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把建築比喻為一首“哲理的詩”，史學家把建築稱為“石頭的史書”，音樂家把建築當作“凝固的樂章”，都說明了建築除了它本身的物質功能之外，還具有曆史文化和藝術價值。城市建築更能看出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不同曆史發展時期的文明程度。由此，在1999年7月召開的全國曆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議上，許多老專家疾呼：刀下留城！著名作家馮驥才當年在眼見舊城被毀而痛心之餘，自己拉起一班人馬，背上長槍短炮般的攝影器材，把即將拆除的天津老城拍了個遍，而後彙編成書推出一本《舊城遺韻》。就我所知，這應該是最早的正式出版的一部城市老照片了。此書一出，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於是仿佛才有其後的各種類型的“老照片”的出籠，乃至形成出版界和媒體上我所視為的“老照片懷舊情結”。不少古城街巷的共同之處應該是一種規律，而不同之處才是屬於它們各自的內涵和城市特點。南昌街道的特點不僅體現在街名上，還體現在一些與街名相關的很有意思的傳說裏。
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墨西哥詩人帕斯在其名篇《太陽石》一詩中寫道：“城市街道，傷口般觸目的名稱。”
站在文化的角度，來看一看南昌街巷的傳說，對我們城市的曆史發展和精神內涵，無疑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瓦子角街，是南昌古老的一條街名。一聽“瓦子”，稍有曆史知識的人，就該想到宋朝，想到瓦肆與勾欄，再往前想一點，還可以聯想到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那些有關瓦肆與勾欄的熱鬧圖景。在南昌的民間傳說故事中，就有瓦子角。說的是宋紹興年間，有個叫鍾傅的地方官初入洪州，便動手拆牆築城。可能是掄鎬揮鋤的乒乒乓乓之聲幹擾了一些不該幹擾的事物，也就驚動了不該驚動的地方。這樣，在一個晚上，鍾傅便做了一個古怪的夢。夢見孔子的學生，其貌奇醜而其才淵博的子羽找到了他，一邊痛哭，一邊訴說：將軍如何暴我屍骨於墳墓外？言畢，長歎而去。第二天，便有市民來報告，在城東南角，挖到了子羽先生的墓。鍾傅不敢怠慢，趕緊奔赴現場。一檢驗，果真是子羽的屍骨，隨即令軍吏用磚瓦修複，並築立一亭。後人又在墓側，也就是現在的瓦子角處建了一座澹台祠，因當時建澹台祠的四周磚瓦成堆，故後人稱為瓦子角。此說是否確鑿，我們姑且不論，姑妄聽之。據所知瓦子角在清末以前叫瓦子閣，是宋代吳居厚的藏書閣，本名褒賢閣。後來塌毀成為瓦肆場。
然而生於公元前512年的子羽先生卻在南昌曆史上留下了一筆，他對南昌的文化應該是有所貢獻的。子羽，是澹台滅明的字。他是春秋時代魯國武城（今山東費縣）人，原為孔子的門徒，因貌醜而不為孔子所看重，並斷言他：朽木不可雕也。子羽乃退而修行，勤奮苦學，南遊到了江西，定居南昌，開始設立書院講學，以至師從他的弟子達300餘人。子羽品行高潔，不趨炎附勢，為世人所稱許，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裏說他“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據說後來孔子知道後，深有感慨，說出了一句對後世亦有警醒作用的話：“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在南昌病逝，便葬在東湖之濱。唐、宋、明、清諸朝的地方官紳都曾修繕“先賢澹台子羽之墓”石碑。有必要提及的是，清朝末年《江城舊事》作者朱欒之孫朱舲，認為澹台墓，非澹台子羽，而另有其人。乃同姓異名的澹台敬伯，名恭，浙江會稽人，曾從薛漢在豫章習韓詩，死後葬於此。後人不解，“遂以子羽當之”。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南昌縣月池村人熊元鍔，在澹台滅明的墓旁創辦了江西曆史上最早的一所私立新式中學“樂群學堂”。熊元鍔師從中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思想家嚴複，其堂兄熊育鍚也因他的介紹，拜嚴複為師，並深得嚴複和江西著名鄉賢、同光體詩人陳三立的器重。光緒二十九年，熊元鍔獲癸卯科鄉試第一名，次年即隨陳三立去上海籌辦南潯鐵路，臨行前將“樂群學堂”改名為“南昌熊氏私立心遠中學”，請熊育鍚代為主持，在熊育鍚主持“心遠中學”近50年的時間裏，從該校高中畢業近3000人，也就是說，在教育先賢澹台滅明數千年前曾經傳教過的地方，亦即心遠中學的校園裏，先後走出來的著名人物有方誌敏、鄒韜奮、張國燾、饒漱石、夏征農、曾天宇、朱大貞、程孝剛等，也有國民黨的軍政要員歐陽格、程天放、彭學沛等。
提及陳三立，兩年前我到修水縣參加一個詩會，專程拜訪了他的老家。令我驚歎而又驚奇的是，在他已專事務農的後代裏，居然能從樸陋的箱櫃裏拿出自己寫的古風淳厚的田園詩來，令我們這些自稱為詩人的人在這位農民麵前慚愧不已。此為後話。
1949年9月，“心遠中學”正式改名為“南昌市第二聯合中學”，也就是現在的“南昌二中”。在南昌二中的校園裏不僅曾有過一座帶有遠古文化色彩的著名的澹台滅明墓，至今在它的院落中還有一座被藤葛與綠蔭包圍著的工字樓。1927年7月，葉挺率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抵昌，其指揮部便設在當時還是作為心遠中學校舍的這座工字形的二層樓裏。7月30日下午，葉挺在這裏向全師營以上的軍官發布起義命令。其後，葉挺就任十一軍軍長。曆史的硝煙過去，這棟樓也成了重點文物。隻是拂去歲月的煙塵，它仍在為南昌的教育發揮著作用，南昌二中的教務人員尚頻繁地在裏麵出出進進、忙忙碌碌，這所中學的教務處今天正設在這裏。你看，隨便一個街名故事傳說，就能牽帶出一串曆史，南昌的曆史文化含量，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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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看南昌另一個著名地段，也就是我們一再提及的洗馬池，除了它得名的曆史淵源之外，還有著一個優美的神話傳說。阿根廷國家圖書館前館長、著名拉美文學大師博爾赫斯認為，“神話，是時間雕琢出來的景觀”（《作家們的作家》）。可見，神話的孕育、產生乃至傳開都有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人們以神話來觀照現實的過程，也是以現實來修正和確認神話的過程。一個地方的曆史文化也就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變得豐厚而生動起來。
洗馬池過去也有人叫浴仙池。想必它叫浴仙池的時候，應該是在潁陰侯灌嬰來此洗馬之前。這個浴仙池便來自一個古老的神話。在很久以前的某個夏日的黃昏，太陽正收起它刺眼的光芒，大地上開始有涼風拂動，池水的清波蕩漾出微笑，細細的紋理牽動著藍色的水麵，如同一層碧紗臨風起伏，撩人心魄。此時，有七隻美麗的仙鶴從池水的上空飛臨而下，落在草色青青的岸邊，變成七位秀發飄逸、身姿窈窕的美貌少女。她們為沁人心脾的湖水所動，便臨風脫下身上輕紗般的衣衫，往樹枝上一丟便躍進了碧波漣漣的水池中，盡情地享受著嬉戲和洗浴的歡樂。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砍柴的少年路過池邊，他被透過樹叢看到的奇景驚呆了，也是他福至心靈，一個念頭油然而生，他跑過去撿起七仙女的白色長衫便轉回原地。這意外的情形，把仙女們驚得顧不得羞澀，便趕忙穿上衣衫飛走了。最後，隻剩下七仙女無法上岸，她將身子藏在水裏，求少年還她衣裳。少年說：還衣也不難，但須答應我一個條件。七仙女忙問：什麼條件？少年說：你要嫁給我。七仙女見少年容貌清秀，聰穎機敏，也有愛慕之意，便點頭作答。浴仙池就這樣成就了一對恩愛的夫妻。
現在看來，這個神話怎麼著都擺脫不了與黃梅戲《天仙配》的相似之處。究竟是安徽人抄襲了南昌人的神話，還是南昌人的這個神話原本就是安徽《天仙配》的翻版？今天的人們很容易產生這樣的疑問，但具體分析起來，這兩種可能性都不太大。因為滋長中華文化的這塊土地有著很多相通相同之處，隻要各地的地理、曆史和文化等因素一湊合，或有所接近，就有可能產生相似的東西來。
洗馬池的傳說，使我想到了餘光中先生所譯的愛爾蘭大詩人葉芝的一首名詩《麗達與天鵝》：
猝然一攫：巨翼猶兀自拍動，
扇動欲墜的少女，他用黑蹼
摩挲她雙股，含她後頸在喙中，
且擁她無助的乳房在他的胸脯。
驚駭而含糊的手指怎能推拒，
她鬆弛的股間，那羽化的寵幸？
白熱的衝刺下，那撲倒的凡軀
怎能不感到那跳動的神異的心？
腰際一陣顫抖，從此便種下
敗壁頹垣，屋頂與城樓焚毀，
而亞嘉曼儂死去。
就這樣被抓，
被自天而降的暴力所淩駕，
她可曾就神力汲神的智慧，
乘那冷漠之喙尚未將她放下？
葉芝詩中所敘述的也是一則源自湖中的愛情神話，其原型來自古希臘傳說：天神宙斯愛上了凡間的美女麗達，當麗達在湖中沐浴時，他化為一隻天鵝來親近她。這神話與洗馬池的傳說在場景和“人神之戀”上是相似的，但兩者傳導的又是東西方文明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內涵，比照一下，其各自所體現的也是兩種不同的精神特質。
從葉芝詩歌所取材的希臘神話的原型意象看，南昌這塊土地上所孕育的傳說也應該是可以出名詩的，因為其神話與古希臘神話相比，亦不會遜色到哪裏去，關鍵是我們需要葉芝那樣的大詩人手筆。
神話、詩篇、藝術是一座文化古城必不可少的一環，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代表著一座城市之人的智慧，是城市人智慧綻放的花朵。
浴仙池的傳說無疑寄托著南昌先民們樸素美好的願望。七仙女是幸福和美好事物的象征，也是這個神話裏很突出的一個鮮明的原型意象。那個麵貌清秀、聰穎機敏的少年也便是南昌人的形象了，而且是南昌人自己創造和設計出的形象。盡管他有著看似狡黠而能及時抓住機遇的一麵，但他更有著砍柴的勤勞與善良，所以上天才會賜福給他。
然而我們回過頭來分析一下自身，曆史上的南昌人是否次次都能抓住機遇而沒有錯過機遇呢？回答此問我們未必有足夠的底氣，但有一點值得南昌人警醒和注意，那就是機遇大概率偏愛勤勞與善良的人，然而，你如果沒有審時度勢抓住機遇的敏感或“狡黠”，恐怕還是會與機遇失之交臂的。這也是浴仙池的神話給我們的一點小小啟示。當然，“狡黠”這個詞有時令人生厭，但有時人們少了狡黠，不但撈不著便宜，反而還會吃虧。與廣東人、福建人、湖北人，甚至溫州人相比，南昌人在商業乃至經濟利益上吃的虧還會少嗎？為此，我呼喚南昌的今天多出一些像浴仙池傳說中那樣的少年，也希望會有像光臨浴仙池的七仙女那樣的機遇或福祉賜給南昌，並被南昌人抓住。
我想，如果那樣的話，南昌會更加慷慨地空出無數條街道的名稱來記載那些美麗的神話和傳說。洗馬池也有人說這裏以前有座太子洗馬府第，“太子洗馬”為官職，而池塘在府門前，人們望文生義，而將此地命名為洗馬池。這裏也有過一個洗馬祠。
與洗馬池相對的，是有名的翠花街。翠花街的名字在南昌人的嘴裏叫起來很有些流光溢彩的味道，別輕視了這條長不及百丈的街道，它的曆史卻長達千年呢。
隻是千年的曆史，在今天的翠花街沒留下一點痕跡，唯有街名會喚起人們對它的過去產生索引的衝動。有史料記載，自唐代貞觀年間開始，就有了翠花街的名稱，它位於城西的廣潤門內，也就是今天南起船山路北至洗馬池的這段街道。廣潤門在過去是南昌商業的一個窗口，據《南昌縣誌》：“廣潤門、惠民門皆臨章江，百貨轉運經省會者，皆由此屯發，故賈帆櫛比肩摩，城內市肆之繁麗者，惟洗馬池，為百貨所萃，金銀翠珠之店，皆在翠花街。”想象一下，對著一條市肆繁麗的洗馬池的翠花街，被滿街的金銀翠珠之店簇擁著，簡直就像一位珠光寶氣的貴婦人，怪不得人們叫起翠花街來總有點特別的感覺。當年有錢人家的闊太太和小姐肯定是光顧這裏的常客，馬車或小轎無疑是常在一些金鋪首飾店門口逗留，那些綠腰旗袍的女人想來也會隨之在這條街上爭奇鬥豔，令人目不暇接吧。過去南昌人的腰包裏有錢沒錢，到翠花街來掏掏就知道了，可以想見翠花街也是條衡量南昌人錢財的標尺。隻是，話又得說回來，光顧翠花街的闊人有闊綽的玩法，小康人家有小康程度的玩法，平民百姓也有平民百姓的玩法。前者光顧一回，可能買走帶幾克拉鑽石的戒指或金光閃閃的手鐲項鏈，小康人家或許買些銀項圈和玉鐲頭之類，而平民百姓遇到婚嫁喜事時，來到翠花街便隻能買幾件用白珠子鑲的“長命富貴”和“福祿壽財喜”之類的圓帽、圍巾，以祈安安泰泰地過日子。
翠花街在那些年月裏談不上流金淌銀，但在那條街上走動的有錢人也會發出叮當作響的金銀聲。金光銀影閃耀過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敲打白鐵黃銅的叮叮當當之聲。隨著曆史的變遷，翠花街又一度成了小手工業和日用品小商販的經營之地，這時，己是六七十年代了。那些曾經珠光寶氣的門庭已風光不再，我們也隻能從翠花街那一溜臨街的建構精致且帶有歐式風格的樓房裏，想見其當日的盛景。那時我常路過這條街，每次看到那些精致且已陳舊了的樓房，總會想到一個滿臉皺褶、珠黃發衰而又對歲月的摧殘無可奈何的老美人的形象。她年輕時有個叫來就令人心動的名字：翠花。
翠花是屬於過去時代的。尤其在80年代到來的一場舊城改建中，翠花街幾乎被坦克般開來的推土機和鏟車推鏟了個幹淨。可惜了那些建構精美的老房子，現在好像連照片都難找到了，隻是臨著洗馬池還有一壁頗顯當年氣派的原寶慶金號的高大門麵，仿佛在訴說和觀望著城市的繁華與變遷。在老翠花街上蓋起來的是一座頗具規模的萬壽宮商城，它把散布在翠花街街頭的各類百貨的經營點都納入其中，很有一種“廣納天下之商，齊聚四海之財”的氣魄，一時也成了南昌市民喜歡光顧的地方，隻是要買高檔或高品質商品的人不會去那裏，萬壽宮多是“大路貨”，想買便宜一些而又收入平平的階層才是那裏的常客。與當年翠花街金錢店的豪奢貴族氣相比，今天翠花街的萬壽宮商城倒真正是有了實實在在的平民性，它的顧客出入量之多，商品吞吐量之大，在南昌的商業體中應該位居前列。
看來，千年老街因了它千年的曆史，也結下了千年不衰的人氣，由於人氣的不斷輸入，才使得這條街道有著不斷自我調節的生命力。
水對鐵和所有事物來說
為什麼不是刀呢？而歲月更鋒利
——《逝者》
走在清寂的小巷，隻聽得自己的腳步聲，仿佛從時空之外傳來，便會想到鄭愁予“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而是過客的感覺就逼到了眼前。逢著斜風細雨的日子，走在這樣的小巷會疑是走在戴望舒的詩裏，在一派迷蒙中，你更會覺得自己是步行在時空之外，由於牆與牆的隔絕，你甚至還會以為自己是走在宋朝或是明代呢。每當這種時候，有意無意間我就會對這些街巷的名字產生好奇的追問，而追問的結果，又總是很有意味的。我們把目光從熱鬧的瓦子角和繁華的洗馬池等地移開，向南昌城裏的小街小巷投去，便不斷會有新的驚奇和新的發現，會從古老街巷斑駁的舊牆和磚縫裏冒出的幽草中品鑒出另一番文化意蘊與曆史的況味來。一座古城的文化和曆史之血，便是在那脈血管般纖細的小街小巷裏流淌，歲月的風塵與時間的溫情都同時留在那些街巷裏。當我在這種街巷中漫步的時候，會有漂浮在城市曆史的血流上並被其裹挾、卷帶著推湧向前的感覺，這種感覺是那樣地奇異，它需要人們敞開自己的文化胸懷和生命激情來擁抱那時光隧道般的每一條街巷。
走在古老的南昌街巷裏，我一直試圖接近這樣一個文化命題，即“抬頭看前程”的後一句“低首問來路”。當我們行走於寂靜的小巷，一轉彎好像隨著這一動作抹掉了過去的一段什麼，事實上有許多生長於小街巷的人是以這種形式告別小巷去奔前程的。遠的不說，就說我所知的：當年有多少知識青年打起背包走出小巷去上山下鄉，近年又有不少有誌者提起行囊告別蝸居的小巷南下廣東或遠去大洋彼岸“洋插隊”。所以，那樣一個在小巷中轉彎作別的身影是很有意味性的，它清晰地貼在街頭巷角的轉彎處，像一幀被時間定格的老照片。但是，我們生命的進程不僅止於道路的轉折與告別，我想說的是，在轉出或告別對我們的生命別有一番意味的小街巷時，不妨做一次人生與文化意義上的回首，或問一問它的來路，應該是不無必要的；抑或使我們對離開小街巷後要走的道路，反而會增添更加充足的底氣。曾經有一首叫《再回首》的歌曲很流行，歌中唱道：“再回首，恍然如夢。再回首，星月朦朧……”此時，我們不妨回到那恍然如夢的小街巷，叩尋它星光迷離般的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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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城裏曾布滿過蛛網般密集繁複的小街小巷。其實對於南昌城的市民而言，小街小巷就是他們的家園，他們的家幾乎都是安置在那樣一些曆史悠久而又看似不怎麼起眼的小街巷裏，那是城市的芸芸眾生紮根的地方。走在這些街巷裏，我就會想到布拉格詩人塞弗爾特對他所摯愛的城市的吟詠。
踏遍布拉格的大街小巷，
撫摸著她的塊塊石頭。
它們雖是那般粗硬，
詩人卻將它一一親吻。
棕帽巷在章江門內，是南昌不引人注目的小巷。70年代中期我家曾住在此，這條巷落的清寂、冷僻給我較深印象。當年在這條長400餘米的巷道裏，它的兩邊就有近一半是老牆。一邊是省歌舞團後院的院牆，30年代那院牆內是江西衛生處；一邊是一個什麼倉庫的高牆，牆根青苔蔓延，使變黑的灰色牆體更顯得有一份時間的印跡，也令這段巷落愈加僻靜。
追根溯源，棕帽巷巷名的由來要到晉代，追溯到許真君(許遜)頭上。據說許真君頭戴棕帽路過時，風將其帽吹落在此，後人就將此巷稱為棕帽巷。這說法很有意思，想象一下過去被南昌人奉為城市保護神的許真君，頭戴棕帽時絕不會是一派仙風道骨的形象，而更接近一位匆匆來去忙著治水的工程人員的樣子，當然也不會像當今的民工，倒有可能像一位指揮抗洪的縣鄉幹部之類的形象。許真君當年在四川旌陽當過縣級幹部，他的作風，從他匆忙中冒雨行經章江門旁被風吹落棕帽可見一斑，這個戴棕帽忙於治水的幹部不會玩忽職守打麻將，更不可能收受賄賂。在他彎下身體拾棕帽的那一瞬，我們能看清他那張濺滿雨點甚至泥漿的臉，有的是關注民生的憂戚和辦事果敢的幹練。在這張臉上，我們找到了真正能夠接近這位在後來被傳說為神人的地方。
南昌人是知恩乃至惜恩的，棕帽巷既記下了許真君治水繁忙的身影，也留下了他在雨中彎下腰來拾取棕帽的形象，這個形象對南昌人來說是永遠不會遺忘的。
為紀念他，南昌人不僅蓋了萬壽宮，而且城裏的不少街巷的名字皆與他有關。
三眼井，可以說在南昌是“街小名氣大”，其長度與棕帽巷差不多，但它的名氣恐怕遠大於彼，其緣由亦來自許真君。據清乾隆二十二年《江城名跡記》載，東晉時，南昌為水鄉澤國，城內江河縱橫，洪水成災，相傳西山道士許真君為根除洪患，親自擇地鑿井擒龍斬妖，在南昌連鑿了一至六眼六口水井，此處有一口三眼井，清光緒年間稱此巷為三眼井。
傳說，不一定靠得住，但都不會是無稽之談。三眼井的名氣依我看，不完全是因為許真君的傳說，而是水井在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作用。過去，凡有水井之處，皆為居民麇集之地。與此同一軸線不遠的六眼井，早有“南昌第一井”之說，該井水質清澈、甘美，冬暖夏涼，終年不涸不溢。人稱用這裏的井水煮飯則飯不餿，釀酒則酒香如花露，煎藥則藥性不改。六眼井，原本是一口井，由於汲水者眾多，明代做過一次拓鑿，上設了六個井圈，六眼井的街名由此而來。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加上自來水的普及，六眼井由於象山南路的修建而被堵塞。三眼井卻因為處於一條街巷中，而使它的名字與街共存了下來，以致今天知道三眼井的人遠甚於六眼井。
站在以三眼井命名的小街上，想一想當年南昌市民晨暮之間排起汲水長龍的情景，再看一看當今街頭時而穿過的專賣“純淨水”的三輪車，江河汙染的憂患便會漫上臉際。大約在60年以前，南昌街頭也有推著獨輪車（又叫“雞公車”）叫賣“沙濾水”的。那時正開始籌建自來水廠，先在沿江路的中山路口建起了濾水站，每天早晚便有一些獨輪車到此來運上幾桶“沙濾水”去沿街叫賣。我想，那年頭的平民百姓還是喝井水的居多，“沙濾水”就像今天的“純淨水”一樣該是那些手頭鈔票較多的人家才能講究起來的“文明”和“衛生”
從汲井水的長龍，到叫賣沙濾水的雞公車乃至運送純淨水的三輪車，是南昌街頭的景觀變遷。從此處也可以看出南昌城市居民生活環境與觀念的變化，更能夠看出小街小巷與城市居民生活的密切程度。
南昌城內另一條與許真君相關的街巷，就是萬壽宮巷。該巷東起翠花街，西至棋盤街，其長不到百米，曾被譽為“豫章十景”之一的“鐵柱仙蹤”就在這裏。相傳古時由於孽龍作亂，水漫豫章，許真君得玉帝賜五花劍，率弟子跟蹤追擊，幾經周折，終於縛住孽龍，將其鎖在淨明壇的一口水井中，並鑄鐵柱鎮之，因建鐵柱觀，唐朝又稱天柱觀，明世宗賜名妙濟萬壽宮。1966年被毀。現今在萬壽宮的基址上建有一座中學，那座中學老校舍的磚石多是萬壽宮的遺物，在那些牆上不難找到刻有當年捐建萬壽宮之人的名字。
摸摸這些磚石，可以想象得見過去萬壽宮鬥拱飛簷，紅牆綠瓦，金碧輝煌，香煙氤氳，每至農曆八月朝聖日遊人如潮的盛況。隻是世事變遷，滄海也會變桑田，如今的萬壽宮在南昌城裏隻是一個小巷的名字，若要再去朝聖許真君，隻有出城奔西山萬壽宮了。“鐵柱仙蹤”的一景，也成了一個曆史名詞。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原有的東西，都有可能隻是徒有其名。這並不奇怪，世間萬物的存在之理就在於有生有滅，曆史在變幻，而文化的血流與精魂卻衍生下來，流傳開去，不會斷流或滅絕。
每一條街巷都有可能是一段曆史。此言，在南昌的街巷裏不難得到有力的印證。萬壽宮老街
萬壽宮商鋪，燈火初上
三眼井街中段往右拐，有條麻石路麵的小巷，進入這條小巷便如同進入了曆史。
該巷有個很雅致的名字：友竹花園。明朝太子太師嚴嵩當年有座府第，便坐落於此。今天的友竹巷正是嚴府原來的後花園所在，據說因當時種有友人贈送之名竹而得名。嚴嵩好不容易在朝廷裏弄到了一把太師椅，卻把名聲弄得很狼藉，大概在百姓心中他成了個貪官佞臣的典型，而與之作對的又有個名聲太大的正直清官海瑞。雖然在朝時兩人鬥得厲害，但在他們身後的曆史中，嚴嵩卻是被海瑞踩在腳下，有點遺臭萬年的味道。因此，在南昌的這條友竹巷裏也記載著嚴嵩的劣跡。嚴嵩府第的後門當年正開在這裏，那年頭凡想在官場飛黃騰達的人，都得給嚴太師行賄拉上關係，而來送禮買官者，多半都是經過此巷從後門入府的。試想一下，那條小巷在當時簡直像一條行走無聲的蛇。這事，南昌的百姓都清楚，背地裏都把這條小巷叫作高升巷，以致清光緒年間正式以此為巷名。到了民國年間，當局覺得此稱不雅，雖是罵在嚴嵩身上，但多少會讓人誤認為南昌的為官者有不清不楚之嫌，便索性改巷名為友竹花園。
從劣跡昭著的“高升巷”到風雅不乏詩意的“友竹花園巷”，名字是改了，但貪官的劣跡仍是釘在恥辱柱上，所以一條友竹巷，對今人還是有警示作用的。想想看，同是一條路，有人可以走得正直坦蕩，有的人卻總是走得歪歪斜斜。但願我們能把自己腳下的路走直，而不要把它走成自己的恥辱柱。當代詩人北島有這樣的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一語道破了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和人生價值，令人警醒。
當然關於嚴嵩的評價，近年史學界也有爭鳴，這其中也不乏翻案文章。有人從曆史上考證得出，嚴嵩之過不在於自身，主要是受了其子嚴世蕃之累。嚴世蕃被查有通賄僭越、穿龍鳳之衣、私通倭寇等罪，而嚴嵩卻是“畏子欺君，有負恩眷”，以致毀了一世聲名。一次，我同時任江西省文聯主席的著名作家楊佩瑾到廣州參加中國作協的會議，就聽到楊先生對嚴嵩的不同看法，他那時正準備寫一部嚴嵩的長篇，想把自己多年來的新認識公之於眾，讓人對曆史有個較全麵的了解。隻是當年嚴嵩在友竹巷受賄的劣跡還未從南昌人的記憶中抹去。另一位在近代中國史上名聲不太好的人物，北洋軍閥張勳又將他的公館設在這裏。張勳是奉新人，他以在民國初年率五千“辮子軍”到北京扶幾歲的宣統皇帝鬧複辟而聞名。
提到這位有些鬧劇色彩的辮子大帥，我就會想到魯迅先生在他的小說《風波》裏，用很鄙夷的口吻描寫的未莊的鄉人們津津有味的議論：“你可知道，這回保駕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記得中學時，語文老師給我們讀這篇課文，讀到這幾句很是繪聲繪色且很滑稽，在學未莊人說“你能抵擋他麼！”這句時，還特地做了個手執蛇矛往前衝的動作，令我們全班同學捧腹不止，這大概是我印象深的原因之一。
但張勳住在南昌時，想必已沒有未莊人傳說的那丈八蛇矛般辮子大帥的神武。這裏畢竟遠離他上演複辟鬧劇的京城，也沒有五千辮子軍的闊大排場與陣勢，仿佛他是退居林泉來終老的也未可知……
南昌原有劉（）將軍廟，後來是個巷名。劉故居現在書院街長清寺遺址。劉（1558年—1619年），字省吾，南昌人，明朝傑出的抗倭將領、軍事家。大將軍都督劉顯之子，萬曆年間武狀元，有“晚明第一猛將”之稱。劉先抗緬甸，後升任副總兵，因縱容士兵導致兵變被削職。隨後於萬曆二十年（1592年）和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先後入朝抗倭，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開始參加播州之役，隨後平定楊應龍之亂。萬曆四十六年，劉在抗擊後金軍隊時於薩爾滸之戰中殉國。天啟初，贈少保，世蔭指揮僉事，崇禎元年（1628年），將其衣冠與夫人兵部尚書張鏊之女合葬於新建縣，又建“表忠祠”於南昌百花洲，今地亦稱劉將軍廟。清朝乾隆年間，追諡忠壯。嚴嵩的宅子，也是劉將軍的府第。南昌有一座將軍廟，還有一個將軍渡，隻是這將軍不是同一個人。將軍渡是撫河的一個渡口，東晉平南將軍溫嶠來南昌，官船在此停靠，人稱將軍渡。南昌還有個地名和溫嶠有關——司馬廟。司馬廟原為撫河邊一座祠，叫溫忠武公祠，簡稱溫公祠。溫忠武公即溫嶠將軍，明朝時以為溫公是司馬溫公（司馬光），便叫成了司馬廟。南昌城東南曾有溫嶠的衣冠塚，據說上世紀50年代還在，幾十年後，連影子也沒了。但“老南昌”嘴裏還常說到“將軍渡”這一地名。
1938年，友竹巷的麻石路麵上響起了急促而緊張的軍人腳步聲，那陣陣如暴雨前的雷聲般的腳步，為南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高潮。這一年的1月6日，新四軍軍部和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就在友竹花園巷的7—8號原張勳公館裏同時成立。這是一棟兩層磚瓦樓房，四周有回廊，四角有六角亭，當時新四軍軍長葉挺，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副軍長項英，東南分局副書記曾山，辦事處主任黃道，東南分局青年部長陳丕顯都在這裏工作。新四軍軍部成立的當天，葉挺、項英、陳毅、黃道等還在鶴紀照相館（今中山路90號鶴紀照相館）合影留念。這些人的名字在中國革命的史冊上都是熠熠生輝的，他們在南昌播揚轟轟烈烈的愛國激情，使無數街巷在亢奮與昂揚中變得精神抖擻，讓一種浩浩大氣在這些街巷裏開始如風雲般激蕩不已。
新四軍軍部成立後，新四軍領導人即於同月中旬邀請國民黨和各黨派人士在下沙窩勵誌社（今洪都賓館所在處）舉行宴會。當時國民黨元老宿將、辛亥革命後首任江西都督李烈鈞，國民黨江西省政府秘書長和各黨派在南昌的負責人到會。席間，中共代表曾山發表演說，指出大敵當前，各黨派間應摒棄成見，以救國為重，一致團結抗日。曾山的話使一向不讚成中共主張的李烈鈞也深受感動，他即席而起，慷慨激昂地說：“剛才共產黨人的話極好，請劉秘書長把我的意思轉達給熊式輝（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
接著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又舉行了一係列宣傳團結抗日活動，許多著名學者、社會名流，如許德珩、吳曉邦、孫起孟、王造時、羅隆基、薛暮橋等，還有第三黨人王枕心和江西國民黨上層人物李中襄、王冠英，以及剛回國不久的蔣經國都參加了辦事處召集的活動。同時，新四軍軍部還創辦了以夏征農任社長的《抗敵報》，大力支持進步作家鄒韜奮所辦的生活書店在南昌市百花洲設立分店，為各地進步青年秘密提供進步書籍。軍部和辦事處還通過該書店幫助“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編印《青年團結》，幫助“南昌婦女生活改進會”編印《婦聲》等刊物，並發起和組成了一係列抗日救亡團體，團結了大批人士參加救亡運動。陳毅應邀在“南昌市抗日救國座談會”和“南昌婦女生活改進會”作了《關於抗日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那時，南昌不少街巷的門口都掛起了救亡團體的牌子。濃厚的抗戰氣氛，使南昌被稱譽為“小武漢”。
1938年4月4日，新四軍軍部離開南昌，進駐皖南，指揮主力部隊殲擊日寇。1939年3月26日，新四軍駐贛辦事處撤離南昌，轉移到鉛山河口鎮。友竹巷在曆史上留下轟轟烈烈的一頁至此結束。現在友竹巷的新四軍軍部舊址的兩層灰磚建築物裏除了紀念館，還辦起了一個少兒培訓中心。我的兒子讀小學以前便在這裏學習。每次行至此處，聽到孩子們充滿稚氣的琅琅讀書聲，再在腦海中回顧一下這裏的曆史，便會覺得走在友竹巷的腳步發出的聲響是那麼的非同尋常。什麼是曆史？什麼是曆史的回音？似乎一下都能在這裏找到答案。友竹巷在南昌是一條頗有曆史含金量的小巷。
戰士們隻剩下刀劍的鏗鏘之聲
白夜中永恒的音樂
——阿萊桑德雷《致一座抵抗的城市》
5
三眼井是我所熟悉的一條街。在那一帶我生活了八九年，無論從感官還是理性上都有一些認識。這條街雖不大，但它前後左右、旁枝蔓葉分展出去的街巷卻不僅隻有一條友竹巷，而是每一條都通向歲月深處，每一條都連帶著南昌的文化和曆史。不妨稍微理一理三眼井周圍的街巷，從中可看出過去的大概來。三眼井北有係馬樁和老貢院，東有校廠東、校廠西等巷，南有書院街，西有幹家巷，其間穿插連帶的還有清潔堂巷、筷子巷、育嬰巷、小桃花巷等。從這些巷名中，不難看出其所具有的顯著特點和與尋常街巷不太一樣的內容。
係馬樁，一條老街道，一半是午後發黃的陽光，一半是沿街店鋪的陰影。無聊的行人，間或駛過的汽車，腳踏車、喇叭聲連響兩下，過後，仍是閑散與慵懶的氣息。係馬樁是一條南昌的老街，它的來由又直接與老貢院分不開。據清光緒三十三年《南昌縣誌》載，明正德十四年寧王朱宸濠在進賢門內建陽春書院，嘉靖元年移建，稱東湖貢院，為全省鄉試的考場。清順治十年遷回進賢門內舊址重建，清康熙二十年又將貢院移至東湖貢院故址，俗稱進賢門內貢院為老貢院，該巷由此得名。係馬樁則完全是由其附近的這所明清時的鄉試貢院而派生出來的，當年各處的考生紛紛騎馬進入賢門來應試，便都把馬拴在這裏，日子一久，就稱該處為係馬樁了。
想想那年頭鄉試時係在這裏的一大溜馬兒，或嚼料、或踢腿、或噴著響鼻的樣子，再想想蹲在一間間闈號裏進行鄉試的考生，身上還真會緊張得冒出汗來。
這裏不妨引錄一段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於1597年9月9日描寫的當時正在南昌舉行的鄉試場麵：“人山人海，考生都帶著傭人和書童，應考的秀才多達二萬。”“街道為之充塞，連走路也不可能。”談到考試之嚴：考場“四角有了望塔，監視一切動靜”(《利瑪竇書信集》)。此情此景，自然容易使我們想到眼下每年的高考場景，那情形雖不可比之為“百萬大軍過獨木橋”，但眾考生亦如“過江之鯽”。父母兄長將考生送到考場，便在門口開始了令人心懸而又難熬的駐足等待。而使人懊惱的是幾乎每年高考這幾天都是南昌最熱的時候。於是，門內考生的汗珠總是與門外家長的汗珠同落。有趣的是，在我省作家胡平的《千年沉重》一書中，正有談及過去貢院鄉試的類似情景：“那時，南昌市內寄宿來省應考學子的普賢寺、佑民寺、大安寺和塔下寺內，多見老子勉兒子，妻子慰丈夫，兄長送弟弟，無不有‘他年期換骨，辛苦覓金丹’之意。”而當年在南昌貢院舉行的“秋闈”，考起來特別辛苦，真如一場“涅槃”或“脫胎換骨”。考生連考三場，每場都是頭天一大早就進場，次日下午才出來，這樣要考九天。每天考生都得待在一間間近似鴿子籠的闈號裏。據說，嘉慶二十一年，林則徐也來過江西任副主考，並在這裏發現了異才。
過去南昌的貢院建構布局是什麼樣子呢？
有資料載，昔日貢院的正門前有東西轅門，均係木結構牌坊。正門由磚石砌築，中開三門，正中懸有紅底金色“貢院”二字匾額。兩側不僅
千年老街三眼井街，已拆得差不多了
有一對石獅，還有兩座石坊。東額為“明經取士”，西額曰“為國求賢”。整個貢院正門布局壯觀。門內東西設有官廨，供考試時維護考場秩序人員休息。臨近二道門，前有照壁，正麵砌有巨大盤龍，背麵是貼“金榜”的地方。越過廣場進二門，為避免考生擁擠，中辟五門並列，再進就是“龍門”，俗稱“龍門口”。至此，隻有考生和監考人員能入。從龍門向前，直通高三層的“明遠樓”，登高遠眺，貢院全景盡收眼底。這是執考官施令、監試和巡察登樓值班瞭望的所在。過“明遠樓”是“致公堂”，此為監臨、外簾官辦公相聚之地，堂前設木柵回廊，閑雜人等不得過往。堂的東西兩側房屋，是監臨、提調、監試、巡察各堂分別辦公、食宿場所。“致公堂”與“戒慎堂”之間，兩側房屋是掌卷、受卷、譽錄、對讀、彌封、公卷、巡捕、理事等職司人員辦公和食宿處。外簾門處有“飛虹石橋”，這是內外簾官的分界線，雙方不可逾越。內簾門內有“衡鑒堂”，是主考、典試們閱卷與主司們的食宿之所。從南昌貢院的建構布局，可以看出實行近千年的科舉，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與嚴密的製度與設施。
難怪當年唐太宗看到士子們一個個朝考場魚貫而入，會喜形於色，歡呼“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科舉製度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不失為一個行之有效的度量人才的標尺，它在對全國的讀書人進行文化總動員的同時，又使人對統治者充滿了希望，令中國廣大的土地上的人們都以舉業為榮。不管是窮鄉僻壤的讀書人，還是城裏的書生，隻要青燈一盞，數卷書冊，便能滿懷不可遏止的生命激情孜孜苦讀起來。讀累了的時候，抬起熬紅的甚至酸疼的雙眼，便仿佛依稀能看到一條隱隱放出光明的道路在晃動，那就是他們心之所係的前程，於是揉揉眼睛，咬咬牙又埋頭苦讀了下去。但同時一個民族的文化個性乃至知識分子的思想人格，就在這樣一種沉重的舉業中遭受到巨大的壓抑與剿殺。
當年有一句在考生中很流行的俗諺：“去考場放個屁，也替祖宗爭口氣。”過去讀書人的價值取向，在今人看來，的確有著一種哭笑不得的悲哀。
讓我們來看看那個充當“量才標尺”的闈號，也就是讀書人“放屁”的空間。每間號舍高六尺，寬三尺，深四尺，兩壁離地一二尺之間有上下兩道磚縫承板，白天下層木板可坐，上層木板代桌伏案寫作，夜晚抽出上板並合下板，乃成休息睡眠的臥床，飯食由考生自備用菜油的小炊具燒煮。蔣士銓在闈號中曾有詩形容考生的清苦情狀：“殘杯冷炙不能餐，四壁蒼苔擁莫寒。”（《八月十五夜題號舍壁詩》）就是在這樣的闈號中，走出了江西的“文化特區”。從科舉取錄、為官入仕的統計數據看，唐代江西共考中進士65名，狀元2名，居全國前十位。宋代共考中進士5442人，狀元122人，到南宋時已躍居全國第二位，明代居全國第三位……
難以想象，從古至今江西人是以怎樣的一種熱情，投入考試中去，並為江西扳回了“人傑地靈”的麵子。那些在貢院闈號中埋首做答卷的南昌考生，是否下筆真是“俊采星馳”且不說，但有一點不假，南昌人考試的勁頭由來已久。有了這由來已久逾千年而不衰的勁頭，自然會有筆底的輝煌和風光。值得一提的是，在老貢院附近有一條不引人注目的小巷，這條巷子的前身是一片桃花盛開的地方，所以現在它就叫小桃花巷，與另一條大桃花巷之名相對，巷口正迎著在今天顯得特別繁忙的係馬樁道上來往的車輛行人。別小看了小桃花巷，這條窄窄的巷裏卻產生了一位了不起的國畫大師，現在南昌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叫黃秋園，大師生前卻像他居住的小巷一樣不引人注目，默默無聞，終其一生不過是銀行的小職員。他看似默默無聞、不驚不乍，卻胸藏萬壑，經營著一派闊大雄奇的山水天地，點染出了一個了不起的藝術世界。在他逝世後，他的那個“世界”震驚了畫壇，震驚了國人，也使整個南昌，使在係馬樁來去的行人在小桃花巷前用勁地擦了擦眼睛。現在人們終於看清了，這裏立起了一座“黃秋園紀念館”，小桃花巷從此增重。而今看來，有的人賦閑在家時，養養花、弄弄草、打打麻將，時間也就過去了，黃秋園卻在看似閑雲流水般的塗塗抹抹中蔚然成了大家，人的素質的分野在這裏便變得格外鮮明了起來。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何謂風流？風流就是一種追求生命價值的文化自覺，就是在一種不求聞達的狀態中與尋常自然接壤的渾然化境。在瞻仰大師的《蒼山臥居》《茅屋靜居》以及《江山雪霽圖》後，我對這位與我所居三眼井不遠的比鄰的深深敬意油然而生。
而與黃秋園同時，還有一位不求聞達的書畫大師在下水巷的一處陋室裏耕雲碾墨、供養煙雲，他就是今天被書畫界稱為“百年老鬆”的陶博吾。陶翁是東晉大詩人陶淵明的後裔，他向往先人那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生活，但他的一生充滿困厄：3歲喪父，25歲原配故去，30多歲四處流離，70歲下放勞改，八九十歲清貧孤獨。這對一個個體的生命來說，是多麼不公啊！然而他卻以凜然獨異的精神與“猛誌固常在”（陶淵明語）的人格力量，創造並增加了另一種生命價值的砝碼，使困厄中的人生散發出衝天的藝術光華，1989年5月，“陶博吾詩書畫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隆重開展，詩學界、書法界、美術界的名家大匠紛至遝來，他們在陶博吾的作品麵前除了驚異，還是驚異！李可染、啟功、周穀城都對陶博吾的藝術成就有驚人的評價，稱他為集詩、書、畫“三絕”之大成者。
一個自稱“野老村夫”的江右老翁就這樣轟動了京華。誰能相信，南昌街巷裏一個看似尋常、拄杖獨行的老頭，竟是一位藝術大師。這使我想起了300多年前那位從青雲譜道觀裏走出來，用滿口南昌話到街市上沽酒的朱耷，一派尋常之中卻有著一副錦繡心胸。黃秋園如是，陶博吾亦如是，在他們身上皆有著南昌曆史文化中由來已久的隱士之風，又有著一種所謂“大象無形”的化境。綜觀他們一生，不好說他們是甘願成為隱者，還是迫不得已以隱逸之身來杜絕是非之擾，恐怕他們的姿態都是曆史環境和他們獨特的文化人格使然。斯人長已矣，後人在享受著他們創造的文化遺產的同時，不該少了一份崇仰、一份追懷、一份思索。南昌也因有在文化人格和藝術品格上如此傑出的人物而驕傲。南昌是座“人傑地靈”的文化古城。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一座城市的真正內核應該是文化，而文化的支撐點上必須有也隻有巨匠式的人物才能支撐。
從係馬樁穿越三眼井巷，西邊就是小校廠。
小校廠是過去營兵操練之處。據清同治九年《南昌縣誌》載，小校廠在惠民門內六眼井東，有演武廳、官廳等，當年的這裏一定是個熱鬧的地方。你想，一隊隊營兵在這裏列隊演武操練，軍令聲、喊殺聲、武器碰撞聲混成一片；三眼井東邊貢院裏則是埋首苦思的考生，係馬樁拴著的是一排排汗涔涔的馬匹。這該是一幅多麼有趣的對比鮮明的圖畫。
如果把三眼井比作人的手臂的話，他的一隻手抓著老貢院的文，另一隻手抓著小校廠的武。隻是而今的老貢院和係馬樁都僅僅是街巷名而已。小校廠又分為南起三眼井北至幹家前巷的校廠東巷和南起三眼井北至馬家井巷的校廠西巷。此外，南起幹家前巷，北轉西至下益巷還有一條校廠北巷。
而書院街則坐落在三眼井南，昔日頗負盛名的豫章書院便在此。記得某年我和一位朋友無意間行至這條街，正口幹舌燥，便走入旁邊一幢老屋去討水喝。屋裏的內在結構引起了我的好奇，它雖和南昌的一般老屋一樣有天井，但天井兩旁的房間與尋常民居又有所不同。當我們準備離開時，突然從屋梁橫匾上脫落下一大片石灰塊，恰巧在腳前砸得四碎。我驚得猛抬頭，便見“豫章書院”幾個字赫然在上，盡管由於年深日久，已略有漫漶。突見此匾，我如受棒喝，若有所悟。
過去的書院，是講學、讀書的地方，江西書院在曆史上是享有盛名的。江西書院興起的時間在唐代，興盛則在南宋，這與大理學家周敦頤、朱熹出仕南昌有關。
豫章書院是古代南昌的三大書院之一，創建於明萬曆年間（1573—1620），江西巡撫淩雲翼、潘季駟曾先後重修，改祀宋、元、明各朝諸儒，故稱“豫章二十四賢祠”。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名“理學名賢祠”。康熙五十六年（1717）在舊址重建書院，右為講堂，左為祠，仍祀先賢名儒。另遴選十三郡能文學士200多人，來書院誦讀。書院由當時名儒主持講席，求學者日眾。康熙禦書“章水文淵”四字懸於講堂之上，一時學風大盛。後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因辦新學，乃改建為“江西省辦高等學堂”。今日的書院街由象山路從中間一隔東西，東書院街豫章書院原址所在地尚有南昌第十八中學，書聲琅琅，仍能使人想到古人在這塊地方埋下的讀書種子所散發出來的熱力，隻是老書院片瓦無存。尚須提一筆的是，西書院街9號曾住過一位郭沫若追求過的女子徐亦定。
1925年大名鼎鼎的郭沫若繼《女神》之後創作了《瓶》，評論家甚至稱其為：“在當時文壇上屬於空前的抒情長詩，它是詩人在獲得世界藝術的現代意識，萌生和鍛冶了藝術更新的野性力量後技巧最高的一本詩集。”
組詩《瓶》，是郭沫若追求美女徐亦定的情詩。《瓶》的第一首是這樣寫的：
靜靜地，靜靜地，閉上我的眼睛，
把她的模樣兒慢慢地，慢慢地記省——
她的發辮上有一個琥珀的別針，
幾顆璀璨的鑽珠兒在那針上反映。
她的額沿上蓄著有劉海幾分，
總愛俯視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
她的臉色呀，是的，是白皙而豐潤，
可她那模樣兒呀，我總記不分明。
我們同立過放鶴亭畔的梅蔭，
我們又同飲過抱樸廬內的芳茗。
寶石山上的崖石過於嶙峋，
我還牽持過她那凝脂的手頸。
她披的是深藍色的絨線披巾，
有好幾次被牽掛著不易進行，
我還幻想過，是那些癡情的荒荊，
扭著她，想和她常常親近。
盡管其時郭沫若已有日本的妻子安娜並生了三個孩子。安娜後來亦有文字言及:“我無視他和徐亦定在西湖邊的卿卿我我……”後世也有文章稱徐亦定是“理性對郭沫若的愛說不的女子”。1926年郭沫若投筆從戎，參加了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蔣介石開始清黨後，郭沫若在朱德家中寫下反蔣檄文《今日之蔣介石》，並毅然參加了南昌起義。1928年2月國民黨政府對其通緝，郭沫若流亡日本，埋頭研究甲骨文。這一年徐亦定與成仿吾的侄子成紹宗在上海結婚。成紹宗是湖北新化人，他當過創造社出版部的會計，無論是寫作、翻譯、編校，還是組織、活動，均頗出色。當年他曾在創造社與魯迅的筆戰中，被魯迅稱為“流氓加才子”第一人。據當時同為創造社“小夥計”的黃藥眠在《動蕩：我所經曆的半個世紀》一書中介紹，徐亦定當年曾在創造社出版部樓上的一個房間裏住過。抗日戰爭爆發後，徐亦定和成紹宗離開上海到江西上饒師範教書，1952年上半年至1954年8月，成紹宗擔任上饒師範學校代校長和校長，1954年9月，成紹宗調到江西南昌師範學校任校領導。徐亦定也隨夫調往江西南昌第七中學任教，教學業績優良，深受學生歡迎。1970年，成紹宗在南昌病故。徐亦定已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退休，她沒有生育過子女，便回老家照顧年邁的老母。母親去世後，她雖然孤寡一人，年歲又大了，但還是堅持生活自理，低調做人，從不想借郭沫若之名讓自己出名，所以鄰居們並不知道她與郭沫若之間還有這麼一件情事，她大約在1996年前後去世。徐亦定夫婦在南昌時住在西書院街9號，我熟悉的原江西師大校長傅修延先生一家曾與她家是鄰居，傅先生還記得“徐亦定長時間擔任西書院街居委會主任”“人很和氣”“成紹宗在師大中文係教書”。傅修延先生曾帶我們故地重遊，走訪過書院街。我家當時所在的三眼井也隻與書院街隔一條友竹巷，至今我大姨仍住在書院街。遺憾的是，那些留有珍貴記憶的書院街老房子已拆得差不多了，隻有一塊“中共中央東南分局舊址”的牌子做了修繕，算是保留了。南昌老城，萬壽宮老街區和三眼井、書院街、係馬樁、繩金塔街區及子固路大士院街區，原是有著千年曆史的寶貝，現在幾乎都拆得所剩無幾。我站在位於三眼井與友竹巷口的原省國稅局大廈、現愛瑪醫院的十八樓窗前，俯瞰之下，原來密集的街巷，諸如校廠東、校廠西、二郎廟、宮保弟、西沐英城、石頭街校廠頭、倉巷口、鹽義倉、羅家塘東升街、清潔堂、幹家大屋、劉將軍廟等，都沒了，大片老城拆平了，也在按新模式打造。豫章書院隻是一麵水泥牆鑄了幾個字，餘皆空空如也。當年東書院街紅磚牆下有一個豬血粉攤檔，極鮮辣，我和妻偶爾會去吃一碗，過過癮。現在這也成了記憶。
南昌的另兩大書院是東湖書院和友教書院。東湖書院是南昌最早的書院之一，始創於宋嘉定四年（1211），乃李寅、李虛父子講學處。當年建在進賢門外，元代毀於兵燹，此後屢毀屢建。明洪武五年（1372）被撤銷，並入縣學。清嘉慶五年（1800），黎承惠調任南昌，眾士紳以東湖書院廢圮多年，請求重建。適逢前任陶正倫在百花洲畔遺有涵虛閣舊地，乃捐俸購買，並得到士紳捐款，進行改建修繕，並重立宋寧宗賜書“東湖書院”匾。從此，東湖書院得以複興。至清光緒末年，西學東漸，書院被廢，遂改為南昌縣儒學。我專門尋訪過東湖書院，在原火神廟臨近東湖邊上，現在這裏隻有一條窄小的街道叫東湖書院街，兩邊是密集的居民區，街兩邊尚有“書院旅社”“書院飯館”等，在提示著曾經的記憶。一個載黃帽穿黃背心的掃地老頭抱著掃把坐在一扇陳舊的門前打盹，他身邊是棵有些年頭的樹，周圍散發著午後陽光和塵土氣息。再往前走十幾步，就是東湖，幹燥的風也會刮過一陣湖水的腥濕氣味。
友教書院是當時與廬山白鹿洞書院、鉛山鵝湖書院、吉安白鷺洲書院齊名的江西四大書院之一，也創建於宋朝。舊名友教堂，因由澹台子羽祠改建，故又名澹台祠。明洪武、萬曆年間，曾先後修繕與重建七次之多。後遷建到府學之南（今南昌棉花市街），曾延聘名師課督學士，學風遠播。此外，規模較小的書院還有經訓、陽春、洪都、隆岡、龍光、元鈞、槐蔭、西昌、宗濂、竹悟、江渚、雲中等，這其中的陽春書院為寧王朱宸濠建在進賢門內，嘉靖元年移建至東湖貢院，為全省鄉試的考場。清順治十年（1653）又遷回進賢門內舊址重建。清康熙二十年（1681）又將貢院移至東湖貢院故址，俗稱進賢門內貢院為老貢院，該巷因此得名。
南昌古代的學風之盛，從這麼多書院可以想見。正是這一座座大大小小遍布於南昌大街小巷中的書院，為南昌這塊土地埋下了深厚的學風與文脈，使南昌的讀書風氣不絕，代有人出。文化古城，也便名副其實。
過去南昌文人也多有風雅，清代與袁枚、趙翼並稱“乾隆江右三大家”之一的文學家蔣士銓，原先隱居的藏園就在小金台巷內。蔣士銓寫詞和散文，此外他還是位重要的戲曲作家，他寫成雜劇、傳奇戲曲16種，均存世，其中《臨川夢》《冬青樹》等9種，合稱“藏園九種曲”（即“紅雪樓九種曲”）。他以婁妃故事為藍本寫了戲曲《一片石》，我寫寧王朱宸濠謀反的長篇《戈亂》時，一位前輩曾將他收藏的清刻版《一片石》複印本借我做資料參考，戲曲開篇詞就寫到沙井，這正是我現在的居住地，很是親切。蔣士銓作曲尊湯顯祖，曲文時有精彩之筆。所著《忠雅堂詩集》存詩二千五百六十九首，存於稿本的未刊詩達數千首，其戲曲創作存“紅雪樓九種曲”等四十九種。蔣士銓也算是南昌人，他於清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小金台的舊宅中，由於父親長期在外遊曆，蔣士銓從小便隨母親寄居外祖父家，但隻要其父一回來，舉家便又回南昌老宅。蔣士銓是在小金台結的婚，三十幾歲考到進士，進京做了幾年編修官，後來又寓居南京，跟袁枚混得爛熟，又是喝酒，又是作詩。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回到南昌，將小金台的舊宅下了本錢修建起一座頗具規模的藏園。這“藏”字好，我當年在小金台這巷子裏初次踏進藏園廢址時，曾吃了一驚，誰也沒想到在逼仄且房屋密集的老居民區裏竟有這麼大一個園子。1784年，袁枚遊廬山後，過訪藏園，蔣士銓以病體作陪，囑其為藏園詩作序。次年蔣士銓逝於南昌。上
東湖書院遺址
世紀七十年代末藏園大體還在，隻是園林變成了一個居民大雜院，那些清式的有廊道的精致建築變成了隔成一家一戶居住的平房，院裏的花園也破損不堪，倒著一堆堆的煤球灰，牆邊豎立著一溜板車，幾個頑皮少年隻坐在卸下的板車雙輪上，從花叢中碾來碾去，院子當中有一汪一年四季都存在的黑乎乎的汙水，住戶的垃圾、腐爛的鼠屍及常年不散的蚊蠅縈繞其間。我一位老姨金娥一家就住在這座院落裏麵。
此前，南昌還曾有閬園，乃集江西園林之大成，藏書與文物極豐，園主閬園山人李明睿，南昌人，明末清初江右文壇領袖，丟官回鄉，一心經營南昌曆史上空前規模的私家園林——閬園。閬園原址在永和門內，今疊山路與南京西路、八一大道結合部，應是原江西醫學院、現今央央春天樓盤所在地。這裏原是明弋陽王府。李明睿親自勾勒了一幅在南昌訪閬園的線路圖:乘船自章江白沙渡登岸，過江邊泰定寺，進德勝門後左轉，入爛泥巷，巷兩邊是池子，北為方家亭子，南為馬家池(馬家池巷至今猶在)，中間有一排鬆，過蓮花塘，沿城牆下行，至樂安王府後街。遠望古樟數株，枝葉垂於牆外，北郭三學士裏向西，閬園便遙遙在望。這些文字包含了很多明清南昌城街道的信息，根據零星尚存的地名，我們甚至可以索隱到這些地方今日的大致位置，又能從這些地方想象出四百年前街道的輪廓。閬園以原弋陽王府樓閣為主體，登樓近可俯澹台子羽墓及孺子亭，遠可見南浦西山，樓西有十二楹長廊，廊前有池，池中有蓮，廊接古石堂，堂有仿吳道子、楊契丹筆意壁畫。聖沙樓、騶虞閣為最高，登之可眺龍沙。園中匾聯題款除集米芾字，皆出好友名賢之手，董其昌、周天球、王季重書隨處可見。琳琅滿目，蔚為大觀。
李明睿是大戲劇家湯顯祖弟子，名重一時，儼然明末清初江右文壇領袖，閬園是他詩酒高會之處，仿佛又一座滕王閣。李明睿家蓄“李家班”，演出乃師湯顯祖的《牡丹亭》與其好友阮大铖的《燕子箋》，為世人矚目。李明睿又在南昌蓼洲構滄浪亭：“有女樂一部，皆吳姬開尊酹酌，高歌一曲。酒酣，自為四絕記之雲:清風明月人間有，玉管冰壺天下無。回雪臨風吹玉管，煙波弄月濯冰壺。”這回雪與煙波，即李明睿戲班的兩個美人，亦是名伶，有“八麵觀音”和“四麵觀音”之稱。當平西王吳三桂得知二美豔名，即行索要。1662年的一個春夜，章江門碼頭，李明睿迫於平西王淫威，不得不忍痛割愛，灑淚把二美送上了西行的船隻。李明睿好友方文還特地寫詩以示安慰:“聞說登舟涕淚頻，煙波回雪更悲辛。章江遊子腸先斷，況是虔州納采人。”可見江南文人的風流與悲哀。
江西人在戲曲方麵是有天賦的，明代南昌人魏良輔（1489—1566），嘉靖五年（1526）進士，曆官工部、戶部主事，刑部員外郎，廣西按察司副使。嘉靖三十一年擢山東左布政使，三年後致仕，流寓於江蘇太倉。魏良輔熟悉音律，初習北曲，因不及北人王友山，乃鑽研南曲。他在過雲適、張野塘等人的協助下，吸收了當時流行的海鹽腔、餘姚腔以及江南民歌小調的某些特點，對流傳於昆山一帶的戲曲唱腔予以加工整理，將南北曲融合為一體，既可使南曲“收音純細”，又可使北曲“轉無北氣”，從而改變了以往那種平直無意韻的呆板唱腔，形成了一種格調新穎、唱法細膩、舒徐委婉的“水磨腔”（昆腔）。魏良輔被譽為“國工”“曲聖”，乃至昆腔（南曲）“鼻祖”。近年我多次去太倉訪友，發現當地對魏良輔極推崇，倒是南昌，作為他的故鄉，而今卻少有人知道他。閬園、藏園、魏良輔、李明睿、蔣士銓，至今南昌人仿佛都忘了。
在新建區尚存的汪山土庫，可以看出晚清官宦宅第的巨大鋪排與精構的生活場景，那些昔日的語境仿佛在這裏還是活的。汪山土庫之宏巨不在園林，從現存與修複的部分看，全在繁複的彼此勾連的房屋，如同一座家族之城，廳、堂、房、樓、館、巷道、天井、門、牌匾布局巧妙，屋中有院，院中有景，複雜中有獨立，相互照應中自成一體，別有天地，又彼此緊密依存，這就像汪山土庫的原主人程氏三兄弟的關係——程矞采、程煥采、程楙采三兄弟同為地方督撫，人稱“一門三督撫”。官居高位，在家鄉興建了這處大宅。占地108畝，共有25棟抬梁穿鬥式結構的青磚大瓦房，曆時半個世紀，於清同治年間建成。這些房子的外牆連成一體，具有贛南客家圍屋的特點。青磚黛瓦、封火山牆，天井四水歸堂，牆頭黛瓦壘疊，整個牆體一鬥一眠，內用土坯灌鬥，腰牆是眠磚，勒石為紅石，又呈現徽派建築特征。外牆無粉刷，牆頭下粉門色線角，這是有別於徽派建築而采用的當地建築工藝。其中稻花香館、望廬樓等則按蘇州園林風格建造。土庫坐北朝南，以祖堂為中軸，兩側各建四縱深宅，每縱深宅四至七進，共有房間1446間、天井572個。這裏接待過主人的同僚林則徐，林大人在此書下一聯饋贈：湖山意氣歸詞苑，兄弟文章入選樓。林則徐是否那一千多間房子都轉過呢，恐怕沒有，也轉不過來。也許土庫的主人也沒轉過，那簡直是迷宮。我在一部小說裏構思，土庫衰落後，留下一個老仆人看門，他每天的時間用在這一千多間房子從開門到關門上還不夠，以致他在夢裏都在重複著這個動作，他的一生就做了這一件事，盡管微不足道，這個動作卻如同一座巨大迷宮的鑰匙，仿佛一個隱喻。
6
走在光影迷離的街道上，城市的前世今生就像擦肩而過的麵容與身影，有的一經掠過，就無法再見，芳蹤不居，行止無跡。隻有我獨自走走停停，在時光的深巷裏叩詢影影綽綽的過往，這種沉迷與其說是考證，不如說是詩性的徜徉與漫遊。我在日見斑駁的時間的牆上，看見模糊圖像，隻有略帶想象，它才有活起來與逐漸清晰的可能。我所熟悉的一些老街在散發著古舊的氣息中消失，三眼井北的幹家前巷和係馬樁、小校廠、書院街一樣，也是條古巷。據清光緒三十三年《南昌縣誌》載，清乾隆年間，寧夏兵備道幹以濂辭官來南昌定居，在進賢門內廣置地產興建府第，人稱幹家大屋。此大屋今已不存，隻空留幹家前巷、幹家後巷和幹家大屋巷。在幹家前巷與三眼井之間還有一條在南昌人的記憶裏頗不一般的清潔堂巷。清潔堂是過去婦女清靜守節之處，為清光緒年間南昌知府江毓昌所建，其時叫清節堂，至1966年才改稱清潔堂。據老南昌人回憶，清節堂過去是南昌婦女的一處九重地獄。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江西的女作家溫燕霞就根據清潔堂這三字的聯想，寫了一部反映封建社會迫害婦女的長篇小說《夜如年》。她是安遠人，大學畢業後在南昌工作。當我見到她的書後，問她是否是寫南昌的清潔堂，她說靈感是來自此，但她至今不知南昌的清潔堂在何處，所以她在想象中把清潔堂構築在安遠山區的一棟老圍屋裏，在那神秘而不乏陰森的圍屋，發生著一群節婦們的生生死死的故事。以三眼井、書院街甚至幹家大屋為似實似虛的場景，江西的另一位女作家胡辛女士還寫過一部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說《薔薇雨》。從我所熟悉或知道的這兩部出自當代本地作家之手的長篇大著中，皆可說明，三眼井一帶的街巷是蘊有豐富地方色彩和文化曆史成分的，它能夠讓我們相對深切地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厚重感。
由此我想：街道，不僅是一種曆史的載體，更是一道文化命題。它是城市故事的敘述者，又是被敘述者，生活在街巷中的人們都是故事裏的角色。日本有部電影《阿西們的街》，所體現的就是一種現代街道文化。隻是光把街道當作一種文化來看還有所欠缺，它還必須具有一種精神特質。有了精神特質的街道，才是有靈魂有血肉的真正意義上的街道。
時間：1906年2月25日。地點：南昌街頭。大雨如注。黃豆大的雨點撒在街上，發出爆炒般的聲音。雜遝的腳步，赤著雙足的或穿著草鞋、布鞋、皮鞋的，也都像雨點一樣落在街上。沒有雷聲，卻響著憤怒且沉悶的不亞於雷聲的吼叫。那一天裏，南昌滿街丟的是菜擔、籮筐，就是不見扁擔——90多年後作家胡平在述及那天的情景時，在《千年沉重》中如是說。發生了什麼事？南昌的市民為什麼如此憤怒，居然連街頭的小販、進城的農民都紛紛拿起扁擔為武器，一副要去拚命的架勢？不但洋人和教徒魂飛魄散，抱頭鼠竄，就連頭上戴了“洋帽”、身上穿了“洋衫”的路人，因害怕被視為教徒，也紛紛做了脫殼的金蟬，馬路上還滿是“洋帽”“洋衫”。（胡平：《千年沉重》）當時，人群的聚集以三道橋為中心，沿湖的幾條路也都擠滿了人，盡管天正下著雨，但人們還是冒雨行動，約有三四萬人。一個30歲左右的紳士站在高處扯起喉嚨說：“江召棠知縣被洋人刺傷，我們深感憤怒，但事關大局，須用文明辦法對付，靜候朝廷交涉，依法處理，大家千萬不要亂來。”人群一聽就炸響了起來，市民們大聲喊：“洋鬼子野蠻殺人，我們還要文明辦法！”有的說：“賣國賊，快滾下台來！”突然有人發聲呐喊：“打賣國賊！”一時便有大小石塊朝那裏投擲過去，演說者趕緊抱頭開溜。有人振臂高呼：“打進教堂去，殺掉洋鬼子，為江知縣報仇！”人群立即響應，幾萬人便潮水般朝老貢院等地的外國教堂湧去。
一場規模空前的教案爆發了。事因是位於老貢院的法國天主教堂主教王安之為釋放所轄一名教民葛洪泰，以請南昌知縣江召棠來教堂“赴宴”為名，威逼要挾，並強蠻要改判兩年前的宜豐“棠浦教案”。江召棠不為所動。王安之拿出一刀一剪，說：“你不簽字改判，我就讓你去見上帝！”江召棠回答：“頭可斷，理不可屈；身可殺，民不可傷。隻要我兩隻手還在，你想我簽字辦不到！要我死，我也不怕！”王安之急紅了眼，拿起刀朝江召棠刺去。接著，幫凶又從旁用剪刀補戳了兩下，江召棠鮮血直噴，倒在地上。
王安之認為江召棠已死，死無對證，便惡人先告狀，向巡撫報告說江召棠自殺。但出乎意料的是，江召棠並沒有死，他醒來後，拒絕抬回家搶救，堅持要待在遇害的地方，等上麵來人，當場指明凶手，追查凶器，並以極大的毅力寫了一封說明情況的信，以便打起官司來，洋人無法抵賴。他把信交給來人，並交代“我死後以此字呈上級代為申冤”。
豈知巡撫胡廷幹和王安之相勾結，也說江召棠是自殺。南昌人憤怒了。他們看穿了清廷的嘴臉，不再對胡廷幹抱有期望，隻有掄起扁擔去砸洋鬼子。
在江召棠遇害的第三天，即2月25日，贛江發出了吼聲。南昌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分四路直撲教堂：一路到老貢院法國天主堂，一路到進賢門外法國老天主堂，一路到羅家塘英國救主堂，一路到德勝門外美國美以美會禮拜堂，向洋鬼子發動衝擊。其中，到老貢院法國天主堂打王安之的人數最多。
當時，巡撫胡廷幹還特地派了幾百名清兵在老貢院法國天主堂維持秩序，但群眾湧來一下就衝亂了清兵的陣腳。
人們撿起地上的石頭，脫下腳上的釘鞋，雨點般朝教堂打去。王安之正在吃飯，聽見外麵喧嚷，匆促拔出手槍，逃往後院，並叫人拆牆開路，還在教堂後麵放了火，企圖阻止眾人追來，並想為將來的勒索留下借口。他從後院溜出，躲進了信教的豪紳鄒殿書家裏，但人群追趕而來，砸開大門衝入鄒家。王安之又從鄒家後門逃走，慌慌張張走上了三道橋的大路。憤怒的人群亦像橋下的湖水一樣，把王安之圍住，扁擔、石頭、傘把、拳頭從四麵八方招呼到他身上，人們邊打邊拖。王安之像挨了刀的豬一樣號叫著，最後被扔進了洪恩橋下的東湖裏，見他的上帝去了。
這一天，南昌城裏，打死洋鬼子9人，燒毀教堂4座，這就是近代史上震驚中外的“南昌教案”。南昌的街巷是這場轟轟烈烈的反教鬥爭的見證，南昌人不畏強權的吼聲，注入在那些街巷的磚石裏。從此，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有了沸滾的熱血和蕩氣回腸的聲音。
暴雨的轟響將街角覆滿在灰塵的
金合歡樹的禮花再次點燃
——帕斯《暴雨轟響》
曆史總是沉重的，但隻要城市的街道不是盲腸，它總可以疏通，並且能夠找到出口。城市中的人和事便在這些街巷裏循環往複，重複過去的日子，講述古老的神話，譜寫當今的故事，創造明天的傳奇。普魯斯特說：追憶逝水年華。在我眼裏，逝水流出的是一條條小街小巷，那些年華就像月光一樣浸潤在這些街巷裏，彙成人們回憶的溪流，一直同我們的生命相伴相隨。
我童年的記憶概括起來就是南昌的一條小巷。
羊子巷，在今天看來它與別的街巷相比，倒真像一條羊腸，又細又窄，但在我的記憶裏它卻顯得無限大。滾鐵環的童年，打陀螺的童年，捉迷藏的童年，都留在了這條小巷深處。那時每天覺得這條巷子都是新奇而寬廣的，它是童年的天堂和孩子們自足的世界。偶爾大人會把我們領出小巷，到人來車往的大街溜達一圈便又牽回來。小巷是安全的，剛學會走路的孩子也敢在巷道中間蹣跚；小巷是溫順的，小巷
鬆柏巷天主教堂
人家都親熱得如同家人，即使吵架也帶著人間煙火的暖意，令人感受到家園的氣氛；小巷是深情的，它以其慈愛的胸懷庇護著我們的童年。我們在小巷中長大，而小巷卻在我們的眼裏逐漸變窄變小。小巷是外婆的拐杖，而外婆又是牽扶我們童年的手；小巷是屬於外婆的故事，悠長地貫穿我們的整個童年；小巷是父母親濕漉漉的目光，看著我們走在巷道中長大，然後走出小巷，把背景剪貼在巷口，成為一幀永久的紀念。
我的妻子在國外待過數年，到過不少世界著名大城市，她回國以後對我說，她感覺最好的城市還是生她養她的南昌。南昌的每條街道，每條小巷，甚至它的空氣和味道，她覺得都像自己的生命一樣熟悉。它雖不能算繁華，但對一個熱愛它的人來說，它的房屋、街道、汽車、人群，就是其全部，她就有足夠的理由對這座城市產生一種如孩子對母親般的依戀，而街道往往是每個都市人對它依戀的臍帶。近年，深圳某街道委員會曾辦過一份很有創意的刊物，就叫《街道》。
街道還是曆史和生命家園的忠實守望者。它不僅記載著城市曆史的烙印，也記錄著每一個城市人生命的履痕。如果我們填一份在城市中生活的履曆，肯定會很有意思，並且在每寫下一條自己曾居住與生活過的街道時都會充滿感情。
“老南昌”熟悉的羊子巷是一條老巷。我早年的生活大多都留在那條巷子裏，它就像一條神奇的繩子綰結著一串童年的夢。看看該巷的曆史，卻發現童年的夢也很古老。清乾隆五十九年的《南昌縣誌》稱這條巷子為羊叉巷，光緒三十三年《南昌縣誌》才開始叫它為羊子巷。它原來是回民集居地，有羊交易市場，因而得名。羊子巷北轉是東上諭亭街，此街長大概隻有羊子巷的四分之一，但在過去可是個不得了的地方。上諭亭，顧名思義，那是張掛皇帝上諭的地方。在南昌，朝廷發布的各種指示，都是從這裏傳達到老百姓的。皇上的指示不比得廣而告之的狗皮膏藥，不能隨便貼在街頭牆角的廣告欄裏，所以要特別建座亭子來張掛，以免受風吹雨淋，這樣一來，就為南昌留下了這麼一個有些特別的街名。
南昌人耳熟能詳的老巷——射步亭和箭道巷，在古代都是跑馬射箭的校場。射步亭巷的所在處，在清雍正年間是巡撫部院的武將習武射箭之地，其時名為“射圃”，圃中有一亭，稱射圃亭。巷以亭名，到清末才改為射步亭。與射步亭巷並行的後牆路，當年就是巡撫部院的後牆緊靠的地方，民國十五年巡撫部院改作省政府駐地，路亦改為省後牆路，1945年擴修改稱後牆路，1950年曾更名厚強路。這條路在今天，也是附近一帶居民在生活中離不開的地方，沿路有電影院、醫院和食品店等，後牆路也就成了不少南昌人閉著眼睛都能找到的地方。
與後牆路並行的是民德路，兩條路如一對孿生兄弟，在它們之間伸展相接的郵政路與電政路仿佛是他們兄弟相牽的手，“老字號”的民德路郵局就在這三條路的相交處。過去南昌居民的通郵一般是依靠民辦的“民信局”或官辦的“驛郵”，1938年江西停辦了“驛郵”，取締了“民信局”，在民德路東段建起“交通部江西郵政管理局”。民德路郵局的出現，意味著江西的通郵告別了古老的“驛郵”而真正開始進入了現代郵政。今天的民德路郵局大樓仍是60多年前的老建築，我們從郵政路沿著它堅實的牆體走到它精致凝重的大門，好像能夠聽到它無言的敘說。在現代人的相互溝通與交流中，老郵局仍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
南昌古老的街巷就是這樣，在閃爍曆史風華的同時，也閃爍著人生的脈脈溫情。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街巷裏有多少故事發生過，又無聲地消失。1946年抗戰勝利後南昌人桂昌宗離開了避難的泰和，到南昌市中山路開辦了大德容造廠。他是學建築出身，經營建築材料是他的本行，隻是此前誰也不知道他曾在贛州，是專員蔣經國信任的手下。1939年，桂昌宗經常隨蔣經國到各縣檢查工作，就在這時，據說是地下共產黨員的新贛南書店經理席子珍，身份暴露後離開書店。蔣經國為控製書店，派桂昌宗去書店任經理，並兼政治報的編輯。桂昌宗的妹妹桂昌德是南昌美女章亞若的閨蜜，由於這層關係，章亞若在贛州專署工作時與蔣經國接觸頻繁，二人有了感情，章亞若也因此懷孕。已有妻室的蔣經國為避不良影響，委托桂昌德陪章亞若去桂林，並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孩。蔣經國又特地讓桂昌宗也去桂林加以照顧，六月間蔣經國把桂昌宗調到桂林，負責辦新贛南出版社，同時擔負照護章亞若和孩子之責。1943年夏天章亞若突發急病，不幸身亡。1947年蔣經國派人到南昌章江門井頭巷買了一棟民房給章亞若母親周錦華，同女兒章亞梅、兒子章茂宿帶雙胞胎外孫章孝嚴、章孝慈住在一起，兩個孩子也就讀附近小學。1949年3月，蔣經國派王升率兩輛汽車把他們從南昌接到福建轉到台灣，那時井頭巷窄，汽車進不去，來人離開南昌前，在桂昌宗家住了一晚。臨行，周錦華問桂昌宗走不走，要走一同走。桂昌宗說，我一家人都在南昌，不能走。後來桂昌宗擔任南昌縣建築公司工程師，作為民革成員成為縣政協委員。他的故事，是南昌政協老主席楊先生告訴我的。抗日戰爭爆發前，桂昌宗曾留學日本，中日關係破裂，國內派了兩艘輪船把留日學生接回國，桂昌宗就在其中。
隨著都市的日益現代化，不少老街舊巷在改造的同時已漸漸被遺忘，當我們在幾乎千篇一律的現代建築與新型街道裏轉來轉去時，根本就叫不出所有街巷的名字，我們甚至會犯疑:這是那條街嗎？
關於此問的心態也不知是喜是驚：一方麵城市建設的巨變，所謂“舊貌變新顏”，令人喜不自禁；另一方麵對一座城市原有的記憶乃至曆史風貌隨著這種巨變，突然在人眼前和腦中消失，使人猝不及防。然而不管怎樣，發展是一種必然，它絕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如果用發展的眼光來看我們城市的變化，應該是驚喜有加。作為古城南昌市中心兩條主幹道的中山路和勝利路，它們的發展與變化是極有代表性的。中山路位於南昌市中心區，是東西向的一條主幹道。它的曆史可能要追溯到南唐。那時南唐小朝廷曾在南昌短暫建都，其皇殿就建在這條路的東端，即今南昌市保育院所在處，至今這附近的街仍有皇殿側之稱。
我大學的同學，與我有“桌友”之誼的詩人老王是“老”皇殿側的居民了，數十年前皇殿側的景象他記憶猶新。他饒有興致地告訴我，當年皇殿側東麵是“老二中”的圍牆，那圍牆的磚是灰色的，每一塊上麵都印有“卍”字形，小時候，他總喜歡用手指去觸摸那種凹凸的牆麵。皇殿側一帶有幾棟老房子，也是1920年代張勳公館式的建築，兩層樓，朝陽一溜木欄杆木地板的走廊，窗戶都是拱形的，很有特點。隻是而今到那裏走走，一點“老”的遺跡也沒有了，麵對一棟棟火柴盒似的水泥居民樓，舊時情景真是恍若隔世啊！老王對我發出一聲意味深長的感歎。朋友的感歎使我打開了南昌曆史記憶的庫門。
據史料記載，辛亥革命光複之夜，約定城內舉火為號，城外義軍見火攻城，當時這火就是在皇殿內點燃的。我不知道老王住在皇殿側時，知不知道這段曆史，要知道的話，那他的感觸會更深。五四運動時，曾在距皇殿側不遠的百花洲沈公祠裏召開過群眾大會。近年也有人認為將皇殿側視為南唐長春殿所在地，完全是個誤會。“實際‘皇殿’是清代全國各大城市都有的建築，在每年皇帝生日時，當地文武百官都要到皇殿對著皇帝萬萬歲的牌位敬祝慶賀，希望皇帝萬壽無疆，隻不過各地叫法不同，武漢叫皇殿，廣州叫萬壽宮，南昌叫萬壽亭（縣誌所記）。辛亥革命，南昌三地舉火為號：巡撫衙門、八旗會館、皇殿。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這三地是清朝政權的代表，反清必毀此三地。皇殿被焚毀後，民國初年建為公眾體育場，解放後建為南昌保育院。真正的南唐故宮，應該就是子城（經濟大樓方圓兩百米）。”
八一起義時，總指揮部就設在坐落在中山路的“江西大旅社”內。九一八事變時，南昌民眾又在沈公祠召開大會，掀起抗日高潮。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江西地區受降儀式也是在中山路原中央銀行內舉行。1949年5月22日，解放軍入城儀式在中山路東端舉行。這一切都是中山路閃光的曆史，也是一座城市可以驕傲地挺起脊梁的地方。但中山路的過去也有黑暗的歲月。大革命時期，反動政府曾將翠花街口做過刑場，殺害革命誌士和愛國學生；日寇占領南昌時，曾在“中央銀行”內設立憲兵隊，許多愛國人士和無辜百姓慘遭殺害。
中山路上發生的曆史是大起大落的，它有時是暴風驟雨，有時是霜雪冰寒，有時是雲破日出。它的每一頁都與中國的大曆史緊密相關，有時甚至直接影響著整個中國的發展與走向。應該說，這條路在中國曆史上是有它的位置的。
中山路得名於1928年，為的是紀念孫中山先生。1912年秋，孫中山受當時江西都督李烈鈞敦請來贛。那天，孫先生從上海啟程，乘坐長江輪船“聯鯨號”，經南京，過安慶，達九江，再改乘“西昌號”輪船，到南昌。孫先生的到來，使整座南昌城振奮不已。沿江碼頭，鬆柏彩牌矗立，燈火輝煌，李烈鈞率江西各界負責人士及群眾數千人鳴鞭炮鼓掌歡迎，氣氛十分熱烈。隨中山先生來南昌的有國民黨元老馬群武、張繼、王正廷、朱超等。在李烈鈞的陪同下，孫先生一行乘特備馬車，至百花洲陳列館下榻，並於當夜舉行了歡迎宴會。
次日，全城人民奔走相告，滿街貼著彩色標語。百花洲的鶴記照相館特地懸掛了孫中山的全身肖像。當天上午，各界人士數百人，在南昌總商會禮堂，舉行盛大歡迎會。自總鎮坡、合同巷至萬壽宮一帶，皆懸燈結彩。會場主席台上高掛孫先生畫像。軍樂隊高奏迎賓曲，孫中山先生身穿藍色西裝，笑容滿麵地步入會場。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李烈鈞致歡迎詞後，孫中山先生發表了即席演說。此後，孫先生還到百花洲參加文化界舉行的座談會。南昌女子公學校長胡紹華敬請孫先生為該校題寫校名，孫先生即席揮毫，書寫了“女子公學”四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在孫中山來南昌的第三天，南昌各界群眾在順化門大校場舉行規模盛大的歡迎大會和閱兵式。市民們爭相一睹中山先生的風采，從百花洲至皇殿側，皆人山人海，萬眾歡騰。孫先生一行在李烈鈞陪同下，騎著棗紅駿馬，由騎兵引路，緩緩從夾道歡呼的人群中走過，經三道橋，出馬車站，到達順化門廣場，孫先生不斷地向群眾揮手致意。廣場上，整齊地排列著受檢閱的江西部隊，他們是辛亥革命以後江西新編的第一師和第二師，分步兵、炮兵、騎兵、工兵。孫中山先生檢閱完畢後，對部隊訓話。他說：“江西是人傑地靈的好地方，曆代以來有文天祥、謝疊山的英雄氣節，有歐陽修、黃山穀的道德文章，江西的廬山五老峰代表江西人的骨氣。江西人響應辛亥革命，風起雲湧。希望江西的軍隊要貫徹辛亥革命精神，愛護老百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軍隊得到老百姓的擁護就戰無不勝。”中山先生的講話是令人激動的，字字句句都鏗鏘有力，振奮人心。
當日下午，孫中山先生還參加了南昌市知識界婦女代表在婦幼醫院（今婦幼保健院）舉行的歡迎會。傍晚，孫先生離昌，其時許多尚未見到中山先生的市民都湧向章江門。碼頭上人潮如湧，軍樂隊奏起了歡送曲，人們懷著依依不舍之情，目送著孫中山先生登上輪船。輪船駛向浩浩贛江中心，駛向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