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隱士的特點大抵如此。隱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和曆史現象，其先決條件也是文化，若是一個胸無點墨和身無所長的人，他怎麼隱也是個庸人，成不了隱士。隱士要有文化積累，還要相對有一些建樹，甚至還不可缺少一點知名度。有的隱士是故意而隱，但更多的是自願或迫不得已。
故意隱居的隱士，多是想出仕為官的人。選擇一處天下聞名的地方隱居，無異於當今在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段做廣告，以便待價而沽。自願隱居的隱士，多生性好靜。隱居以便潛心鑽研，自得其樂，是一種高人的生存方式。迫不得已隱居的隱，多是生逢亂世，或官場腐敗，隱居是為了避禍或表示一種與官場不合作的態度。在我看來，第一種隱士，南昌沒有。
洪崖先生隱居伏龍山煉丹，創製音律，應是一種生存方式。西漢梅福知王莽必篡權，掛冠而去，退隱南昌西郊飛鴻山，專事學道，超脫塵世，是故飛鴻山由此改名為梅嶺。徐孺子生逢東漢統治最黑暗時期，外戚宦官專權，黨錮相爭激烈，孺子以隱士之態回避官場，並勸忙於為官的人說：“大樹將傾，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蘇雲卿灌園東湖，隱身百花洲，當朝贈金求聘，他卻始終不肯為官，可謂與徐孺子一脈相承。朱耷身為明王室後裔，國破家亡後，隱居青雲譜，以書畫當歌哭。這些人都應該是屬於第二種與第三種的隱士。在他們身上，世俗名利之念，幾乎沒有；他們的人品也都正直、幹淨，他們在為南昌這座城市注入一種文化品格的同時，也留下了一股清正的遺風。作為南昌人應當意識到，這也是一種可珍視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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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芳名遠揚的百花洲，實在不是以花聞名的，在所能見到的有關詩文乃至曆史圖片裏，也難有涉及花卉的內容，倒有兩段布滿兵戈之氣的曆史：一是南宋張澄在百花洲上設講武亭操練水軍；二是民國肇始，百花洲上興建江西省圖書館，由省庫撥款五萬餘元，1928年秋動工，1930年夏落成。館分前樓、後樓，樓高五層，主樓牆厚半米，均為鋼筋混凝土建築，占地3300平方米。館舍布局合理，規模宏偉，與當時江西大旅社、民德路郵政局大樓並為江西民國三大著名建築。此處既有湖山助興，又有詩文娛情，“極登臨憑眺之美，具釣遊觴泳之樂”。1930年12月，蔣介石將剛竣工的江西省圖書館改造成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南昌行營”。其範圍從中正公園（現八一公園）南門沿中山路至樂群電影院（後為百花洲電影院），四周均用寬厚的高牆圍徹，上麵有精美的浮雕。院內花草茂盛，鬆柏蔽日，果樹林立。微風吹來，老桂花樹散發出撲鼻清香。葡萄架下，巧奪天工的盆景與滿院的花卉相得益彰。崗哨林立滿院，戒備森嚴。南昌行營辦公樓五層樓上，架起了江西省內第一座廣播電台。為軍事需要，將館內所藏數十萬冊藏書，運往環湖路南34號和29號矮舊平房，騰出洋樓做軍事行營。並將臨近百花洲的省內第一家電影院——樂群電影院，改為南昌行營禮堂。風光秀麗的東湖和景色迷人的百花洲，皆為軍事禁區。
百花洲經曆代名人詩文之靈氣和隱士脫俗之風的熏陶，經過映有東湖夜月之波光的清新過濾，其芳香仍在，並且在今天仍不斷地為一座日益繁榮的城市輸送芬芳。
現在到百花洲去看看，那裏真是名副其實地有百花在爭豔了。
在百花洲後麵的東湖岸邊，也有一座小小的杏花樓在飄香。它幾乎成了百花洲的一個注腳，但隱藏著驚豔而淒絕的一段曆史，使我們在提及百花洲的同時，不妨再告訴人家，其後還有一座朦朧著煙雨之美的杏花樓。
她應該是百花洲的妹妹。汪大淵之藍汪大淵之藍
說要尋一隻古船，盛放那些無人認領的記憶。
1
紅土地，在色彩上是有強烈視覺衝擊力的，但作為土地本身，早已由它的內部成分決定了它的宿命。在中國，南昌地處內陸，一色丘陵紅壤。紅壤——土壤酸性，色紅！土內鐵質氧化後沉積，逐漸形成炫目色彩。綠色植被之下是紅得黏稠、紅得厚重、紅得震撼、紅得憂鬱、紅得駭然的土地。因這令人驚心且不無亢奮與騷動感的紅土地意象，曾讓人浮想聯翩，而其結果竟是讓紅色意象板結和固化，從另一種層麵上固封了這塊土地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其實這方土地千萬年前因地質原因就是這種顏色。記得讀到過這樣的話“其實在人的內心裏，悲愴仿佛是山河賦予”。這種仿佛擺脫不了的紅讓我們長期忽略了：在中國曆史上，它竟然是大航海家汪大淵的故鄉；它竟是歐洲傳教士利瑪竇帶著蔚藍的海洋文化在中國停靠的一個陸地“港口”。
汪大淵之藍，這種曆史記憶的提示，使我腦中的南昌變成一艘陸地之舟，它航行在想象的紅色海洋之上，給我帶來激動和狂喜。
至今令人驚歎的是，在將近七百年前的中國，一個身處內陸城市的南昌人，如何會產生航海之念?南昌是座臨水之城，一條贛江逶迤而過，其支流撫河延伸入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汊，城裏多橋不假，也有小船泛行其中，但要把它說成是“東方威尼斯”，顯然言過其實。南昌所處的江西無直接與海相連的陸地，如果要看海，最近的也得到鄰省福建，或者前往廣東。
時值中國元朝，雖然這個王朝前後曆時不到百年，卻是中國曆史上最有銳氣和開拓性的王朝之一。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橫掃歐亞。看一看元代的統治史，它幾乎是一部霸氣十足的征服史。
元朝，這個至今被美國作家雅各布阿博特稱之為“彎弓射下的帝國”，是剽悍而驍勇的。蒙古鐵騎，仿佛起自東方的超強“台風”，給西方世界留下過極為深刻的印象。
關於蒙古騎兵作戰，身為成吉思汗子孫的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有一段很精彩且令人神往的描述：“從視覺角度說，騎兵在戰鬥中的表現比步兵好看，騎兵在衝鋒中顯示威力，他們高舉著馬刀，馬刀與身體是一條直線，同馬背形成四十五度夾角，蒙古馬在槍聲中永遠向前奔馳。戰士也許有臨陣逃脫的，但戰馬從來不會臨陣脫逃。他們的主人把馬鐙踏直，呐喊著往前衝。這是一種決死的狀態。當遇到敵人時，騎兵把馬刀向左晃一下，然後右劈，那個刀下鬼可能連頭帶肩膀全被劈下了。”“馬刀是不開刃的，倘開刃，會卷刃崩豁，”他接著寫，花剌子模的守軍如鐵桶一樣箍成圓陣，神色漠然的蒙古馬隊像海青鷹一樣衝過去，然後沿著圓陣包抄，接著是一支又一支馬隊射出，最終將圓陣撕裂。這是目前還在沿用的世界三大戰法之一的“成吉思汗戰法”，鐵木真自稱“海子陣”。而戰馬，正是戰馬把蒙古帝國的帷帳一直推到中歐和南亞。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蒙古人在遊牧中求生存，蒼天大野賦予了他們縱馬狂奔的豪氣和蒙古長調裏的悲愴，其天性剽悍好戰。眾多的蒙古部落原為金國的臣屬。隨著金國的衰落，蒙古勢力開始壯大，逐漸脫離金國統治。1204年（金泰和四年），蒙古諸部領袖鐵木真通過殘酷戰爭統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1206年（金泰和六年），鐵木真被各部落推舉為“成吉思汗”，建立政權於漠北。蒙古草原各部從此結束長期混戰，鐵木真開始不斷發動擴張疆域的戰爭，大汗的明月彎刀以狼煙為幟，牧野流星般奔逐不息。1218年滅西遼。1219年西征中亞花剌子模，一直進攻到東歐的伏爾加河流域。1225年東歸。1227年滅西夏——成吉思汗死於遠征西夏的途中。1234年滅金國。1241年一度逼近東歐腹地。1246年招降吐蕃。1253年滅大理。至元十一年（1274）和十八年（1281）兩次攻打日本但失敗。蒙古汗國大汗蒙哥於1259年在四川攻打合州時暴死，終年52歲。其四弟忽必烈與七弟阿裏不哥開始爭奪汗位。1259年11月，阿裏不哥在宗王等大多數蒙古正統派的支持下於蒙古帝國首都哈拉和林通過“忽裏勒台”大會繼承大汗位。與此同時，忽必烈與南宋議和後返回開平府（今內蒙古正藍旗）。1260年3月，忽必烈繼承大汗之位。成吉思汗時，蒙古沒有固定的首都。1235年，窩闊台汗建都哈爾和林（今蒙古國境內）。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東）。1272年定都燕京，稱為大都（今北京）。
這裏必須指出的是，蒙古軍隊曾兩次試圖征服海上的日本，然而蒙古艦隊卻在不可揣摩的大海風暴裏全軍覆沒。
遠征日本的海船便是造於南昌。
對於海，橫掃歐亞的蒙古鐵騎束手無策，高亢蒼涼的長調戛然止於海邊。但蒙古人創建的元帝國的疆域如同雄闊壯麗的史詩在馬蹄上展開，今天的新疆、西藏、內蒙古、蒙古國、澎湖，濟州島及南海諸島，都在元朝治內，延伸至東西伯利亞大部分、中西伯利亞，東至白令海、庫頁島、克什米爾東半部、東南亞半島、朝鮮半島北部。由此可以想象元朝人的胸懷也像其的疆域一樣闊大。由於蒙古的勢力擴展到西亞地區，使得歐洲與元朝交往更加頻繁，技術交流更加迅速。帝國的經濟仍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技術、墾田麵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及棉花種植等都超過前代。因漕運、海運的暢通及紙幣的流行，使元朝成為曆史上第一個大規模以紙幣作為流通貨幣的政權，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紙幣流通製度。元代商業也極度繁榮起來，其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國之一。湯因比在《曆史研究》中說：“忽必烈的帝國從中國延伸到黑海，在他的統治下，這片廣袤的疆域處於前所未有的太平時代。”盡管元朝的時間跨度並不長，在中國曆史上隻存在了97年，但它確實成就了古中國一個闊大的夢想。
公元1311年（元至大四年)，被西方學者稱為“東方的馬可·波羅”的汪大淵在南昌青雲譜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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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馬可·波羅，四川隨筆作家鍾鳴有一段有意思的文字：“馬可·波羅的文化程度不高，土頭土腦的國際混混（今後會出現許多類似的人），後來被關進監獄證明了這點。他遇到了一個寬容的遊牧族皇帝（忽必烈汗）而能深入腹地，但問題是他沒給這邊帶來什麼，甚至一根火柴頭，但至少給那邊帶去了關於絲綢和香料更詳細的傳說。其中很多絲綢出自我們的城市，但那也是在他之前很久的事了。據說，當波斯人第一次和羅馬人打仗時，波斯軍隊突然展開了他們描龍繪鳳的絲綢旗幟，旗幟在天空獵獵作響。羅馬人沒回過神來，立即被這絲綢上花枝招展的塗鴉嚇傻了，顏色帶來的恐慌使他們大敗而歸，這是我們唯一的一次間接性的勝利。很快，羅馬人了解絲綢，絲綢開始在貴族間秘密流行起來，再後來，甚至撕開來擦鼻子和屁股，在公共浴室裏墊背，以解除魔咒。最後連輸送它的那些中轉站和類似耶路撒冷或伊斯坦布爾這樣的東方也一塊被他們吃掉。”
就這麼個家夥，汪大淵是否樂意貼這張西式的國際性標簽呢?而其出生地——青雲譜，是一個充滿隱喻的地名，它既傳達了道教的信息，又暗示著某種輕盈的力量。它對於南昌乃至中國而言，隱約有一種巴黎“左岸”的氣息。汪大淵出生在700年前的南昌，這是個曆史上隱者偏愛的地方，此前傳說中的大隱伶倫、西漢梅福、東漢徐稚、晉代許遜、唐代施肩吾、宋代蘇雲卿等皆蟄伏於此，道教、理學、禪宗仿佛為南昌增加了故步自封的理由，這種自封恰恰是其偏寂與閉塞的佐證。而道家、儒學、佛禪之氣氤氳著西山贛水，令這裏的人似乎太缺乏冒險精神，而執迷於抱樸守拙。航海家汪大淵的出現絕對是個異數。生於斯長於斯的他不可能一開始就能說標準的官話、懂外語，隻能與父母親戚鄉黨說音節響亮而急促，外人聽來晦澀的南昌方言，與態度隱晦又作親熱狀的街坊鄰人相處，讀書，呼吸，吃產自現今南、新兩縣一帶的大米。我是說汪大淵不可能做出超離南昌人幾乎約定成俗的行為，可他的所為完全出乎人的意料，跟那些一輩子甚至幾輩子老死也未曾出過遠門的鄰人相比，他不僅走出了南昌人的視線，走到了在當時看來遠得不能再遠的地方——他的行為與前代的隱士所走的路正相反，前者走向內心深處，他走向了大地遠方，由此成為一個南昌的傳奇。隻是那時候人們還沒有明白這個傳奇的價值，充其量人們隻是對他的背影充滿種種想象與揣測，因為從物理意義上說，那個年代還真沒有一個南昌人比他看得更遠，見得更多。
我至今仍然好奇，在元代內陸的南昌，汪大淵如何會有那麼大的勇氣走出人們的視線，走向大海，漂遊諸國。在他走出國人視線的同時，他就走進了曆史的視野。究竟是什麼吸引了他，給了他力量，是什麼樣的勇氣使他在沒有官方資助完全靠自己的情況下兩度出海，完成他的人生航海曆險之旅。今天有人這麼做不難理解，但在600多年前，比1405年明成祖命三寶太監鄭和率領240多艘海船、27400名船員的龐大船隊下西洋還早75年，比世界大航海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早162年，當西班牙人還以為海洋的盡頭有魔鬼守候時，汪大淵早已在海洋裏跑了兩個來回，而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達·伽馬更是在汪大淵之後才開始他們著名的旅程。在這裏我們有理由說中國人向海洋的進發甚至早於西方很多航海家，但海洋帶給我們的收獲遠沒有西方人大。中國廣闊的陸地麵積反而束縛了我們向海洋索取回贈，雖然說我們的航海時代從汪大淵就已經開始，但到現在還遠遠落後西方。汪大淵幾乎和馬可·波羅同處一個時代，他們一東一西進行了各自偉大的旅行，前者向曆史交出了《馬可·波羅遊記》，後者交出了《島夷誌》。在他們後麵的鄭和、利瑪竇身上，幾乎都能看見二者的影子，抑或他們的影子在隔代相遇、重疊、印證、循環。
在汪大淵出生的這一年，元仁宗即位，推行“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並革除武宗弊政。而此時西方的意大利正在開始文藝複興，文藝巨匠但丁·阿利吉耶裏（Dante Alighieri，1265—1321），是現代意大利語的奠基者，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的開拓人物之一，以長詩《神曲》留名後世。恩格斯評價說：“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誌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意大利早期文藝複興時期的著名詩人、學者，人文主義的奠基者是彼特拉克。喬萬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是以故事集《十日談》留名後世的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作家、詩人，意大利文藝複興運動的傑出代表，人文主義者，其代表作《十日談》被視為文藝複興的宣言。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合稱“文藝三傑”。這歐洲文藝複興的“三傑”和汪大淵並世。在汪大淵出生的前一年，但丁寫出了《論世界帝國》，裏麵有這樣激動人心的論述：“隻有出現一個絕對的、權威的世界統治者，建立一個囊括四海的塵世帝國，才能協調不同人、不同民族的意誌，謀取盛大的和平。”但丁論述的這一切似乎在東方的元世祖忽必烈大帝的手中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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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年當來自意大利的青年馬可·波羅闖進草原帝國忽必烈的帳篷時，他不能不承認，在東方所看到的一切，或許恰是中世紀西方人心裏的輝煌夢想。以致二十世紀的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仍在他的傑作《看不見的城市》裏，向忽必烈表達敬意。
可以想象在那樣一個時期，東方和西方人都在心潮湧動。尤其古老的中國正由元人統治，馬背上飛翔的夢想和激情沒停歇，不會被元大都的宮殿所固定，草原上的青草氣息和飄動的白雲總在牽引著人對遠方的向往。帝國上下無不試圖在土地疆域或是思想的疆域上往前邁出一大步。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內陸城市南昌在元朝實行的十一個行中書省中，為江西省治所在地隆興。其時隆興是個手工業非常發達的城市，尤其經過兩宋以後，絲織、陶瓷、造船、印刷等行業都堪為江南的翹楚。而僅造船一項，這裏就為善於陸地飛奔的蒙古軍隊提供了向大海擴張的可能——元軍兩次東征日本，隆興都是為其打造戰船的基地之一。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曾提到“舸艦迷津”，說明唐朝時便有很多樓船戰艦布滿了南昌的各個渡口，可見當時南昌的造船業非常發達。宋代，很多遠洋船也在此造出來，到元朝時從這裏冒出個大航海家汪大淵來也便恐非偶然。而當時南昌在刻書印刷之術方麵更是全國的一個中心，白紙、觀音紙、清江紙等優質紙張聞名遐邇，元世祖將象征朝廷威嚴的“文化名片”，帝國頒發的“曆日”特批給隆興刻印。當時官方推行的儒學典籍《春秋纂例》《辯疑》《微旨》也都由隆興刻印，可以說，在元朝南昌是僅次於帝都（北京）的全國第二大印刷出版中心。而浮梁的茶葉、景德鎮的瓷器、南方的夏布、竹製品、木材、糧食等都是江右行商縱橫南北的硬通貨。可以想見當時南昌的贛江、撫河碼頭商貿船運的繁忙，大量外來的信息也吹拂和撩動著南昌人的思想。所謂“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已不僅僅是貼在南昌人商鋪兩邊的大紅對聯，一條船從贛水而行便可去追尋三江四海的財富。
少有大誌的汪大淵，人生第一次在南昌廣潤門碼頭搭上了一條商船。與出外經商的人不同，他此行出外的目的不僅僅是學做生意，更是為了擴大胸懷，廣聞博見，以此來擴充自己在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贛水的魚腥氣息和迎麵吹來的風，使登上船的少年汪大淵興奮不已。他身後的紅色激壤正被兩岸稻青色的景物所替換，沿岸的色彩在不同時辰的光線作用和不同植物的變化中閃出迷人的景致。隻有江水始終捉住他的影子不放，仿佛一種提前告知的旅行者的宿命。而青雲譜作為家的底色，在他內心永遠處於不變的位置。
水，在中國古代不僅是生活的命脈，也是交通的命脈。對於遠行者、貨運者而言，船是大大優於馬車、牛車、驢車等動物性代步工具的，在沒有火車、飛機、輪船的年代，木頭製造的船就是人們通向遠方的工具。站在船頭的汪大淵一定被江風將他第一次遠遊的興奮撩撥成了波浪般激動的詩懷，他早年讀《史記》時就憧憬著將來自己能像太史公那樣壯遊天下，其父母在他的名後，給他取字“煥章”，寄寓《論語》中“煥乎其有文章”的期望。
現在，他的眼睛裏閃動著詩意的波光，他要從水中看到自己的命運，也要看到將來所要走的更多更遠的路，那印在水上的腳印必定會成就自己的生命和文章。
他內心已隱約萌動著更廣大的宏願。最先進入汪大淵遊曆視野並讓他產生深刻印象的是泉州。元代泉州是中國最大的港口，是當時的世界性的港口城市之一，不比意大利同時代的商貿港口城市威尼斯遜色，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發地。
汪大淵像每個好奇的遊曆者一樣，欣喜地看到各種膚色和操各種語言的人們——元代蒙古西征，大批中亞、西亞、東歐人通過投附、俘虜等渠道來華。元朝政府將他們按其原部族大小，做集團性的安置，這些東來的西方人多保持其原有的語言、風俗、宗教信仰，形成相對獨特的一個社會階層，亦即元代的色目人階層。色目人，乃元朝對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歐洲各族人的概稱。“色目”一詞源於前代，意為“各色名目”。元人使用“色目人”之名，就是指其種類繁多。當時色目人有多少種，說法不一。元末人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列舉了三十一種，清人錢大昕的《元史氏族表》則列為二十三種。色目人在元朝建立和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大量進入漢族居住地區，他們作為蒙古人征服中亞和西域的歸附者受到元朝的重視，被列為全國四等人中的第二等人，待遇僅次於蒙古人。元朝把治下人等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並據其所處等級在為官、刑罰、禁令、賦役等方麵做出了與之相應的政策或規定，色目的上層人物，有的是軍隊將領，有的是政府官員，有的是大商人。色目官員在元朝各級政府機構中占有一定地位，他們可以擔任漢族官員不能擔任的職務，因此像馬可·波羅這樣的西方人也能長期在華逗留並在元政府任職。
曆史上泉州港起於六朝，興於五代，迄至宋元是為其海外貿易的黃金時代。有關南宋泉州的海事，紹興年間的葉庭珪，在繁忙的公務之餘，把商務的枝枝蔓蔓記入《海錄碎事》。寶慶年間的趙汝適，更是把泉州港與六十多個國家地區的貿易情況寫成《諸蕃誌》。今人研究泉州港的發展史，一般從《諸蕃誌》入手。泉州城南的聚寶街古時是“番貨遠物，異寶珍玩”的集散地。蕃船浩浩蕩蕩地由後渚港駛入街邊碼頭停泊，貨物又經人挑馬馱轉運到這裏，許多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商人談得正歡。馬可·波羅曾經斷言：“假如有一隻載胡椒的船到亞曆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諸國之別地者，與之相對應起來，必有一百隻船到這刺桐（泉州）港。”元代泉州是當時世界聞名的海港城市。許多外國商人來到這裏，經營各種進出口貿易，不少中國商人也由泉州去海外經商。
元朝人幾乎已經在和歐亞地區的大半個世界在做生意，各色人等在這樣一個港口交織互動如穿花蝴蝶，中國早年開放窗口在這顯得尤為光怪陸離。東西方的商品交易居然如情人約會般熱烈迷狂，港灣裏世界各地的船隻此出彼入，好不熱鬧，特別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所講的外國風情，是那樣生動、有趣。這些都深深地感染了汪大淵，也使他從贛江南昌的廣潤門碼頭至泉州港口大碼頭，在眼界與思想上有一個飛躍。他看到了景德鎮的瓷器從這裏抵達非洲，那些目力所不能及，甚至連想象也處於盲點的遠方國度，此時仿佛在向汪大淵招手並且發出呼喚。這些促成了他後來兩度遠洋航行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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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年從南昌到泉州，二十歲的汪大淵以現在年輕人來看，不過是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或許正談著他生命裏的第一場戀愛，正在經曆“生活在別處”的人生成長的重要轉型，正在接受思想和學業上的八麵來風，正在跟自己的理想抵死相纏。而實際上，汪大淵正經曆著第一次遠遊，在遠遊中不僅接受了現實對人生的洗禮，更重要的是領受了他生命中至為壯麗的一次頭腦風暴，並且找到了一生中努力行走的方向。在泉州出現的景象仿佛是他在青雲譜的夢中反複閃現的畫麵，一個港口，陳舊而色彩斑斕，來來去去的船，色目人，耳朵裏嗡嗡飛舞著各種外國語言，藍色的眼睛，如同海水。這熟悉又陌生的事物又似滲透了前世今生的體驗，他興致勃勃地穿梭在那些商人和水手中間，談論貨物、商品、貿易，更關鍵的是打聽海上的消息，諸如從泉州出港的船隻將駛往的國度等。
汪大淵以一個商人和旅行者的雙重天賦與敏感捕捉到曆史給他提供的機遇，使這個南昌的青雲譜人完全突破了紅壤地域的包圍而吸取藍色海洋的元氣，在大腦風暴裏完成了精神的涅槃，從而令他擁有了和內陸人全然不同的思想與行為，他將比自己早年崇拜的內心偶像司馬遷走得更遠，他要做一個海上的徐霞客。
帆船以海上穿行的美麗的旅程誘惑著他，仿佛宣紙上寫下的一行詩，如同早年隨口的一句話，竟是生命裏無法逃脫的讖語。
然而，航海遠不是詩意呈現的那樣，在遠洋輪船還沒有出現，航海業僅僅以人的肌肉裏蘊藏的能源為動力的年代，與今相比極其原始的木質海船、繩索、帆和粗魯的水手，幾乎就是與不可捉摸且反複無常的大海打交道的全部。顯然在這方麵，西方人更善於與他們的海神波塞冬周旋，馬可·波羅先於汪大淵渡海而來。現在輪到汪大淵了，中國千年的曆史選擇了南昌青雲譜人汪大淵，在那一刻，他好像靈魂附體，就如米沃什在《使命》中所言：
在恐懼和戰栗中，我想要實現我的生命，
就必須讓自己做一次公開的坦白。
出海去！這早年耳邊常常無端出現的冥冥呼喚，在這一刻成為具體行動，除了死亡，再大的海洋風暴也不能製止他了。汪大淵知道與征服海洋相比，最大的戰場還是內心，內心是個比海洋更讓人恐懼的深淵，正如成吉思汗所說：“最難的戰鬥在自我，在內心——”
仿佛是身後激烈迷狂的故鄉紅土地把他推向了海洋，此時，汪大淵已決定闖過這一關，如曆人生不可逃避的大劫，但機遇和奇跡也恰恰就在這裏。吊詭的是，人被曆史推到了如此境地，自己往往渾然不覺。汪大淵當時絕對沒有想到他出海的決定，對於一個古老的大陸國家來說是邁向藍色之海走向世界的曆史性的一大步，他不僅挑戰了自我，也挑戰了世界。
耳畔的元雜劇唱腔在勾欄瓦肆間流轉，仿佛花團錦簇的盛宴還在高潮，而內心與世界簽訂的契約已塵埃落定。
這一年（元文宗至順元年），汪大淵搭遠洋商船從泉州港出海了。
航船出海的日子可能風平浪靜，白色的海鷗擦過深藍的海平麵，劃出耀眼的弧線，汪大淵為這一天的到來還是做了充分的準備。麵對航船徐徐駛出的港口，麵對前方不可預知的風暴和全然陌生的國度，他不是國家使節，也沒有擔負官方責任，更未獲得任何官方資助。他對這次踏向未知的海途絕非心血來潮，更不是出於純粹好奇，而是發自內心的自願。他唯一的身份是江右商人，他在船上囤積了瓷器、茶葉、絲綢，這是流通世界的中國名片，也是他遠行的經濟保障，他可以一邊做生意，一邊考察異國的風土人情，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
對於一個商人而言，海上沒有養尊處優的生活，隻有一次又一次翻腸倒胃的嘔吐在等著他。尤其對於一個生長於內陸地區的人來說，海上的日子顛簸異常，此時，他才發現飛翔在波峰浪穀中的海鷗是如何驍勇，它們像水手一樣是大海的真正騎士，比蒙古人的騎兵還要勇敢。
汪大淵經曆過暈船、嘔吐，突遇台風、狂雨的鞭打，他在海船上根本站不穩，大海仿佛有意要把這個內陸人從甲板推落水中，汪大淵讓大胡子水手把他捆綁在船杆上，才經受住了海暴考驗，他漸漸開始適應航行，學著跟水手觀察海水、雲氣、風象、天色，慢慢也能熟悉海的脾氣。他看到了如荷馬史詩中所記的“玫瑰般的黎明”，海洋裏的鯊魚骸骨，腐爛的船骨與鏽蝕的錨，聽到了水妖的歌聲。遇到異域的女子向他露齒粲然一笑，他會突然心有感傷，想起故鄉汪家壟鄰家女孩那笑靨如花的臉和離別時纏綿哀怨的眼神。每至此際，汪大淵會深深吸一口鹹濕的空氣，平複內心的激動。這次航行從泉州經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橫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紅海到索馬裏，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橫渡印度洋回到斯裏蘭卡、蘇門答臘、爪哇，再到大洋洲，從大洋洲到加裏曼丹島，又經菲律賓群島，他見慣了島國的棕櫚卻愈發思念故土的香樟林。1334年（元統二年）夏秋間，汪大淵返回泉州。
出海時是一個滿身書生氣的小夥子，回來時已是一個衣衫被海洋染成藍色的雙眼閱遍異域風物的航海客。有人說汪大淵發財了，賺了很多外國人的錢！也有人說，汪大淵虧大了，幾經風暴，穿行異國他鄉，九死一生，能帶自己一條性命回來已不容易了。汪大淵笑而不語，他的生意仍在做，從內地販來的貨物再次裝上了出海的商船，他要用行動來告訴別人，賺錢虧本都不是大事，重要的是外麵的世界更精彩。
1337年（元惠宗至元三年），汪大淵第二次從泉州出航，遊曆南洋群島，印度洋西麵的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峽及大洋洲各地。
汪大淵到澳大利亞後近二百年，歐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這一大陸。
水手們從汪大淵的臉上很容易讀懂兩個字——鄉愁，他那獨特的中國南方鄉土氣質在海洋世界穿梭交彙，而遍曆風浪與異彩的目光，能夠一眼看穿海洋和陸地，洞悉世界內部的憂傷。他對海鷗說：該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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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淵此時幾乎是用一個老練的海上客獨有的方式在與他所漂流的海洋告別。他感謝海浪塑造了他的意誌，感謝風暴錘煉了他的體魄，感謝鹹腥的魚讓他結識了海洋的神靈，感謝每一次停泊的島嶼與港灣、城市和異邦，給了他廣博的見識與眼界。他見到異域的美麗女人和天使般的孩童，他拜謁了先知般的老人和與神無別的僧侶。他既是傳奇、神話、寓言般故事的見聞者，見證人，親曆者；又是各種奇異秘事的冒險主人。多年的航海生活使他本身就成了傳奇，這是汪大淵在未出海前想都不敢想的，現在他都親身經曆了，見聞了。兩年後從海上再次回到泉州，他也許兩手空空，但他心裏清楚自己胸藏富礦。接下來的事，就是將航海的珍貴見聞寫出來，這同樣是上天仿佛冥冥中交付他的此生使命，也是他曾經想象用一生的時間和經曆來模仿漢太史公所做的事業。
動蕩顛簸的航海旅行生活一結束，汪大淵進入平穩安靜的書齋生活，他校對前人誌載，整理自己的記錄。由大動而大靜，靜中的汪大淵的身影疊印著動蕩的海上的船帆，他用了整整五年的光陰，以記在紙上與刻在內心的真實見聞來校對前人的記載，發現其中許多“大有徑庭”。那些未曾實地考察而是通過抄錄他人文字及收集道聽途說寫下的東西，怎能經得起一個“老江湖”的毒辣眼光。有意思的是，無論隔朝隔代還是天各一方，有些人往往能在書本的文字上相逢。五十一年前一個身份幾乎與汪大淵相同的西方旅行者兼商人，在中國遊曆四年後回到故鄉威尼斯撰寫了他的東方見聞錄《馬可·波羅遊記》，但馬可·波羅似乎沒有汪大淵幸運，他因在一次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海戰中被俘，不得不在監獄裏口述旅行經曆，讓別人代筆。汪大淵卻是以書齋中皓首窮經的嚴謹態度著述——“皆身所遊焉，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為它作序的泉州地方官、著名文人張翥說：“汪君煥章當冠年，嚐兩附舶東、西洋，所過輒采錄其山川、風土、物產之詭異，居室、飲食、衣服之好尚，與夫貿易齎用之所宜，非親見不書，則信乎其可征也。”汪大淵有兩度航海的六年遊曆，又費五年案頭功夫，完成了他的《島夷誌》。全書共分100條，前99條記載和涉及的地點總計220個，均係作者親睹，其說可靠；其第100條“異聞類聚”，是摘錄前人舊記《太平廣記》等書而成。此書是元代中外海上交通最有價值的地理著作。他為後來的航海者提供可以信賴的經驗和參考，同時打開了元代中國人的眼界，讓人們把眼光投向海洋，可以看見更廣闊的世界。1867年以後，西方許多學者研究該書，並將其譯成多種文字流傳，公認其對世界曆史、地理的偉大貢獻。
此前，威尼斯著名商人和冒險家馬可·波羅撰寫的其東遊的沿途見聞，以大量的篇章，以熱情洋溢的語言，記述了中國無窮無盡的財富、巨大的商業城市、極好的交通設施，以及華麗的宮殿建築。在他筆下，中國仿佛一個繁花競放的世界。
這一東一西的旅行家似乎在相近的經曆和同類型的敘述裏相遇，盡管一個是向西方人介紹中國，而另一個人是向中國人介紹東、西洋。我仍記得《馬可·波羅遊記》那令人激動的開篇是這樣寫的：“皇帝、國王、公爵、侯爵、伯爵、騎士和市民們，以及其他所有人，不論是誰，如果你們希望了解人類各種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區的差異，請讀一讀或聽人念這本書吧！”
這開篇語如同在廣場上吆喝的廣告，這個比喻也適用於汪大淵的《島夷誌》。
1350年(至正十年)，汪大淵從泉州回到故鄉南昌青雲譜。在鄉鄰看來，汪大淵並非像為官者那般榮歸故裏，而是滿身疲憊與滄桑。從泊在廣潤門碼頭的船上卸下的幾隻描粉塗金的箱子卻是挺沉挺沉的，裏麵十之八九裝滿了財寶——確實是寶，但不是常人眼裏的金銀，而是汪大淵航海途中收集來的奇異珊瑚、貝幣等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真正的財富在他內心，那些航海的珍貴見聞和閱曆是他這些年來的最大收獲，也是人類航海史上的寶貴財富。也許那時的南昌人還意識不到英雄返鄉，因為與汪大淵帶回的物質財富相比，人們顯然沒有注意到他行囊裏帶回的《島夷誌》書稿，鄉人對商人身份的汪大淵的認同以及對他物質財富的熱情，無疑遠遠高於他曾經的航海經曆和著述。左鄰右舍隻知道汪大淵到外麵甚至很遠的地方做了很多年的生意，現在回來，雖不能跟做官的相比，算不得衣錦還鄉，卻還算賺了些錢吧！隻有南昌的不多的幾個文人，知道汪大淵帶回來了寶貝。當時南昌著名文人虞集，讀到汪大淵的著作驚喜有加，他們甚至賦詩唱和。於是，百花洲頭，烏遮塔下，東湖酒樓，又能看見幾個文人熟悉的身影。他們談詩論文，傾聽航海冒險故事和異域趣聞，每每興味盎然，樂此不疲，已往的感覺好像又回來了。汪大淵的返鄉，不可能敲鑼打鼓，鮮衣怒馬，與官員相比，其聲勢可能是零，正如他當年悄悄從廣潤門碼頭溯江離開。他的回鄉隻對少數幾個朋友來說是大事，不下於烹油著錦、煮酒青梅，那樣精彩絕倫，那樣山高水長。
汪大淵向豫章故郡的朋友們出示了一支珊瑚，那是大海給他的信物。一支采自大佛山（今斯裏蘭卡）附近海域的奇異珊瑚，那是大海內在語言的特殊凝固，包藏著海的聲音、色彩、信息，是對來自內陸航海者探險家的勇氣與智慧的讚賞，是藍色海洋對紅土地的饋贈。其顏色、質地、形狀，在讓汪大淵看到的那一刻，就完成了一種交流。
相關資料記載，汪大淵采得奇異珊瑚很興奮，“次日作古體詩百韻，以記其實”。回到故鄉後，“豫章邵庵虞先生見而賦詩，迄今留於君子堂以傳玩焉”。
珊瑚暗喻著古老的時間和等待，仿佛一句凝固的箴言，而時間在海水（時間）裏彎曲，伸出妖嬈的手，期待與誰相握，美麗、耀目的色澤是沉澱，更是對海洋浮光掠影的摹寫與雕琢，是偌大的海洋藏在內心的珍品——涅槃與永生。
我可以想象由於汪大淵的特殊經曆，即使他穿行在南昌的街巷沉默不語，知道他的人也能從他的眼睛、麵孔，及身體語言裏讀出豐富的敘事內容。海洋、異邦、島國、藍色的太陽——我姑且將那不同於紅壤上的陽光稱為藍色的——無一不在他的身體細節上留下了痕跡。如果是今天，像這樣一個舉國無雙的航海家，完全可能成為民間英雄和無數懷有藍色夢幻的少女心中的偶像，但元代的中國，少女可能崇拜蒙古武士，而不知道人還能航海去那麼遠。那是一個未曾遠航的人的想象根本無法抵達的，所以未激起閨房中的漢家女心中的任何波瀾。而他的傳奇隻屬於少數有限的幾個文人朋友。他過濾掉個人敘事成分的“客觀”見聞，盡管那些“見聞”裏也充滿了奇趣，仿佛隻屬於文字和紙張，他的身體似乎不在場，於是史料幾乎同樣抽空了汪大淵的個人敘事。
汪大淵回南昌要做的重要的一件事，是將《島夷誌》刊印成單行本，南昌作為當時全國刻書印書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是《島夷誌》刊印發行、廣為傳播的不二之選。據查現存的《島夷誌略》，在吳序之前有張序，即源於南昌所刻的單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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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全球各國媒體都報道了同一條消息，63歲的前英國潛艇指揮官加文·孟席斯曾意外發現了一張1459年繪製的航海圖，圖中畫有中國帆船，經他長達十四年的研究，寫了一本書《1421：中國發現世界》。書中指出，600年前中國有位叫鄭和的航海家帶領世界上最大的船隊七次跨洋遠航，到過東南亞、西亞和非洲大陸，還到了美洲、大洋洲，甚至南極洲。然而早在鄭和前，南昌人汪大淵幾乎就航海到了大洋洲，鄭和的航線是參考過汪大淵的航海記錄《島夷誌》的。孟席斯試圖證明：是鄭和而不是哥倫布最先發現了新大陸。此說固然有爭議，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哥倫布畢竟是新大陸發現的命名者，西班牙王室在他的艱難勸說下，僅僅用了兩餐王室宴會的錢，就換到了一個新大陸（金錢、金屬、香料、珍珠和其他資源），鄭和與汪大淵縱然遠遠早於哥倫布到過那裏，可都沒有命名這塊大陸。按現在的說法，沒有命名就像沒有注冊一樣，享受不了知識產權。這或許是中國人的弱項，這是缺乏擴張性、占領欲和所有權意識使然。然而沒有向世界宣布的事難道就真的仿佛沒有發生嗎?哥倫布航海冒險，就是帶著海盜般的貪欲衝著黃金去的。鄭和率領的是冠冕堂皇的大明帝國的皇家船隊，目的是曉諭四海，宣揚明成祖朱棣治下的國威，他要送金銀、絲綢、瓷器、茶葉給海外諸國，讓別人蒙受他的皇恩，航海本身就不具備對任何一片土地的侵略和占有。而汪大淵作為一個民間航海家，不具備任何官方資質，人人都認為他是出海做生意，他的活動在當時不可能引起世人矚目，如果他不留下《島夷誌》，很可能他的航海經曆會被曆史抹去。船劃開海麵，又悄然合攏，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現在看，汪大淵與鄭和都是與偉大的發現擦肩而過的人。仿佛當時隻要他們開口，隻要他們宣布，隻要他們說出就會被人記住，但是他們沒有。他們有航海乃至開創“大航海時代”的勇氣和智慧，卻沒有試圖向世界證明自己所到之處的發現意識，更沒有命名意識，這也是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汪大淵、鄭和作為世界航海先驅，他們當時的航海經驗和技術完全是領先世界的，但自鄭和之後大明帝國頒布了“片帆不得下海”的嚴格禁海令，視海洋為禁區，導致中國人的海洋意識淡薄，航海遠落於人後。至晚清與日交戰，讓人簡直不敢相信出現過“航海英雄”汪大淵、鄭和的國家的海軍——“北洋艦隊”，竟全軍覆沒！
在這繁忙匆匆的人世，人往往來不及好好思索，上百年轉眼就過去。我們一生低頭做事，低頭麵對白米粒，抬起頭時，已白發如雲。遠處有海，天邊有白帆，空中有神祇。地球很大，星河宇宙更是浩瀚。縱然我輩庸碌，忽然發現眼前還閃著汪大淵之藍，還有羅盤、指南針、航海、鹽的鹹味，世間就有召喚。利瑪竇之書利瑪竇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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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麵對記錄著汪大淵藍色行程的《島夷誌略》，不可不想到馬可·波羅的遊記，也自然會想到利瑪竇的《中國劄記》。尤其利瑪竇，他和南昌還有很深的淵源。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就讀過一本商務印書館綠色封麵的利瑪竇的劄記，其中有諸多對於明代南昌的直觀描寫，令我記憶尤深。這次又專門去書店買到一冊2010年中華書局版精裝本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劄記》。從馬可·波羅到汪大淵，再到利瑪竇，前者比汪大淵早55年開始他的中國之旅，後者比汪大淵晚252年來到中國，並於1595年開始在南昌傳教3年，1610年死於北京。他們三人身上有很多奇妙的關聯。論身份，他們都是曆史上早期具有冒險精神的跨國旅行家；論行跡，兩位不遠萬裏橫渡大海曆千難萬險、九死一生，從西方的意大利來到元、明兩代的中國，一位則從中國遠涉大海作東洋、西洋探險之旅。而這其中，位於兩位“老外”中間的汪大淵，在曆史、地域與文化上都與他們密切關聯著：汪大淵很有可能知道在中國逗留了四年並被忽必烈賞識的馬可·波羅；盡管隔一個朝代，相距二百多年，在南昌待了幾年的利瑪竇肯定也聽說過當地出過一位航海家汪大淵。他們的靈魂彼此隔著或長或短的時間相逢，他們的足跡在不同時間的同一地點際會，並且碰撞出人性和文明的璀璨火花，讓我們從東西方曆史文化坐標係上看清了他們的價值與意義。
一部《島夷誌略》可以看到汪大淵的航海行跡，一部《中國劄記》可以看到利瑪竇在中國大地的行跡，看到明代的南昌。翻開書頁，回到記錄者自身不朽的開頭，回到汪大淵的故鄉和利瑪竇進入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地點——南昌。通過印在紅色土壤上的一行濕漉漉的帶著海腥氣息的腳印，我們看見了利瑪竇的藍色背影。
可以想見，當利瑪竇來到這裏，麵對無邊的紅色丘陵如大海般激烈起伏地伸展著，上麵同樣瘋狂且肆無忌憚地生長著綠色植被，這身負上帝的指令——“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的傳教士，嘴裏一定不由自主地念叨一句：“我的主！”
“這個國家在一個時候稱為唐，意思是廣闊；另一時候則稱為虞，意思是寧靜；還有夏，等於我們的偉大這個詞。後來它又稱為商，這個字表示壯麗。以後則稱為周，也就是完美；還有漢，那意思是銀河。在各個時期，還有過很多別的稱號，從目前在位的朱姓家族當權起，這個帝國就稱為明，意思是光明；現在明字前冠以大字，因而今天這個帝國就稱為大明，也就是說大放光明”——當利瑪竇在他的劄記中寫下這一段對中國朝代名稱近乎“說文解字”式的闡釋時，他在中國的前景卻並非“光明”。他一路磕磕碰碰走來，簡直就像當時的一個中國秀才吳承恩剛寫完的《西遊記》裏取經的唐僧，正在曆經九九八十一難。1583年9月，利瑪竇與羅明堅進入中國，在此前一年，大明帝國首輔張居正，纏綿病榻半年以後，於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在痛苦和汙穢中死去。他的死，成為明王朝愈加步向衰微的一個節點，而張居正的死也詭秘無比。《明史》未載他所患何病，據他自己在書信中說是因為痔瘡，多年誤治，訪得名醫割治後卻消耗太大：“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於不起。”但時人王世貞，文壇“後七子”的領袖兼史家，卻在《嘉靖以來首輔傳》中明言，奪了張居正的命的並不是區區痔瘡，真正病因是他吃多了壯陽藥，藥性太過燥烈，又服用寒劑下火，因此發而為痔。數十年後文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得更詳細，不僅認定張居正確因濫服壯陽藥耗竭元氣而亡，還指出張居正所服之藥為膃肭臍，即高檔滋補品海狗腎，此物藥力強勁。沈德符所載，張居正“嚴冬不能戴貂帽”，天天服食壯陽藥自然暖和，隻是苦了百官，再冷的天也隻能跟著“太師張太嶽先生”光著腦袋挨凍。還有明人筆記《五雜俎》雲，張居正死時“膚體燥裂，如炙魚然”。而送海狗腎給張居正的不是別人，竟是負責海防的名將戚繼光。沈德符言之鑿鑿：此妙物“蓋薊帥戚繼光所歲獻”。讀史至此，我不得不再次感歎曆史的吊詭，也許恰恰是吊詭，才映襯出曆史多麵性。其實，“張居正之死”遠遠超出了他個人肉體消亡的本義，它暗喻出整個帝國的命運，利瑪竇正是在大明王朝回光返照的昏黃時分來到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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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來南昌也是迫於無奈，他的目的在於北上，由於正逢中日交戰，國人排外，其北上計劃受阻——這也是他本人在劄記中記述的——利瑪竇隨北上任職的兵部侍郎石星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局勢迫使利瑪竇無法北上，他又找關係想留在南京。然而這一盤算也落空，他幾乎是被這位曾經熟悉的官員朋友、工部侍郎徐大任不客氣地驅逐出了南京：“這位官員貪婪到在家裏隻過極其節儉的生活的地步，活像個叫花子。他生活的唯一野心是從一個高位爬上另一高位……一見到利瑪竇神父，他似乎對他的意外出現表示驚愕，但他要獲得誘人的禮物的願望打消了他的驚異。他大聲嚷叫，告訴他的客人說，他到這城來是打錯了主意。南京不是外國人住家的地方。奉勸他盡快離開，動身到別的地方去。”他隻好折返南昌，利瑪竇一踏入南昌就被聽起來尖利、急促、聒噪的方言所包圍，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每當他獨自步行或沉思，又往往被沒頭沒腦般冒出來的滿是慵懶、閑適且淡漠的鷓鴣聲牽引——跟他所待過的澳門、韶州、肇慶那些沿海城市相比，這些是“內地”的聲音——是當年漂洋出走前往異邦的汪大淵在海上苦苦思念且一輩子都不忍割舍的鄉音。然而，這“內地”的聲音對於異國他鄉的利瑪竇而言，則要花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適應。利瑪竇知道，要進入一個地方的人的內心，首先必須了解、聽懂並習慣它的聲音——方言發音、動植物乃至一些其他事物所發出的音響。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聲音、氣息、顏色，而聲音是直接抵達內心的。
作為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利瑪竇當然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與拚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在南昌，利瑪竇尚可以搬用他學會的一些帶粵語口音的普通話，輔以手勢跟內地人進行吃力的交流。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開始就在空氣中產生了劇烈的摩擦碰撞。
事情是由利瑪竇參觀南昌萬壽宮時引起的。萬壽宮，是利瑪竇落腳南昌的第一站，盡管他在未進入南昌之前就遇到過“下馬威”——他在萬安十八灘落入水中險些被淹死，“利瑪竇神父被刮進河裏，因為不善遊泳，他隻能聽天由命，任憑在這特殊的方式之下喪生，他在水下覺得手被繩子擦了一下，他抓住繩子，拉了又拉，終於把頭露出水麵，繩子就係在他船上，所以他抓緊它，直到他爬上一根漂浮的木頭，他就在那上麵劃動，終於碰到他自己的書箱漂過，他抓住了它才獲活命”（《利瑪竇中國劄記》），然而他的一位同伴巴蘭德布命喪激流。這一回與水無關，他在南昌人無比崇仰迷信的鐵柱萬壽宮，見當地人無不對供奉的許真君神像虔敬萬分地跪拜磕頭，他十分好奇。許真君——南昌人心目的地方保護神，自然與他心中的至高無上的神不同，他的神是天上的上帝，而許真君是地上的褲腳上沾著贛撫泥漿、散發汗味的平民之神，他得道後“雞犬升天”的傳說不足以取信於信奉“洋神”的利瑪竇，而利瑪竇的上帝更無法對地方神祇萬分膜拜的南昌人產生有效說服力。反之，對於在一旁發出怪聲怪調的利瑪竇，萬壽宮的香客甚是惱怒，幾番話語摩擦，惹得香客火起，硬要揪著利瑪竇向許真君神像磕頭下跪，心中裝有上帝這座大神的傳教士怎麼也不可能向“異神”膜拜，他在決定侍奉上帝那刻起就不再有二心，甚至願莊嚴地為這份神聖的信仰“犧牲”，“犧牲”本身就是個宗教名詞，他願成為上帝的祭獻品。現在他遇到了中國南昌萬壽宮的神，那些香客們自然不似利瑪竇有傳教的口才，利瑪竇有傳誦他的上帝的口才，但麵對憤怒的香客，他搬弄中國話的嘴皮子本就不利索，一張口說到“主”，香客們就要以許真君的名義擼袖子以“中國功夫”揍這位“西方傳教士”。好在有個見過世麵，且嘴皮子利落的水手出來為利瑪竇說話、打圓場，對激動的眾人說：這個外國人是不拜偶像的。方才將他從萬壽宮熾怒的拳頭下拽出來。
犧牲，在中國傳統文化乃至宗教譜係裏更多隻是一種儀式，絲毫與自己的身體無涉，而西方宗教中，“犧牲”一詞是身體在場感的一種祭獻或救贖之路。
因此當利瑪竇踏上中國的傳教之途時，他是懷揣著“犧牲”這一份聖徒之心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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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傳教士的內心都有一座通往上帝的巴別塔，這種“巴別塔情結”被利瑪竇小心嗬護著帶到了中國，他眼前的萬壽宮以匍匐的歇山頂屋簷向大地展開，仿佛一隻翅膀受傷的鳥，怎麼也飛不起來，通向天空的梯級已經取消，信眾（香客）如何親近內心的神祇？這顯然不是他認為的巴別塔——《舊約·創世記》宣諭“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利瑪竇也要在南昌建一座巴別塔，那不是南昌幾個朝代前就建好的繩金塔，也不是塔下的千佛寺、萬壽宮，他起意蓋一座教堂，讓福音的傳播有一個場地。他必須用一種語言解釋另一種語言，他從穿著打扮到手搖折扇去盡量效仿一個中國的儒生，但他的基因、他的血脈、他的骨子和語言裏浸潤的上帝福音不容絲毫改變，他隻是通過一種外在的改觀來消除中國人對他古怪外貌的反感，以便有利於在這片紅壤上推行福音。
但信奉許真君的南昌人根本不買他的上帝的賬。這時有位醫生朋友王繼樓——“此人在官員中行醫出名，特別為總督所知，總督很器重他。除了行醫外，這位醫生也以在交往中始終表現文雅和態度和藹而知名”（《利瑪竇中國劄記》），利瑪竇想通過這位醫生介紹認識江西總督，以便打通關節，找到在南昌可以傳教的途徑。他所說的“總督”，實為江西巡撫陸萬垓。
陸萬垓當然不會聽利瑪竇的上帝的話，但他對這位相貌古怪的“洋哥們”進獻的“洋玩意”——玻璃三棱鏡很感興趣，當利瑪竇要將其禮物送給他時，他卻執意不收，並給利瑪竇講了一個故事。他說道，有一次，一個信教的人有一塊價值連城的寶石，當一位一輩子身居高位、極有德行的人去拜訪他時，他就把寶石送給此人。客人收下它，但馬上又把它送回去，說：“這塊寶石將永遠屬於你，別把它送給人，除非送給自認是有德行的人。但如果他確實是這樣的人，那麼他當然決不會接受它，所以寶石總歸是你的。利瑪竇，你和我都要遵行這同一條道德途徑。”
自此利瑪竇開始頻繁地與南昌上層人士交往，尤其是在那位接受了他很多禮物的醫生對上層人士的遊說下，利瑪竇在南昌漸漸有了“人脈”。他甚至和省城的“金枝玉葉”——建安王和樂安王有了往來。《劄記》中說：沒有任何人，哪怕是當官的，配得上這兩人中任何一個的拜訪，然而他們都派了管家帶了重禮去邀請利瑪竇神父到他們家裏去。而至於他們的居所，《劄記》中寫道“這是真正的王宮，論規模和建築，論園林的設計和美觀，都稱得上富麗堂皇”——寫到這裏，我必須說，明代受封的地方王室在他們的封地占有相當大的土地建造王府，今南昌市子固路自省歌舞團、省話劇團、省京劇三個院子連起來便是昔日叫明王府所在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常在省歌舞團院裏出沒，曾見到宏大的宮殿式柱石和牆基，以及古老的半圓形月亮門，但皆散發著陳舊、破敗、頹廢的氣息，後來全被推土機推平建起了宿舍樓。明代江西南昌寧王府的遺址由是不存。
沒有任何遺跡存在的地方，尤其被現代建築物填塞的空間，即使過去它是曆史的現場及重大與特殊事件的發生地，其“遺址”寓意也被埋葬，曆史的記憶被填充物阻斷，現場的敘事沒有生發的可能。現在想來，利瑪竇劄記中所寫的南昌王宮，應該就是那一帶。而那一次見麵，利瑪竇向“穿著全副王袍，頭戴王冠”的建安王獻上了西洋自鳴鍾、天球儀、地球儀、雕像、玻璃器皿和地輿書及利瑪竇在南昌完成的著作《交友論》——可以說這是利瑪竇在向中國王室輸出西方文化——包括先進的科學技術、藝術作品和哲學思想。而且麵對對歐洲物品興味盎然的建安王，利瑪竇一邊演示那些儀器，展示地圖，一邊進行了細致生動地解說。這無疑大大打動了建安王，並得到了他的欣賞，使利瑪竇在更多更大的官員群體和知識階層中傳播他的文化，甚至贛州有位知縣還完全用中文把利瑪竇的《交友論》加以重印，流傳至各省，包括北京和浙江。
但是利瑪竇要在這塊紅土地上蓋起它的巴別塔來是何其艱難。他先是通過江西巡撫陸萬垓的關係，找到南昌知府王佐，希望能根據他持有的護照，發給一份允許他購買房屋並在城裏定居的文件。利瑪竇認為“知府姓王，是個好人，但過於膽小，生怕受到連累”。為什麼膽小而怕受連累？因為當時南昌人異常“排外”，尤其對於這種如晚明學者張夑所描述的人——“長著貓一樣的眼睛，嘴巴就像黃鸝，臉色灰白，胡子卷曲，像黑色紗布，而他們的頭發卻幾乎是紅色的”，無論在他們本國的女人眼裏是怎樣的美男或帥哥，在當時中國人的眼裏，他們的相貌都近似魔鬼。幾年前我從北京飛歐洲，在法蘭克福機場轉機，在候機的幾小時裏，我的同伴、《陝西日報》的耿翔盯著走來走去的歐洲人，對我說：他們難看，樣子很凶。經他這一說我也真發現身材普遍高大壯實、高鼻凹眼，臉部輪廓堅硬的“老外”，跟麵孔扁平、圓潤、光滑型的東方人相比，確實“貌似不善”。何況是四百多年前根本沒見過什麼世麵的南昌人，對利瑪竇這般的“老外”，不僅“少見多怪”，而且心懷警惕，這種“警惕”由對他們麵孔的質疑，到對他們身份的存疑——神父，不信菩薩、不拜許真君的“洋和尚”“洋道士”“煉金術士”，他信什麼？他嘴裏嘰嘰呱呱妖言惑眾，沒準帶來危害！
知府王佐好意讓他們安頓到郊區的一座廟裏去，但神父們自然不願意，“那會妨礙福音的傳播”。他們不得不又去找“總督”打通關節，叫朋友出麵說項，又是送北極鍾，又是送星盤，還將記憶訓練法（《西國記法》）獻給“總督的子女”——有趣的是，利瑪竇在中國打通傳播“福音”的途徑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科技來“攻關”的。西方科技（實學）的實用性，確實能夠打動有一定素養的人，雖然在當時，他們隻是大多數人中的“極少數”，但這“極少數”人是在當時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人。於是事情似乎有了鬆動，南昌的官員們善意地同意他購置一所房子，且離知府衙門不遠，從中可以看出利瑪竇得到了官方庇護。
他們花了60金幣，幾乎是在南昌建立了一座教堂。1595年聖誕前夕，澳門的葡萄牙神父蘇如望被派來南昌作為利瑪竇傳教的助手。
當然，他們清楚：“在這開教時代，自不宜建立大教堂，隻可設立一所論道堂，和他們最有名的道學講師一般做法。然後在論道堂裏用談話的方式代替講道，傳播教理，這樣做似乎效果會好一些。”盡管老百姓對他們還有懷疑，但由於利瑪竇摸索出了一套“中國特色的傳教法”，他的事業能在因地製宜中循序漸進。
4
意大利教堂上空的鍾聲已經回蕩在利瑪竇的血肉裏，在他的肉體上布下一圈一圈的年輪，南昌上空隻有鳥啼，他企圖在鳥窩高的地方擺放教堂的鍾聲，讓南昌人能聽到上帝的聲音。
那鍾聲有種滄桑感，渾厚且蕩氣回腸。
鍾聲的穿透力在他的血液裏融彙。這座城市中的他，渺小得像灰塵，在幻想的鍾聲裏飄來飄去。這個渺小的他卻容得下上蒼賦予他的整座美麗的城市。
他的生命與他的生活，他的夢此時都在這裏。
西方傳教士來中國的早期，他們往往以傳授西方科技為手段，傳播宗教為目的。現在很多學者似乎隻放大了當時他們帶來的“西學”，好像傳教士是來搞“科普”的，而沒有客觀認定人家是上帝福音的傳播者、是“主”的忠實仆人。他們是為了內心信仰可以效仿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去受難的人。所以雖然在南昌傳教有難處，但與釘在十字架上受難的主相比，就不算什麼。
利瑪竇前腳搬進新居，後腳就有保甲長去知府衙門打“小報告”，說有“陌生人”住到他們地段，好在知府與利瑪竇相交，隻安撫對方，並擔保說，人家在廣東住過多年，從未打擾任何人，他是好人，回去告訴鄰居們，就說我拍胸脯保證，叫你們放心！
有官方“罩著”，利瑪竇吃了顆定神丸，再檢點從澳門帶來的禮品，已大大超出了原來的預算，該量力而“送”了。“這些因閱曆而變得聰明的教士們，比他們在廣東時更善於切合目標地安排他們的住所。大約在這個時刻，利瑪竇神父修訂了他的教義問答（《天主實義》），把它增補、整理得好像是出自文人之手。”
利瑪竇在南昌接觸了很多文人，他發現南昌“文風沛然”。這給他傳教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尤其利瑪竇在南昌成功預測了一次日食，這使他很快成為一個有名的人物。儒士權貴都願與他交往，他還受當時名士章潢之邀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講學交流。而王室成員、各級官員都對地球儀、玻璃器皿、西式裝訂的書籍等禮物極感興趣，利瑪竇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舉行“科普”展覽，表演先進的記憶方法，出版《交友論》，並開始撰寫《天主實義》，選擇適合中國人倫理觀的西方偉人語錄加以刊行。他放棄建造教堂、公開傳教的方法，進一步用中國自古就有的“上帝”闡釋“天主”概念。利瑪竇在南昌傳教的三年，也是他的傳教策略在探索和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時期：他與江西的官紳階層進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對話，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傳教策略——“南昌傳教模式”。
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在南昌傳教成功的原因：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三是它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五是傳說他會煉金術；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利瑪竇永遠不會想到若幹年後他們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最大“成果”之一是——結出了一個怪胎——洪秀全，他以中國幫會的模式假借上帝之名，建立拜上帝會、太平天國——洪秀全篡改了利瑪竇的上帝的旨意，為個人的私欲進行了至高無上的加冕——洪秀全戴八斤重的純金王冠，嬪妃一千二百人。據說連天王府的尿壺，娘娘們騎馬用的馬鐙都是用黃金打造的，當時的英國翻譯官富禮賜，在《天京遊記》一書當中寫道，天王有王冠以純金製成，重八斤；又有金製項鏈一串，亦重八斤，而他的繡金龍袍亦有金鈕，如果富禮賜不是信口開河的話，那麼這麼算起來，洪秀全頭頂頸掛的有16斤黃金，簡直就是戴著黃金枷鎖的囚徒。太平天國失敗以後，有一本《江南春夢庵筆記》，說是王後娘娘下轄愛娘、嬉娘、妙女、姣女等十六個名位，共二百零八人；二十四個王妃名下轄姹女、元女等七個名位，共九百六十人。兩者共計一千一百六十九人。以上都屬嬪妃，都是要和洪秀全同床共枕的。天王府不設太監，所以另外還有許多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六十人各轄女司二十人計算，合計為一千二百人。各項人數加起來，總計有兩千三百多名婦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一個人。
也許利瑪竇聽聞此事驚駭中嘴裏又會吐出一個字：主！
然而西方上帝在中國的這個“怪胎”的終結地似乎又是在南昌。我們不妨看看當時曾國藩受命圍剿洪秀全所發的檄文，也可從另一個角度還原曆史。
為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裏，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買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嶽王之凜凜，亦皆汙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嚐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舒天子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是用傳檄遠近，鹹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折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發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
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群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
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鹹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1862年，清軍攻陷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天王洪秀全“坐在龍椅上，他最後望了一眼自己的江山，吞金自盡”（祝勇《紙天堂》）——他太愛金子了。繼位的新天王洪秀全的長子洪天貴福逃亡江西被俘，在南昌江西巡撫衙門，這個倒黴的“新天王”，以一紙供狀給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畫上了一個句號，最後被淩遲處死。
5
1596年利瑪竇被範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得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他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準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1595年至1598年利瑪竇活動在南昌，在此期間，他還繪製過多種世界地圖，其中《輿地萬國全圖》的摹本保存在章潢的《圖書編》一書中。
地圖以其對大地的摹寫、微縮、記號化，簡便而又直觀地指認出我們目力所不及的博大與豐富，它試圖揭示人類存在世界的隱秘。
當利瑪竇把地圖在紅色的土地上鋪開，藍色的思想開始蔓延。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是明末清初中國士人瞭望世界的第一個窗口。它帶來了明末中國士人聞所未聞的大量的新的知識信息和新的繪製地圖的方法。明初鄭和船隊曾遠航東非，《鄭和航海圖》也記錄了東非的航路，使中國人對印度洋新航路有了比較確切的認識。但由於當時缺乏科學的測量技術，因此在地圖上反映出來的，多是根據實際見聞的地理知識的印象，出現在地圖上標識往往不成比例，有些不曾到達過的山嶺荒漠及汪洋大海，因為所知甚少，不免畫得非常簡略和狹小。特別是鄭和以後，中國與非洲的往來又告中斷，因此中國人不可能有世界意識的“洲”的概念，對那些西方的“絕遠”地區仍是模糊不清的。
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中把當時已探知的地球上的大陸用中文寫道：“以地勢分輿地為五大洲，曰歐邏巴，曰利未亞（非洲），曰亞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南北美洲），曰墨瓦蠟泥加。”（墨瓦蠟泥加，指南極洲與大洋洲部分的想象）。利瑪竇所說的“五大洲”與我們今天意義上的“五大洲”，還有很大的區別，很大部分還屬於想象中的大陸。但至少到明末，中國士人對域外世界的了解是處在模糊的狀態，一直沒有確切地看到過整個世界的麵貌，隻有“四方”和“四海”的方域，而沒有“萬國”的概念；因此，利瑪竇最早把五大洲與“萬國”概念介紹到中國，使中國士人第一次看到了一個未知的全新的世界整體麵貌。（鄒振環:《利瑪竇世界地圖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中介紹的也並非完全是經驗的再現，在對西方人文地理知識的介紹方麵，就有著很大的選擇性。他在介紹歐洲地理時特別強調歐洲宗教政法與物產習俗的重要性，目的都是讓中國人知道，在遠離中華文化的“絕域”，同樣有著與中國一樣富饒的土地，也有著完全可以與中國典教儀章相媲美的禮樂教化，還有著影響波及整個歐洲的聖教——天主教。利瑪竇在世界地圖中對西方人文知識點的透露，使中國士人認識到在同一時空的遙遠國度中，存在著另一些與自己相等，甚至更深厚的文明。
利瑪竇在其劄記裏以他作為西方人的視角觀察中國的風俗事物。例如關於明代的服裝，我讀過很多國人描寫明代服飾的書，但都沒有利瑪竇的敘述真切，利瑪竇不是用現代古服飾研究者隔時空寫的沒有衣飾體溫的文字，利瑪竇的文字明顯有著切身的體溫，是生命在“場”的敘述，他在中國為了便於傳教，便拉近與中國人的距離，他也穿著中國服裝，所以他寫的明代穿著是有生活日常細節溫度的：“男人有時候用馬鬃、人發或有時是鐵絲結的網把頭發套上。這是一種像帽子的東西，戴在頭頂上，把頭發穿過它再編成發髻。婦女不用這種發網，她們把頭發梳成一個大扁髻，插上金銀發飾或花朵。她們也戴耳環，但手指上不戴戒指。男女都穿拖到腳麵的外衣。男人的袍子在胸前交疊起來，用扣子把裏褶固定在左臂下麵，外褶則固定在右臂下麵。女人是把袍子在前麵扣住。男女的袖子又肥又長，威尼斯式的。但是女人的袖子在手腕處開口寬大，而男人外衣的袖口則小得隻夠把手伸出來。”他的敘述是感官性的，是他眼裏的中國“文化”，他借文字介紹給西方，同時也無意介紹給四百年後的我們，他從“頭”到“腳”介紹，中間有著西方人敘事的跳躍性：“男人的帽子種類很多，製作精致，最好的是用馬鬃織成的。然而，冷天也戴毛織或絲織的帽子。和我們的式樣最不相同的，或許可以從中國人穿的鞋上看出來。男人的鞋是用布或綢做成的，上麵鏽的花甚至比我們貴婦人穿的還要講究。他們不用皮革，連鞋底也是用很多層布緊緊縫起來的。隻有最下等的人才穿皮鞋。有士大夫身份的人可以戴方帽，別人都是圓帽。每天早上梳頭要半小時左右……他們習慣於在腳和脛上纏很長的布條，看起來像是很鬆大的襪子。他們沒有相當於我們的襯衫那類衣服；反之，他們貼身穿一件寬大的白布袍子，他們常常洗澡。他們出門時經常要帶一把很大的傘來遮太陽。如果用得起，他們就讓一個仆人帶著傘，否則就自己帶一把小一些的陽傘。”這些對於古代中國的敘述，都是“在場”的敘述，因為是“他視角”，有陌生化效果，讀起來鮮活、有趣，是極有價值的曆史記錄。《中國劄記》裏還寫到一種利瑪竇所稱的“憂傷之樹”，這個“命名”是帶有西方詩意和哲學意味的，他所命名的就是中國尋常的杉木，他說：“杉木很普遍，它被中國人當作憂傷之樹。它被用來做棺材。”我想，當利瑪竇神父1610年5月11日死於北京，葬於阜成門外二裏溝時他的棺材用的是不是中國的“憂傷之樹”。
6
利瑪竇得以在中國傳教，無疑對中國有重大曆史意義。他除帶來了歐洲文藝複興的成果外，更係統全麵地學習了中國傳統文化，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曆史篇章。在他傳教期間傳入的現代數學、幾何、世界地圖、西洋音樂等西方文明，使中國人的世界觀從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到開始認知到世界是一個圓球，更為明末走向衰落的中國數學領域找到了新的活力。
利瑪竇是“400多年前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即使在今天看來他仍不失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重要的人物。幾年前同是南昌人卻久居上海的哲學家趙鑫珊回昌，他談到“若是能把利瑪竇當年在南昌待過的地方，作為曆史遺址，比如教堂或住址標明一下，該是件多麼有意義的事”——在這裏又涉及“遺址”這個詞，我幾年前因寫一部考察江西書院的書，發現至今唯一一座似乎被官方所公認且尚存在的利瑪竇遺址是南昌鬆柏巷教堂，但利瑪竇是否真在此教堂待過，存疑。因據有關資料稱該教堂建於1922年，為法國傳教士孟德良主持建造。另據幾個帶有推斷性的資料記載，利瑪竇在南昌有可能待過的處所分別為：繩金塔以南的南昌精神病院附近；棉花寺，今稱棉花市；戊子牌坊，位置在今太平洋百貨商場；還有一處是杏花樓。
遺址是時間的廢墟，過去的記憶，曆史的碎片，而這一切都是要清理、梳爬、拚接的，這是過往與現代生活衝突的結果。
精神病院、棉花寺、戊子牌坊、杏花樓——這樣一串名詞，騷動、錯亂、禪定、靜穆、飛揚，似乎暗示著一個傳教士在南昌的命運。
從汪大淵到利瑪竇，在這片濃稠得幾乎意象化的紅色土地上出現的明顯帶有海洋藍色彩的人物，是對這塊千百年來外表平靜內在卻一直沒有停止激烈躁動的土地的一種深刻洗禮。尤其在今天，我愈加真切地看到這一點。
正如我在《文化青雲譜》一書中所寫到的——南昌作為一座開放性的城市，可從青雲譜的汪大淵渡海而去開始，至利瑪竇“西風東漸”首站落腳南昌（一住就是三年）為一個循環。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循環，它對東方，對世界，都有著無可取代的文化意義，汪大淵的航海把東方的文化帶向世界，而利瑪竇又把西方的科學和宗教傳到了中國。利瑪竇在南昌時交了一批士大夫朋友，和他們進行了文化交流，這其中有理學家章潢、文學家李日華等，他在民間傳教的同時也傳播西方科學知識，並且在南昌完成了《交友論》的寫作，以及另一本介紹西方速記法的《西國記法》和傳教之作《天主實義》。南昌由此成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前沿之城，青雲譜在中國勇於走向蔚藍、走向世界的曆史進程中擁有一個可以與哥倫布、鄭和、馬可·波羅等偉大的航海家、旅行家、發現者相提並論的名字——汪大淵，他應該是中國對外開放史上的一個節點。
然而在本文寫作中令我時感遺憾的是，關於利瑪竇，手頭能找的史料明顯遠多於汪大淵。對一個四百年前來自西方的傳教士，我們甚至能在當今的南昌指出三四處他傳教的遺址，而汪大淵作為本土的曆史文化名人，就因為他一生是個布衣商人、民間航海者，除了他記錄航海的《島夷誌略》及附於其上的他同時代人用精練得不能再精練的文字作的序中的簡單介紹外，對於他在故鄉的行跡、家世，及其他人生情況，竟沒有更多記載。我想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平民身份，他不可能進入官方所修的正史，即便他是了不起的航海家，如果沒有官方頭銜也被排拒在公家的曆史之外，正史不可能把他納入在冊。平民英雄，官方曆來視為體製外的“異端”。二是中國人不慣於書寫自我。主體生命往往在事件書寫中空缺，這是千年體製長期對於個體意識壓製的惡果，不似西方文化經過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人的個體意識萌發，並擁有生命的自覺。所以在利瑪竇、金尼閣的《中國劄記》中，他們個體的形象、內心的情感、具體的行為，乃至細節都鮮活而豐沛，即使相隔數百年，讀起來像看紀錄片一樣曆曆在目、栩栩如生，尤其比較《島夷誌略》與《中國劄記》，前者敘事的短板就出現了。東方文化尚意，西方文化崇實，於是西方敘事便成為長項，我們的寫意留白，在書寫中立見。基於此，有多少珍貴的史料在東方式書寫下流失，給後世留下多少難以琢磨與考證的空白。
旅行攝影家嚴明近日在一組拍攝於各地的照片上自語：我在數年的遊曆中發現，潛行在大國血脈中的沉默與優美，堅韌的放達、苦楚的浪漫，雖然點滴又都是明確的，我把這種收集看作是文化情懷的中式收藏。雖然是21世紀的中國，我仍覺得這話像是元、明兩代的士大夫情懷，在這種意義上，汪大淵的《島夷誌略》有沒有這種文化收藏的意味呢？而利瑪竇劄記卻絲毫看不出類似感覺。利瑪竇——一個天路曆程的苦行者、一個上帝的使者和修士的形象躍然紙上，汪大淵的文字裏其精神信仰是缺席的。所以嚴明最終說：我們是基因的俘虜，體製的敗將，最終也都不是時間的對手，一切悲愴的故事莫不是時間的故事，一切浩大的成本莫過於時間的成本。
沒有內心堅定的信仰和夢想，一切都是渙散的，沒有救贖，沒有彼岸，沒有涅槃，僅此而已。我們該反思了。在時間的鏡像裏我們將看到長滿白發的靈魂，在藍色中飄浮。當我們仰望星空，自然希望天上的星星都以偉大的英雄命名，我們不能失落和遺忘一顆星星，也不會遺忘一個英雄。那麼從現在起，我們就以星星作指南，引導生命前行。
著名美國導演雷德利·斯各特在20世紀就拍過《1492，克裏斯托弗·哥倫布》的傳記電影，影片結尾有一個饒有意味的場景。當哥倫布航海發現新大陸後回到西班牙，王室貴族卻嘲笑他的夢想，哥倫布手指窗外，“你看那兒，”說：“你看到了什麼？”貴族回答：“我看到城堡、尖塔、宮殿和文明，尖塔直插雲霄！”哥倫布說：“你看到所有的這些，都是我這樣的人創造的！無論你怎麼看，有一件事不會改變，我做到了，你沒有！”哥倫布說完這話隨即退開，另一個人說：“哥倫布被所謂的夢想糾纏，簡直一生都虛度了。”這時若有所悟的貴族糾正道：“如果你我的名字能被後世記住的話，也是因為有他。”煙雨杏花樓煙雨杏花樓
杏花樓是南昌的遺珍，它的名氣不是太為人所知，也沒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內涵，它近數十年來也一度被辦公機構、茶館、閑庭這樣一些外表所遮蔽，但在南昌市內，這應該是紅塵鬧市當中的一方淨土。沿一條繁忙如《清明上河圖》中的街道往下走，再斜逸轉彎，便見從百花洲穿橋延伸過來的東湖。在水之上，有一粉牆黛瓦建築，清新人的眼目，踏一石橋過去，仿佛便脫俗了。那便是建於唐代的水觀音亭。環湖路上的行人，總是在有意與無意間向它投去深深的一瞥，這一瞥中，有向往，更有關切。當地人不一定都知道當地名勝古跡的來由，反被有心的外地遊人弄得清楚不過，這已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尤其像水觀音亭這樣一個地方，行人立於岸邊，它卻在水中央。晴天，亭映水中，波光無塵，好像是它有意以一種明淨的姿態拒絕存心向它步去的履塵。更多時候，它在我的印象裏卻是朦朧在一派煙雨中，煙雨像一層簾子把它與我們隔開，令人無法接近。
撥開曆史的書頁，我發現它被人書寫更多的名字，不是老南昌們嘴上叫慣了的水觀音亭，而是杏花樓。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陸放翁的詩句好像使我一下找到了去開啟水觀音亭的鑰匙。
我曾在它門前躊躇徘徊多年而不入，盡管真正要動身進去，也隻是舉手之間的事。但我不願那麼做，不願那麼貿然闖入一個絕代美人梳妝的地方，或許她此時正散下如雲的長發，飽蘸煙墨，用她那顆美麗的頭顱揮發潑墨而書呢！我想她在這種時候，是絕不願意見一個陌生男人撞進門來的。所以我一直在等待，在等待的同時也在尋找，尋找一個合適的時機和入口，直到一個煙雨迷離的下午，我偶然經過環湖路，無意間倒映在水波之中的杏花樓，落入了我的眼簾，使我內心為之一動，便隨著這種心動的感覺來到杏花樓前。隻見四周出奇地空寂，好像是專門等著我的到來，甚至連守門的人也不知哪兒去了。我想，或許這正是我拜訪她的最好時機。我也曾在無數個月夜，沿湖邊小徑走到這裏。月光之下，那扇門使我想到晚唐的賈島，想到我寫的一首《賈島手勢》的詩，其中一段頗能表現那種門前猶豫的心境：每當夜深人靜／獨自接近一扇門邊。／食指／彎成新月／停在推與敲之間／就會想到一枚鑰匙／這個不朽的手勢／如同一種昭示／設想月中的主人／正在門內降下如雪的衣衫／遊離蔓的手指。／從空中返回掌心／不真實的聲音懸在門上／喚起悠遠的感情。(原載1994年9月《人民文學》)。我的造訪，畢竟是一個現代人向古典的叩問，來不得半點唐突，在南昌2200多年的曆史上，唯有一座小小的杏花樓與一個令人尊敬且不讓須眉的古典美人相關，我們在叩訪她之前，是很有必要在心裏為她空出一塊位置，以便虔心地接受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