成為資本市場的生力軍，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新材料、高端裝備製造產業、數字創意上市公司數量和市值規模大幅攀升，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不斷提升，形成了顯著的聚集效應。這些企業研發投入大、技術水平領先，有不少是細分行業龍頭企業，依靠創新發展實現內生增長。一大批擁有創新能力的企業上市，折射出我國經濟創新驅動的發展趨勢，契合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服務實體經濟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導向，有利於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新動能。
第四節短論
相對剩餘價值是物的依賴性社會的共有範疇。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存在相對剩餘價值、承認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在當代中國市場，有利於深化對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深刻展現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曆史邏輯的辯證統一，從而以更加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更加積極主動的建設實踐來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場域中審視相對剩餘價值，必須著眼駕馭和超越資本邏輯。資本的生產表現為直接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及其在更高層麵上的綜合即生產的總過程，分別對應剩餘價值的生產、實現以及剩餘價值向利潤轉化。資本邏輯不斷展開演化的結果就是生產資料高度集中和勞動日益社會化，資本的社會化發展也在不斷揚棄自身直至消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清楚看到資本最終消亡的曆史必然性，也充分肯定作為經濟發展手段的相對剩餘價值，積極發揮資本的曆史的文明作用。理解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在當代中國，絕不是孤立的、狹隘的、片麵的，而是要深刻穿透我國經濟體製改革實踐來展開和深化，緊扣相對剩餘價值生產與實現的機製、環境、條件，與股份經濟發展、資本市場建設、創新驅動發展貫通起來、一體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