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5頁。這裏所說的通過延伸工作日絕對長度的做法就是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方法，資本家在早期普遍采用這種方法赤裸裸地摧殘和剝削工人，因為它簡便易行、立竿見影。那時的雇傭工人一般每天要工作十四五個小時甚至更長，生存境遇十分悲慘。這種方法雖然能使資本家獲得較多的剩餘價值，推動資本主義經濟快速增長，但是工作日的恣意延長嚴重損害了雇傭工人的身心健康，侵犯了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理所當然受到日益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激烈抗爭。不僅如此，“既然資本無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長到違反自然的程度，從而縮短工人的壽命，縮短他們的勞動力發揮作用的時間，因此，已經消費掉的勞動力就必須更加迅速地補償，這樣，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上就要花更多的費用，正像一台機器磨損得越快，每天要再生產的那一部分機器價值也就越大。因此，資本為了自身的利益，看來也需要規定一種正常工作日”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5296頁。。可見，絕對剩餘價值生產不僅要受到生理、道德、社會等因素的製約，也無法滿足資本最大限度吮吸活勞動的欲望，資本家隻能尋求別的更隱蔽、更有效的方法。因為，“資本隻是占有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或者說現存形態的勞動過程，並且隻延長它的持續時間，就絕對不夠了。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頁。。馬克思在探討“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時指出，資本集中是“已經形成的各資本的積聚，是它們的個體獨立性的消滅，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這一過程是“以已經存在的並且執行職能的資本在分配上的變化為前提”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6頁。。資本集中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吞並這條強製的途徑來實現”，另一種是“通過建立股份公司這一比較平滑的辦法把許多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資本融合起來”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3頁。。馬克思還專門舉出修建鐵路的經典範例，形象地反映了股份製的資本集中功能，“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麼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頁。。股份資本對於推動新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廣泛應用意義重大，“在正常的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主要是充當利用新發明和新發現的手段，總之，是充當利用工業改良的手段”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9頁。。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已從資本積累視角論及股份公司的作用，對有關股份公司的其他重要問題尚未展開係統深入的闡釋。
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按照社會再生產是否在原有規模上進行，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簡單再生產是指資本家將獲得剩餘價值全部用於個人消費，那麼再生產就隻能在原有規模上重複進行。擴大再生產意味著積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投入到再生產過程中，用來追加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從而擴大原有的生產規模。從資本無休止追求價值增殖的內在驅力來看，簡單再生產遠遠不能滿足資本貪婪的本性，擴大再生產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一般形式和根本特征。馬克思在深入研究魁奈的《經濟表》、批判揚棄古典政治經濟學有關理論的基礎上，根據擴大再生產所采用手段的不同，從理論上抽象出擴大再生產的兩種類型。他在多處使用外延和內含的語詞予以表達，“積累，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按其實際內容來說，就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過程，而不論這種擴大是從外延方麵表現為在舊工廠之外添設新工廠，還是從內涵方麵表現為擴充原有的生產規模。”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6頁。“無論這種貨幣資本是用來擴充它們的正在執行職能的資本，還是要用來創立新的工業企業（這是擴大生產的兩種形式）。”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4頁。“如果生產場所擴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擴大；如果生產資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內含上擴大。”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2頁。可見，馬克思所理解的外延型擴大再生產集中體現在量的方麵，靠單純增加生產要素的數量、擴大生產場所來實現，這是一種粗放式發展；內含型擴大再生產體現在質的方麵，通過技術進步、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效率來實現，這是一種集約式發展。對於這兩種類型，不能簡單以孰優孰劣予以評價，而應具體地曆史地看待和分析。在現實中這兩種類型不是絕對孤立、嚴格區分的，更多地體現為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外延性因素與內含性因素的結合。在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不同曆史階段，這兩種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從外延性因素占主導地位逐步發展為內含性因素比重增加，擴大再生產始終表現為兩種類型的結合和統一。馬克思非常重視技術在擴大再生產中的作用，認為科技進步既能增加資本積累的總量，更能提升生產資料使用效率，無論對於哪種類型的擴大再生產來講，都起到根本的推動作用。馬克思在考察貨幣資本的作用時深刻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曆時較長範圍較廣的事業，要求在較長時間內預付較大量的貨幣資本。所以，這一類領域裏的生產取決於單個資本家擁有的貨幣資本的界限。這個限製被信用製度和與此相連的聯合經營（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6頁。。馬克思在“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一章中還揭示了貯藏貨幣與信用製度的關係，即貯藏貨幣的非生產性推動信用製度的發展，信用製度也改變著貯藏貨幣的作用方式，信用製度特別是有價證券為社會閑散貨幣提供了迅速轉化為社會資本的媒介，“作為貯藏貨幣，作為隻是逐漸形成的潛在貨幣資本時，它是絕對非生產的，它在這個形式上雖然和生產過程平行進行，但卻處在生產過程之外。……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死荷重（dead weight）。……渴望利用這種作為潛在貨幣資本貯藏起來的剩餘價值來取得利潤和收入的企圖，在信用製度和有價證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標”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2頁。。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集中考察了信用製度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信用製度的基礎在於貨幣具有支付手段的職能，票據是信用製度的主要形式，“商品不是為了取得貨幣而賣，而是為取得定期支付的憑證而賣。為了簡便起見，我們可以把這種支付憑據概括為彙票這個總的範疇。這種彙票直到它們期滿，支付日到來之前，本身又會作為支付手段來流通；它們形成真正的商業貨幣”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頁。。馬克思認為，信用製度對資本主義生產具有重要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加速資本在部門之間的流動，推動了平均利潤率的形成；二是通過減少貨幣的實際運用從而減低流通費用；三是促進了股份公司的出現，這是一種新的社會勞動的組織方式，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範圍內的創新和揚棄；四是單個資本家得以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他人的資本和財產。就本研究主旨而言，信用製度是股份資本和股份公司賴以產生的重要前提，“信用製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7頁。。隨著資本主義生產規模日益壯大，單個資本家已無力承接接踵而至的巨型項目，通過設立股份公司發行股票的資本募集方式迅速流行起來，“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3494頁。。股份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生發和蔓延，極大促進了資本和生產的集中，有力推動了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
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導致了兩大對立（社會資本與私人資本、社會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對立），“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3頁。當然，這種對立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製，隻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3頁。。與這種變化相聯係的，是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與信用事業一起發展的股份企業，一般地說也有一種趨勢，就是使這種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所有權相分離，這完全像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同土地所有權相分離一樣，而在封建時代，這些職能卻是土地所有權的屬性。……但是一方麵，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同資本的單純所有者即貨幣資本家相對立，並且隨著信用的發展，這種貨幣資本本身取得了一種社會的性質，集中於銀行，並且由銀行貸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貸出；另一方麵，又因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義下，即不能用借貸也不能用別的方式占有資本的單純的經理，執行著一切應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自己擔任的現實職能，所以，留下來的隻有管理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餘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6頁。。信用製度和股份資本的發展，有利於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符合現代企業管理專業化、複雜化、科學化的要求，大大促進了企業管理水平和資本運作效率的提高。
股票作為有權取得未來剩餘價值的所有權證書，具有可讓渡性，若其所有者不滿足於這種虛擬資本的增殖能力，可以依照一定規則通過資本市場轉手。馬克思指出，“鐵路、采礦、輪船等公司的股票是代表現實資本，也就是代表在這些企業中投入的並執行職能的資本，或者說，代表股東所預付的、以便在這些企業中作為資本來用的貨幣額”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9頁。。然而，股票作為現實資本的前提是“不能有雙重存在：一次是作為所有權證書即股票的資本價值，另一次是作為在這些企業中實際已經投入或將要投入的資本”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9頁。。股票是現實資本的紙質複本，在資本市場上具有獨立的運動形式，“這些所有權證書——不僅是國家證券，而且是股票——的價值的獨立運動，加深了這種假象，好像除了它們可能有權索取的資本或權益之外，它們還構成現實資本。這就是說，它們已經成為商品，而這些商品的價格有獨特的運動和決定方法。它們的市場價值，在現實資本的價值不發生變化（即使它的價值已增殖）時，會和它們的名義價值具有不同的決定方法。……這種證券的市場價值部分地有投機的性質，因為它不是由現實的收入決定的，而是由預期得到的、預先計算的收入決定的。……它的價值始終隻是資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個幻想的資本按現有利息率計算可得的收益”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9頁。。實際上，貨幣資本的積累就是積累者以貨幣的形式或對貨幣的直接索取權的形式占有資本和收入，“大部分不外是對生產的索取權的積累，是這種索取權的市場價格即幻想資本價值的積累”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1頁。。顯然這會助長投機交易，促使一些人以賭博方式進行冒險，“因為財產在這裏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在這種賭博中，小魚為鯊魚所吞掉，羊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6頁。。
馬克思從曆史唯物主義出發，深刻闡明了股份資本的社會曆史意義。股份資本的出現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結果，直接動因是既快又多地籌集資本以適應日益發展的社會化大生產需要，深遠意義則“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5頁。。股份資本的組織形式仍屬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自我調整，私人資本采取了社會資本的形式，生產資料隻有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才發生資本的現實作用，“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麵，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3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高度評價股份公司是“發展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強大杠杆”，“它們對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的影響恐怕估價再高也不為過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9頁。。
二、“曆史文獻部分”批判與揚棄
1865年7月31日，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至於說到我的工作，我願意把全部真情告訴你。再寫三章就可以結束理論部分（前三冊）。然後還得寫第四冊，即曆史文獻部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5頁。。這裏所說的“曆史文獻部分”就是《資本論》第四卷（《剩餘價值理論》）。《資本論》第四卷隻是馬克思留下的一批未經整理的研究劄記、筆記等，直至恩格斯逝世也未能完成整理出版。後經卡爾·考茨基編輯並於1905年—1910年出版。《資本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智慧結晶和勞動成果。前三卷以資本和剩餘價值為核心，著力闡明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以及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其間不乏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點睛式的分析。第四卷在分階段、逐個人對政治經濟學說史進行批判研究的同時，豐富和發展了前三卷提出的理論見解。前三卷與第四卷無論是在理論內容、邏輯結構還是研究方法上一脈相承、彼此呼應、相互映照，是一個完整嚴密的理論體係。
起初，馬克思打算在總結梳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寫一部恢宏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他對這部著作進行了謀篇布局，即“五篇結構”：“（1） 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於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麵所闡述的意義上。（2） 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並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範疇。資本、雇傭勞動、土地所有製。它們的相互關係。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人的）。（3） 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國外移民。（4） 生產的國際關係。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彙率。（5） 世界市場和危機。”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頁。不久，馬克思又提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計劃”，深入考察資本、土地所有製、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係統闡釋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過程及趨向的理論觀點。1859年6月，馬克思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內容主要包括第一冊《資本》第一篇“資本一般”的前兩章“商品”和“貨幣”。1861年8月，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續”作為標題，繼續撰寫《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二分冊，內容為“資本一般”的第三章“資本”，準備逐次分析貨幣轉化為資本、絕對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原始積累、雇傭勞動與資本。然而，在這段集中研究的期間，馬克思產生了許多新的思考、新的觀點。他將這些思想結晶付諸筆端、精耕不輟，到1863年7月完成了多達23個筆記本的手稿，合稱《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手稿》大體分為三個部分。前5個筆記本主要闡述貨幣轉化為資本、絕對剩餘價值以及相對剩餘價值的概論部分。之後，馬克思考慮不再接著寫完相對剩餘價值的內容，而是增加新的一章“剩餘價值理論”，這部分內容主要是對學說史進行考察，篇幅為中間的10個筆記本。這部分手稿後來經整理出版為《資本論》第四卷（《剩餘價值理論》）。最後8個筆記本主要包括補充論述之前有關理論內容，並提出接下來需要深入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到了這裏，原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計劃”已無法滿足馬克思理論表達的要求了。在他的腦海中，一個新的思想理論框架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即《資本論》四卷的寫作構想。1862年12月28日，他在致庫格曼的信中說，“第二部分終於脫稿，隻剩下謄清和付排前的最後潤色了。……它是第一分冊的續篇，將以《資本論》為標題單獨出版，而《政治經濟學批判》隻作為副標題。其實，它隻包括本來應構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內容，即《資本一般》”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頁。。
美國學者弗雷德·莫斯利認為，《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在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發展過程中居於核心地位，對於理解《資本論》而言極為重要。
Fred Moseley,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urplusValue”, in New Investigation of Marxs Method, ed. F.Moseley and M.Campbell,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7.《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不僅包括《剩餘價值理論》的主要內容，而且在許多地方都有所延伸和深化，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思想觀點。在《手稿》中，馬克思已經對剩餘價值和利潤進行了區分。二者考察的角度不同，剩餘價值對應可變資本，利潤對應整個預付資本。馬克思指出：“如果說，亞·斯密的理論的長處在於，他感覺到並強調了這個矛盾，那麼，他的理論的短處在於，這個矛盾甚至在他考察一般規律如何運用於簡單商品交換的時候也把他弄糊塗了；他不懂得，這個矛盾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勞動能力本身成了商品，作為這種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因而同它的交換價值毫無關係）是一種創造交換價值的能力。”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頁。馬克思還明確提出了剩餘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不是生產商品，而是生產剩餘價值或利潤（在其發展的形式上）；不是產品，而是剩餘產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24頁。。馬克思還強調，產業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占主導地位，其他的資本形式處於次要的或派生的地位，產業資本與其他資本形式是支配與從屬的關係。馬克思初步探討了超額剩餘價值在絕對剩餘價值向相對剩餘價值轉化中的中介作用，這一點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有明確闡述，“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較便宜的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餘價值也就消失。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於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製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采用新的生產方式”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頁。。《手稿》還詳盡論述了科學技術與資本主義生產的關係。馬克思說：“對別人勞動（剩餘勞動）的貪欲，並不是機器所有主的獨特本性，它是推動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4頁。機器技術的出現有著深刻的曆史必然性，“機器勞動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於需求超過了用以前的生產手段來滿足這種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頁。。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過程，就是圍繞攫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展開的。科學技術不僅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且對變革社會關係起到重要作用。
1877年11月3日，馬克思在寫給濟格蒙德·肖特的信中說，“我的著作的各個部分是交替著寫的。實際上，我本人寫作《資本論》的順序同讀者將要看到的順序恰恰是相反的（即從第三部分——曆史部分開始寫），隻不過是我最後著手寫的第一卷當即做好了付印的準備，而其他兩卷依然處於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階段所具有的那種初稿形式”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422頁。。信中提到的“曆史部分”，就是指《剩餘價值理論》。作為《資本論》第四卷的《剩餘價值理論》，雖然在出版時間上晚於《資本論》前三卷，但在寫作時間上早於前三卷。馬克思之所以高度重視這部分內容，就是要從曆史文獻入手，深刻闡明自己理論的思想淵源。《剩餘價值理論》的寫作，處在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擔負著理論的確證與完善的雙重任務。正是在這個艱辛的研究時期，剩餘價值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真正實現了曆史與邏輯的統一。《剩餘價值理論》分為三冊：第一冊研究曆史上關於剩餘價值“純粹形式”的各種觀點，第二冊研究對剩餘價值特殊形式的認識的發展曆程，第三冊通過揭示李嘉圖之後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趨勢，論證剩餘價值理論的科學性。
馬克思認為，以往的經濟學家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對剩餘價值問題的探討都犯了同樣一個錯誤，“他們不是就剩餘價值的純粹形式，不是就剩餘價值本身，而是就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來考察剩餘價值”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頁。。因此，研究剩餘價值問題必須把剩餘價值的純粹形式置於特別重要的位置，否則無法科學理解剩餘價值的來源和本質。馬克思指出，剩餘價值產生於生產領域，實現於流通領域。重商主義能夠敏銳地關注到商業利潤問題，較之過往是一個進步，但他們始終受限於流通領域、浮於事物表象，因而不可能真正認識剩餘價值。重農學派的突出貢獻就在於，將研究的目光轉向生產領域，從而使揭示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成為可能，他們的不足之處是認為隻有農業才是唯一具有生產性的部門。斯密堅決反對重農學派的觀點，主張對剩餘價值的研究要從農業部門擴展到所有生產部門，馬克思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在對剩餘價值的分析上，因而在對資本的分析上，亞當·斯密比重農學派前進了一大步。在重農學派的著作中，創造剩餘價值的，僅僅是一個特定種類的實在勞動——農業勞動。因此，他們考察的是勞動的使用價值，而不是勞動時間，不是作為價值的唯一源泉的一般社會勞動。”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頁。關於對生產勞動的認識，斯密取得了兩個方麵的進展：一是能夠用資本交換的勞動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勞動；二是以生產商品的勞動理解一般的生產勞動。然而，他在具體分析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勞動時，總是不自覺地將二者混淆甚至等同起來。馬克思明確指出：“從資本主義生產的意義上說，生產勞動是這樣一種雇傭勞動，它同資本的可變部分（花在工資上的那部分資本）相交換，不僅把這部分資本（也就是自己勞動能力的價值）再生產出來，而且，除此之外，還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頁。
在李嘉圖那裏，價值與生產價格是直接同一的，因而無法科學說明地租的來源問題，也沒能正確規定絕對地租與級差地租。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第二冊中針對這個錯誤認識，較為係統地闡述了他對地租問題的理解。馬克思深入分析了農業生產中的超額剩餘價值、剩餘價值率、利潤率等問題，對生產價格和平均利潤進行了探討，在此基礎上提出應從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平均利潤的視角，來理解和把握地租問題。馬克思肯定了斯密對絕對地租的觀點，“斯密因此把地租看作土地所有權的單純結果，認為地租是一種壟斷價格，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隻是由於土地所有權的幹預，產品才按照高於費用價格的價格出賣，按照自己的價值出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89頁。。但斯密和李嘉圖一樣，都沒有分析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地租的影響，從而沒能正確解釋級差地租。最後，馬克思對李嘉圖剩餘價值觀點的根本缺陷進行了分析和批判，“李嘉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離開剩餘價值的特殊形式——利潤（利息）和地租——來單獨考察剩餘價值。因此，他對具有如此重要意義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論述，隻限於說明從亞當·斯密（特別是從重農學派）那裏傳下來的，由流通過程產生的資本有機構成的差別（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而生產過程本身內部的資本有機構成的差別，李嘉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涉及，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他把價值和費用價格混淆起來了，提出了錯誤的地租理論，得出了關於利潤率提高和降低原因的錯誤規律，等等”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23頁。。馬克思在此過程中還發現了利潤率逐漸下降的趨勢，深刻闡明了利潤率下降是由於勞動生產率提高、可變資本所占比例減少導致的，從而豐富和發展了自己的剩餘價值理論。
庸俗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最先發現李嘉圖學說的兩大矛盾，即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如何與價值規律相符、平均利潤率的存在如何與價值規律相符。馬爾薩斯對此加以攻擊，引起了李嘉圖學派的分化。馬克思指出：“馬爾薩斯在反對李嘉圖時用來作為出發點的，一方麵是剩餘價值的產生問題，另一方麵是李嘉圖把不同投資領域中費用價格的平均化看作價值規律本身的變形的觀點，以及他始終把利潤和剩餘價值混淆起來（把兩者直接等同起來）的做法。馬爾薩斯並沒有解決這些矛盾和概念的混亂，而是從李嘉圖那裏把它們接受過來，以便依靠這種混亂去推翻李嘉圖關於價值的基本規律等，並作出使他的保護人樂於接受的結論。”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頁。英國的詹姆斯·穆勒和麥克庫洛赫為了維護李嘉圖學說，想方設法回避矛盾、掩飾矛盾，不惜采用薩伊、馬爾薩斯等人的觀點來闡釋和改進李嘉圖學說，結果反而拋棄了李嘉圖學說的科學成分，加速了李嘉圖學派的解體。英國早期社會主義者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著眼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的社會現實，堅持和發展了李嘉圖等人學說中勞動創造價值等基本觀點，既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內在的理論矛盾，又提出了許多新的有價值的見解。馬克思指出：“很明顯，既然使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理論上作了這種毫不留情的表述的那同一種現實的發展，又發展了現實本身所包含的實際矛盾，特別是發展了英國日益增長的‘國民’財富和日益增長的工人貧困之間的對立，其次，既然這些矛盾在李嘉圖以及其他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中得到了理論上中肯的、盡管是無意識的表現，那麼，站到無產階級方麵來的思想家抓住了在理論上已經給他們準備好了的矛盾，是十分自然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頁。
第三節“第二小提琴手”繼承與闡發
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對馬克思極其敬重，他曾謙遜地表示，“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6頁。。應當說，馬克思主義形成與發展的全過程，傾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畢生的心血。從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會見馬克思、1845年2月合作出版《神聖家族》，到《德意誌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直至1883年3月馬克思逝世，恩格斯整理出版馬克思遺稿、完成馬克思未竟事業，幾乎每一次理論上的重大進展，都凝聚著恩格斯的智慧和辛勞。有西方學者甚至認為，在青年時期恩格斯的觀點對馬克思影響很大，“一些基本的和持久的馬克思主義命題最初浮現於恩格斯的而非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
G. S. Jones. Engels and the Genesis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106, 1977, p.102.。無論是恩格斯獨撰的《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等著作，還是與馬克思的合著內容，都是對唯物史觀與剩餘價值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一、捍衛曆史唯物主義根本立場
恩格斯於1884年5月用德文寫成《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同年10月在瑞士出版，後來在德國再版並被譯為多種語言。恩格斯在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明確提出這項研究的初衷，“以下各章，在某種程度上是實現遺願。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係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曆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並且隻有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曆史觀，並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頁。。恩格斯與馬克思都非常重視美國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摩爾根的著作《古代社會》，恩格斯甚至認為《古代社會》對於曆史學的價值，可以與達爾文《進化論》在生物學領域的意義相媲美。因此，恩格斯打算運用唯物史觀來闡釋摩爾根的有關研究成果，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從現實的革命鬥爭來看，麵對階級矛盾空前尖銳、工人階級日益覺悟的形勢，資產階級學者為了維護資本主義製度，大肆鼓吹私有製、國家、資本主義製度的永恒性，竭力掩蓋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譬如，英國資產階級學者羅·托倫斯完全無視資本產生的根源和條件，居然提出資本在原始社會就已存在的謬論。他說：“在野蠻人用來投擲他所追逐的野獸的第一塊石頭上，在他用來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實的第一根棍子上，我們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這樣我們就發現了資本的起源。”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頁。類似的錯誤言論層出不窮，對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工人運動的鬥爭方向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恩格斯撰寫《起源》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深刻揭示人類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闡明馬克思主義在家庭、私有製、國家等問題上的根本觀點，為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進一步指明方向。同時，也為深入理解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尤其是相對剩餘價值理論提供了新的曆史維度和宏觀視域。恩格斯深入闡述了兩種生產理論，強調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人自身的生產是相互依存、辯證發展的關係，二者共同推動血緣關係向階級關係邁進，繼而導致私有製、階級對立以及國家的產生。他指出：“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曆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麵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麵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曆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製度，受著兩種生產的製約：一方麵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製約，另一方麵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製約。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製，社會製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係的支配。”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頁。在原始社會早期，血緣關係在社會製度中居於主導地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分工的產生，剩餘勞動和剩餘產品開始出現，經濟關係對血緣關係造成了衝擊和挑戰，勞動和所有製的發展程度越來越起到支配作用。恩格斯還探討了人類在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中家庭形式的發展變遷，認為家庭不是從來就有的，社會經濟關係決定家庭形式演變。恩格斯通過對人類曆史上三次大分工相關史料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分工與交換是私有製產生的社會條件，剩餘產品數量的增加為私有製提供了物質基礎，而勞動的個體化趨勢則是私有製產生的根本動力。隨著私有製的產生和發展，社會日益分裂為對立的階級。可見，私有製和階級不是從來就有的，它們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出現、演進，最終必將走向消亡，因而是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國家建立在私有製產生、階級鬥爭、氏族製度瓦解的基礎上，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並非觀念意識的產物，也不是神秘力量造就的，國家本質上就是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反抗、剝削和奴役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國家也會同私有製和階級一樣退出曆史舞台，進入社會曆史的陳列館。恩格斯精心撰寫的《起源》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列寧後來給予了高度讚譽，“這是現代社會主義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話都不是憑空說的，而是根據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寫成的”
《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頁。。
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簡稱《費爾巴哈論》）寫於1886年，起初以連載的形式刊登在《新時代》雜誌第4期和第5期上，1888年恩格斯略加改動，加上序言和附錄出版了單行本。附錄就是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恩格斯認為將這個“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作為《費爾巴哈論》的附錄部分十分妥帖。《費爾巴哈論》本身有點書評或論戰的意味，是恩格斯應《新時代》之約，對丹麥哲學家施達克《路德維希·費爾巴哈》錯誤界定費爾巴哈為唯心主義者的做法，做出評價。從思想戰線和階級鬥爭的實際情況來看，當時工人運動正處於新高潮的前夜，亟須馬克思主義提供更加有力的思想理論指導。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學者為了抵製馬克思主義，將已經終結的德國古典哲學重新搬出來，貼上新哲學的標簽，以新黑格爾主義、新康德主義等旗號，攻擊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欺騙和麻痹工人群眾。他們還極力歪曲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係，汙蔑馬克思主義哲學不過是對黑格爾哲學、費爾巴哈哲學的摘抄和拚湊。因此，恩格斯認為盡快澄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來源問題、係統闡述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是十分必要的。恩格斯一直強調研究唯物史觀必須從原著出發而不能依據二手資料，而《費爾巴哈論》就是詳盡闡述唯物史觀的必讀經典書目之一。在這部著作裏，恩格斯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黑格爾哲學、費爾巴哈哲學的關係，劃清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一切舊哲學的界限，深刻闡述了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費爾巴哈論》主要分為四章。第一章指出了黑格爾哲學中辯證法與唯心主義的矛盾，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代表人物的觀點。第二章提出哲學的基本問題以及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標準，闡明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及其形而上學的缺陷。第三章指出費爾巴哈高舉的唯物主義大旗僅僅占據自然觀的陣地，在社會曆史領域仍舊沒有突破唯心主義的藩籬。前三章主要是分析和批判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的理論觀點，特別強調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是不徹底的，是下半截唯物主義、上半截唯心主義的矛盾體，第四章則是概述馬克思主義曆史觀。恩格斯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黑格爾哲學的分離就在於，既堅持唯物主義觀點又吸取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形成了唯物辯證法。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哲學還將唯物辯證法徹底運用到一切領域，特別是在社會曆史領域的運用中創立了唯物史觀。社會曆史是由無數追求自己目的的個人的活動構成的，盡管每個人的活動都是有意識、有預期的，但是支配曆史進程的並不是人們的主觀動機。每個人的願望和行動在現實中經常會互相衝突、難以如願，最終的結果是從許多單個意誌衝突中產生的，因而曆史是不同的思想動機及對外作用的合力的產物。恩格斯強調，傑出人物在曆史發展中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相對的，人民群眾是曆史的真正創造者，是推動社會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那麼，探究曆史規律就是要考察“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曆史變遷的行動”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頁。。隨著工業革命的蓬勃興起，機器大工業逐漸取代工場手工業的勞動組織方式，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實現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邏輯，機器技術對廣大工人的奴役愈發深重。毋庸置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打碎了封建製度的桎梏，使社會生產力得到空前發展。然而，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又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生激烈衝突，人民群眾日益貧困化與生產相對過剩並存，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這個矛盾的階級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階級鬥爭是現代曆史發展的直接動力。恩格斯還論述了政治鬥爭、階級鬥爭、經濟利益三者之間的關係，“一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頁。。對理解唯物史觀而言，恩格斯有一個簡明而深刻的概括，“一切重要曆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頁。。
二、豐富股份製“過渡點”論斷
如果說恩格斯的研究旨趣僅僅在於發展和完善唯物史觀，致力於為相對剩餘價值理論提供社會曆史發展的科學視域，顯然是一種片麵的、淺顯的看法。恩格斯本人對相對剩餘價值生產與實現可謂洞察深刻、不乏灼見，特別是對股份製這一全新的資本組織形式的把握既全麵係統又深刻精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認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生產力突飛猛進，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這就要求資本也相應社會化，“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的資本屬性的這種反抗，要求承認它的社會本性的這種日益增長的必要性，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係內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內，愈來愈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無論信用無限膨脹的工業高漲時期，還是由大資本主義企業的破產造成的崩潰本身，都把大量生產資料推向如我們在各種股份公司中所遇見的那種社會化形式”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2頁。。作為一種社會化的資本組織形式，股份製開始登上曆史舞台並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股份製摒棄了以往單個資本家出資並直接管理企業的資本組織形式，在更大程度、更廣範圍承認了生產力的社會本性，順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規律，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指出：“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麼，那裏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0頁。在此，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股份製對於發展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強大杠杆作用，股份製的產生和發展反映了資產階級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做出了適當調整。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更不能說已經轉變為社會主義生產了，隻是表明社會主義變革的物質前提更加成熟。恩格斯進而強調，我們要“把由個人或股份公司負責的資本主義生產轉變成由全社會負責和按預先確定的計劃進行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正在為這個轉變創造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唯有通過這樣一個轉變，工人階級的解放，從而沒有例外的一切社會成員的解放，才得以實現”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0頁。。
1883年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傾盡全力整理出版《資本論》第2、3兩卷，這是實現馬克思遺願“壓倒一切的義務”。恩格斯為此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恩格斯始終遵循對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科學分析和社會主義最終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客觀規律，並根據《資本論》第1卷出版後資本主義經濟新變化新情況作了許多重要增補，特別是對關於股份資本和股份公司的觀點進行了補充和闡發，堅持和豐富了相對剩餘價值理論。列寧認為，“奧國社會民主黨人阿德勒說得很對：恩格斯把《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出版，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莊嚴宏偉的紀念碑，在這座紀念碑上，他無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永遠銘刻上去了”
《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頁。。在《資本論》第3卷手稿中，馬克思已闡述信用製度是股份公司產生的重要基礎，股份公司的成立導致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從而成為社會積累的有力杠杆。這個科學論斷主要依據當時資本主義發展處於自由競爭階段，股份公司的發展初見端倪。隨著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頻繁出現個別資本被壟斷資本（采取股份公司形式）排擠的狀況。恩格斯敏銳察覺到自由競爭業已窮途末路，壟斷組織不可遏抑地發展壯大起來，“自馬克思寫了上麵這些話以來，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業企業的形式發展起來了。……這些形式代表著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頁。。恩格斯此處所說的新的企業形式就是卡特爾、托拉斯等壟斷組織，這些壟斷組織規模龐大，逐漸掌控社會經濟各個領域，有的行業甚至出現了壟斷全部生產與銷售的巨型股份公司。恩格斯還在《交易所》中分析了交易所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變化，自從1865年《資本論》第3卷寫成以來，“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並且還在不斷增加。……這種變化在其進一步的發展中還有一種趨勢，要把包括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在內的全部生產，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換職能在內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經紀人手裏，這樣，交易所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8頁。。這裏的“交易所”，指的是以信用製度為媒介、以股份公司形式出現、在經濟生活中作用越來越重要的壟斷組織。在恩格斯看來，隨著生產集中、資本集中和壟斷的發展，股份公司這種全新的組織形式正席卷整個經濟社會，“為了便於這樣流來流去的大量貨幣資本得到使用，現在又在以前沒有設立過有限公司的地方，到處都設立了合法的新式有限公司。……此後，工業就逐漸變成了股份企業。首先是現在需要巨額投資的鐵業（在此以前是采礦業，不過還沒有股份企業的形式）。然後是化學工業，以及機器製造廠。……商業也是這樣。……在農業方麵也有同樣的情形。……現在，一切國外投資都已采取股份形式”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91030頁。。如前所述，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股份公司“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單純過渡點”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5頁。。股份製標誌著資本占有關係在資本主義製度範圍內的日益社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為社會主義最終取代資本主義準備越來越充分的客觀物質條件。恩格斯進而提出，隨著股份公司不斷擴展，“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並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頁。。
第四節短論
本章緊扣相對剩餘價值理論這條主線進行文本解讀，主要擷取相對剩餘價值理論發展過程中具有理論路標意義的經典文本。這部分內容最大的特點就是理論色彩濃厚，包含不朽名著《資本論》及其前後重要著述。科學實踐觀的形成和唯物史觀的確立，在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馬克思將唯物史觀運用於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相對剩餘價值研究的積極探索，每一次重大的研究進展都是對唯物史觀的印證和深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使用異化勞動的研究範式，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產品以及勞動本身的關係，主張通過揚棄異化勞動實現共產主義；《德意誌意識形態》以唯物史觀作為根本的方法論，不再沿用異化勞動這個概念，將批判的主題聚焦到資本主義條件下雇傭勞動的顛倒性，深入考察了雇傭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對立關係。異化勞動采取人本主義哲學的分析框架，更多停留在對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顛倒關係的批判上；而雇傭勞動則緊緊抓住了勞動力商品這個剩餘價值生產賴以進行的關鍵因素，從而能夠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針對蒲魯東在唯心主義框架內分析機器應用的弊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機器作為最適合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技術形式，並非蒲魯東所理解的經濟範疇而應歸屬生產力，不能將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等同起來。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初步分析了相對剩餘價值問題。個別資本家為了在激烈的同行競爭中脫穎而出，想方設法在擴大分工和改進機器兩個方麵下功夫，努力占據行業領先地位。然而，個別資本家難以獨占獨享這種先進技術，競爭者們自然不甘於落伍和被淘汰，他們紛紛出手、爭相效仿。於是，一輪又一輪圍繞分工和機器的競爭周而複始、接連上演。在此過程中，技術成為資本肆虐的得力幫凶，資本不斷強化對雇傭勞動的奴役。
馬克思將唯物史觀作為研究資本和剩餘價值問題的大視角、大邏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研究場域，從物質資料的生產領域著手，聚焦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深入剖析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實現，從而創立了相對剩餘價值理論。《資本論》四卷分別從生產過程、流通過程、資本運動整體過程以及相對剩餘價值研究史等方麵予以考察，深刻闡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和目的。從資本家剝削工人更隱蔽、更有效的手段來看，資本家通過改進技術、擴大分工、優化管理等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相對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從而最大限度攫取剩餘價值。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將一切有利於社會化大生產的先進技術納入直接生產過程，因而最能契合資本擴張增殖的本性，是資本主義生產最典型的組織方式。然而，對於相對剩餘價值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在狹義的生產領域。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與實現貫穿著資本主義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全過程，展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演變和日趨尖銳，表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終將被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所取代的曆史必然性。可見，相對剩餘價值理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界限和被揚棄的客觀規律，既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思想結晶，更是對唯物史觀的豐富和發展。
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論述相對剩餘價值問題時，初步分析了協作、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等生產發展階段的特征，強調絕對剩餘價值生產在工場手工業階段處於支配地位，到了大工業發展階段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發揮主導作用。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深入考察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發展階段及其組織方式。馬克思指出，分工協作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伴而生，工場手工業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采取的社會勞動組織方式。隨著絕對剩餘價值生產的地位日漸式微，勞動過程中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亟待變革，才能適應資本增殖的要求。工廠製度將機器和自然力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使工人的勞動完全服從工廠的汽笛和機器的運轉，從而最能體現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要求，最大限度滿足資本吮吸活勞動的欲望。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技術不僅是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因素，更是“人的本質力量”“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科學技術卻淪為資本增殖的手段，變成統治人、奴役人的異己力量。技術異化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製度本身，技術對人的奴役本質上就是人對人的奴役。隻有廢除資本主義私有製即揚棄機器生產活動的社會條件，機器才會擺脫奴役人、壓製人的曆史性角色，真正彰顯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外化，人的生產活動才會真正成為自我實現、自由發展的本質活動。
恩格斯晚年的兩部著作《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和《費爾巴哈論》，盡管論述的具體內容完全不同，但寫作意圖卻是高度一致的，就是要豐富和發展唯物史觀，兼顧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和澄清思想認識誤區的雙重需求。恩格斯堅定捍衛曆史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堅持從社會曆史發展的宏觀視野來觀察和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現象，堅決抨擊資產階級學者大肆兜售資本主義製度永恒的謬論。不僅如此，恩格斯本人對相對剩餘價值、股份資本等重要問題提出了許多卓越見解，這些理論貢獻集中體現在他對《資本論》（主要是第3卷）所作的增補中。馬克思科學論證了股份製的資本組織形式對於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意義，特別是有利於加快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生產率，“集中在這樣加強和加速積累作用的同時，又擴大和加速資本技術構成的變革，即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增加它的不變部分，從而減少對勞動的相對需求”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頁。。恩格斯循此繼進，結合當時股份公司的蓬勃發展，更加深入地闡明了股份製與生產力的內在邏輯和辯證關係。股份製適應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要求而生，資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結合，正是在技術含量高、涉及範圍廣的項目中找到了直接的活動場所。股份製的重要功能在於破除資本積累時間緩慢的限製，迅速地、大量地實現資本集中，大大提高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從而推動生產力迅猛發展。在馬克思看來，股份製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新的經濟製度要素，能夠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點。恩格斯進而指出，正是股份製的創造和成就，為資本主義社會向新社會轉變準備日益完備的物質和精神條件。
技術創新與資本市場｜第三章美國納斯達克支持技術創新的啟示
第三章
美國納斯達克支持技術創新的啟示
在美國，風險投資長期興旺發展。矽穀活躍著一大批風險投資者，他們專注於在高風險中尋求高收益的機會。風險投資者投入的是真金白銀，自然會對所投項目精心甄別和反複評估，以期發現真正有價值的項目。即便如此，風險投資者難以避免要承擔技術創新及其市場應用的巨大風險。風險投資成功概率很低，時常會出現投入大量資金卻打水漂的狀況。但為數不多的成功範例會為風險投資者帶來極為豐厚的回報，也塑造了許多偉大公司的崛起，從而實現真正的“雙贏”。風險投資通過注資到中意的項目，換取一定比例的股份，不過，這種尚未變現的股權並非風險投資的終極目的。隨著企業的發展壯大，其價值得到市場認可，成為資本市場投資標的，風險投資方才獲得最佳退出途徑，通過轉讓所持股份，實現遠超投入的回報。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為風險投資退出塑造了典範。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與我國滬深主板市場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它們對上市公司的規模、盈利等方麵要求非常高，從而將大量中小微企業拒之門外。恰恰是中小微企業很可能蘊藏著未來發展的巨大潛能，卻往往因為得不到資本支撐而與成功失之交臂。正是由於市場上存在這種強烈的融資需求，納斯達克應運而生，憑借其對中小微企業上市融資的包容度和彈性空間，迅速成為美國創新發展的重要引擎。
第一節“矽穀奇跡”的現象與本質
世界著名科技創新中心矽穀(Silicon Valley)位於美國西部舊金山南端長約25英裏的狹長穀地，惠普公司作為矽穀第一家高科技公司，其創業的車庫被譽為矽穀發祥地。矽穀彙聚了惠普、英特爾、蘋果、思科、穀歌、雅虎、eBay等世界一流公司，成為全球高科技創業成功的伊甸園。美國矽穀的成功引起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熱切追捧與積極效仿，一大批高科技園區紛紛建立，但大多隻是徒具其形，未能收獲預期的顯著效果。“矽穀奇跡”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也是難以簡單複製。以斯坦福大學為代表的加州高校建立了專業的高技術企業孵化器並積極推動科研成果商業化、市場化，矽穀真正的精髓是鼓勵冒險、推陳出新、寬容失敗的創新精神和創業文化，世界首屈一指的風險投資環境和充沛的風險資本為矽穀技術創新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作為創新創業的發動機和助推器，風險投資在矽穀比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扮演的角色都更為積極、更為有效，KPCB、紅杉資本、NEA、Mayfield等著名風險投資機構雲集於此並不斷締造財富神話，矽穀成為最負盛名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的搖籃。W.米勒提出：“在科學技術研究早期階段，由於風險投資的參與和推動，使得科學技術研究轉化為生產力的周期由原來的20年，縮短了10年以上。”
劉曼紅：《風險投資:創新與金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頁。
John C. Dean將矽穀喻為一個生態係統，風險資本好比氧氣、水、養分，是矽穀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Thomas F. Hellmann則認為，若將創業者比作矽穀的運動員，風險資本家就是教練員，他們選擇參賽的運動員，指導並鼓勵他們，為他們的成功創造有利條件。
Dean J C《為矽穀革命加油》，李鍾文、威廉·米勒等《矽穀優勢:創新與創業精神的棲息地》，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373頁。
福裏斯特提出，“企業資本家對矽穀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西海岸的風險資本，往往比較充裕。的確，這就是在這方麵占首位的矽穀能夠起飛的一個原因”
[美]湯姆·福裏斯特：《矽海武士:日本信息技術產業稱雄世界的故事》，
吳士嘉、洪允息譯，
新華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頁。。
薩克森寧認為，“風險資本產業是這個新型行業崛起的經濟引擎。風險資本家們不僅是其關鍵的資本來源，而且也是當地社會及職業係統的中心人物”
[美]安納利·薩克森寧：《地區優勢:矽穀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曹蓬,楊宇光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
美國前總統裏根在執政時指出，“以信息工業為主體的高科技產業，即將把美國帶入一個新經濟時代，這種躍進將主要由新創建的高科技公司帶來，而高技術產業群發展的最重要的動力就是風險投資”。越來越多的人從矽穀的成功經驗中形成廣泛共識，一個體製健全、規範運作的風險投資市場是推動科學技術創新、發展和應用的重要條件。
一、風險投資價值發現、市場運作、擇機退出機製
風險投資是指把資金投向蘊藏著較大風險的高技術開發領域，以期成功後取得高額資本收益的一種商業投資行為。其實質是通過投資於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群，將其中成功的項目出售或上市，實現所有者權益變現，從而不僅彌補那些失敗項目的損失，而且使投資者獲得高額回報。
胡海峰：《風險投資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92頁。
風險投資就是將專業管理的風險資本以股權形式投向具有成長性的高技術企業，這對於促進科研成果商業化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風險投資者甘願承受風險進行投資，旨在尋找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企業和產品，能夠在市場上快速茁壯成長。風險資本通過注資的企業首次公開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簡稱IPO）或兼並與收購(Merge and Acquisition,簡稱M&A)等方式實現退出，從而獲得高額投資回報，並始終保持風險資本的流動性和活躍度。“二戰”以後的技術創新熱潮帶來風險投資的長足發展，發達國家風險投資的持續興盛也成為推動20世紀下半葉以來技術創新的關鍵因素。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是技術創新活動的顯著特征，尤其對於處在創業階段的高新技術企業而言，產品研發難度更大，資金需求量更多，市場不確定性也更強，而創業成功率卻較低。正因如此，商業銀行大多不會選擇初創期的高新技術企業作為投資對象，風險投資這種新的科技與金融相結合的投資方式迅速興起。風險投資以專業化的投資理念和投資方式，高效融合資金、管理、技術，加速高科技產品的商業化進程，成為企業技術創新的主要推力和中小微企業的孵化器。美國高新技術企業成長壯大，風險投資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有人將美國20世紀末低通脹下的經濟高速增長歸功於技術創新特別是信息科技的突破，認為風險投資對於富有前景的技術創新活動的支持是美國技術進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否擁有一套完整良好的風險投資機製關係到一個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Kortum, S., Lerner, J.(2000),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venture capital to innova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1, 674692.
風險投資的目的十分明了，就是要獲得高額投資回報，絕非一投了之、不聞不問。風險投資必須充分利用市場競爭機製，嚴格篩選出最具成長潛力和投資價值的項目，通過專業化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幫助初創企業在最短的時間內創造最大價值。基於風險投資者視角，風險投資的一般模式為：風險投資者經過審慎的項目論證，尤其是對合作夥伴進行了解和評價之後，對風險企業投入一定資金獲得相應份額的股權；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到風險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之中，為風險企業提供增殖服務，推動企業迅速發展；根據風險企業的發展和資金需求狀況決定是否追加投入以及再追加多少；適時促成風險企業上市或通過兼並收購的方式出售所持股權，實現投資回報。在此過程中，風險投資者不是消極無為的，而是以其擁有的專業知識和專業團隊，積極主動參與風險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使其能夠穩步經營、迅速成長。風險投資不僅可以給所投資的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更為重要的是風險投資者專業化的管理經驗，即具體通過公司戰略決策、公司治理、資本結構和人力資源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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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提升企業的價值。
Wang, C.K., Wang, K., Luc, Q.(2003), “Effects of venture capitalists participation in listed compan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7, 20152034.
這裏也凸顯出風險投資的專業性，風險投資者不僅要發揮自身在金融領域的知識素養和人脈資源來融資，注入風險企業；還要運用在技術和管理等方麵練就的洞察能力、積累的豐富經驗，幫助創業者製訂發展方略、優化組織架構、加強財務管理、配備人力資源等，成為通曉金融、技術、管理的“多麵手”。
究其本質，風險資本就是一種承擔高風險、謀求高回報的資本形態。在矽穀，風險投資者每天都與風險為伴，遵循衡量與評價風險投資收益的拇指法則。
拇指法則，亦稱大拇指法則、大拇指定律。在矽穀，風險資本所投資的創業企業有著一個不太精確的經驗定律，每十個風險資本所投入的創業公司中，平均會有三個企業垮台；三個企業會成長為一兩千萬美元的小公司並停滯在那裏，最終被收購；另外三個企業會上市並會有不錯的市值；其中的一個則會成為耀眼的企業新星，並被稱作“大拇指”。
為了降低風險，風險投資者在投資決策時必須盡量避免風險，杜絕輕率做出決定。風險投資者在做出投資決策之前，需進行嚴格的項目評估和市場篩選。在矽穀，風險投資公司通常要吸納金融、管理人才，聘請科技界和產業界的資深人士作為投資顧問，設立科技和經濟情報的收集、研究機構，定期對某個領域的技術和產業動向提出投資和經營的決策參考意見，然後由風險投資者根據市場吸收力、產品的獨特性、創業者的管理能力、環境威脅抵抗能力等多方麵對項目進行篩選。雖然風險投資者每年都會收到大量尋求投資的商業計劃書，但真正能進入風險投資者“法眼”的卻為數不多。風險投資的決策過程，實質上就是對高新技術項目進行大浪淘沙、市場篩選的過程。嚴格的項目評估過程使得任何一種有廣闊前景、附加值高的技術，甚至僅僅是一種創意時都會得到風險投資者的青睞和資助，進而實現商業化、產業化。同時，風險投資的高回報率強化了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並突出了市場決定的功能。
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對剩餘價值實現形式
在美國矽穀，須臾不停推動技術創新展現得淋漓盡致，現代化的分工與協作得到極佳的詮釋。十分貼切地說，擺在矽穀企業麵前的隻有兩條路：要麼創新，要麼倒閉。正如梅耶所言，“矽穀產品的生命周期隻有短短的六個月。這意味著如果你不是不斷地研製新產品，你就隻有待在一邊，沒有東西可賣。高科技領域成果的產品價格從產品研製出來之時的價格到其生命結束時的價格一路下滑。其下滑程度幾乎是每一季度達25%（更經常地，每年都是這個數）。……關於邊際利潤，美國矽穀中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猶如正在下滑的電梯。撞對了窗口，就會把你從下滑的電梯中帶回到頂端，而在電梯的頂端，你能賺到無以數計的金錢；如果你來晚了，那你就隻能掙紮著掙一點點小錢。這種環境無條件地要求創新。在矽穀，沒有創新，就難於生長，不生長，就得死。創新是要求，不是選擇”
[美]克裏斯托弗·梅耶：《創新增長——矽穀的啟示》，梁淑玲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39頁。。
矽穀的產業密度高度集中，產業集群中的企業基於追逐超額剩餘價值的內在驅力，不斷通過技術創新以降低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市場競爭力，持續推動產業集群的演化升級。率先實現技術創新的企業憑借先發優勢獲得超額剩餘價值，隨後跟進的群內企業借助於頻繁高效的知識流動和技術擴散，竭力縮短與率先創新企業的技術差距，其結果是一眾企業普遍從中受益；率先創新企業為繼續獲得超額剩餘價值，仍想方設法擎起技術創新大旗，創新成果又會通過擴散和互動普及開來，如此水漲船高、螺旋上升，整個產業集群的知識存量和創新能力均隨之長進；交流密切的集群創新網絡大大推動了群內資源的優化整合，產業集群迸發持續創新、協同創新的活力，產生係統疊加的非線性效用。與此同時，產業集群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因創新剛性、動態適應性不足導致的創新停滯問題，這就要求產業集群積極適應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強化集群創新網絡與外部網絡的聯通互動，企業及時摒棄高度趨同的群體性思維，緊貼市場需求，有選擇地發展相應的創新方向，從而為集群企業技術創新乃至集群升級提供持續動力。隨著開放式交流的增進，企業與集群內外的協同合作有效降低創新風險、提高創新效率，然而具備更高層次創新能力的企業總是受超額剩餘價值驅動，通過率先創新打破原先的創新均衡和網絡均衡，拉大企業之間的創新差距，激發創新主體關係的新一輪重構。此即產業集群抑或現代化分工與協作視域下相對剩餘價值的實現形式。
我們可從理論淵源做如下追溯。伴隨工業革命的興起，勞動分工日益進入經濟學研究者的視野。“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直觀感受到工業化初期生產分工和專業化生產引致的高效率，他在1776年出版的扛鼎之作《國富論》開篇就將勞動分工引人注目地推送出來，這對其後古典經濟學家們的研究主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斯密以當時人們熟知的製針業為例，通過數據分析得出人們易於理解的結論，在有細致分工的製針工場中，製針工人的生產效率是那些獨立製針者的240倍，這種令人震驚的變革正是分工的結果。斯密認為，勞動分工是經濟生活的核心現象，是國民財富增進的源泉。正如熊彼特所說，“不論在（斯密）以前或以後，沒有任何人曾經認為分工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在亞當·斯密那裏，它幾乎是作為經濟進步的唯一的因素”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1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78頁。
。李斯特更是形象地評述道，“一個初出茅廬的演員（他的書出版時，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麵所處的地位就是這樣），如果在登場第一幕就顯一下身手，博一個滿堂彩，那麼後來幾幕即使平平而過，也比較容易獲得諒解；他是蓄意要把分工原則作為書中的緒言與讀者見麵的。斯密的打算沒有落空，他那部大作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就使他站穩了腳步，成為經濟學權威”
[德]弗裏德裏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係》，陳萬煦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19頁。。
斯密從避免工種轉換造成時間損失、提高工人的勞動熟練程度、推動發明更多先進工具機械等三個方麵，係統闡述了分工的重要意義。他甚至認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
[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5頁。
斯密不僅深刻揭示分工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意義，還深入剖析了產生分工效率的原因。他將分工分為三種：一是企業內分工；二是企業間分工，即企業間勞動和生產的專業化；三是產業分工或社會分工。斯密所分析的第二種分工形式實質上是企業集群形成的理論依據。正是由於這種分工，企業集群才會具有無論是單個企業還是整個市場都無法具備的效率優勢。企業集群保證了分工與專業化的效率，與此同時還能將分工與專業化進一步深化，反過來又促進了企業集群的發展。
馬克思十分重視分工在推動生產力發展尤其是相對剩餘價值生產中的重要作用，強調“分工是一種特殊的、有專業劃分的、進一步發展的協作形式，是提高勞動生產力，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同樣的工作，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能力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和延長剩餘勞動時間的有力手段”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頁。。
馬克思認為，生產組織方式的選擇必須滿足降低個別價值的目的，否則，資本增殖的目標將難以實現。所以當事實證明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分工與協作具有更高的生產率時，采取這種生產組織方式就成為資本家的普遍行為，以便利用分工的優勢降低成本。馬克思認為，建立在協作基礎上的企業生產，可以產生比分散生產更大的效率。產生合力效應的原因在於：第一，協作性的集體生產在相同產量的條件下比分散生產節約了占用的空間；第二，在交貨期臨近或其他緊急情況出現時，集中生產並完成較大的生產量；第三，在集體生產的環境中，個人能力可以通過勞動效率間的差異表現出來，努力爭先的競賽提高了生產率；第四，把不同的生產環節容納在一個企業中，有利於管理和控製，可以保持生產的連續性和比例性；第五，協作性的集體生產提高了生產資料的利用率。總之，對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追求，成為產業集群得以形成並蓬勃發展的內在動因和持續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