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中所述的境況與我當年遇外地人尋問滕王閣的情境何其相似，竟形成了一種重合，但那畢竟是數十年前。隻是有趣的是，某日單位來電話找我，說廣州來了文化局局長看了《豫章遺韻》，說他就是你書中所寫的當年尋問滕王閣的那位“戴眼鏡的外地年輕人”，想見你一麵。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甚至像小說一樣巧。由此可見，這種事在滕王閣不存的日子裏，無疑一再發生。
設想一下，曆史上滕王閣幾十次被毀時，南昌人該是怎樣痛苦，相信那一定是南昌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每一次都深深灼傷並揪疼了南昌人的心。我想，正是有了這一次次的痛苦和恥辱的感受，南昌人的內心才埋下重建的種子，滕王閣才像鳳凰涅槃一樣在28次的焚毀後，有第29次的新生和崛起。我有幸看到一張保存至今的1926年拍攝的滕王閣的老照片，紙質雖已發黃，當年滕王閣的狀貌仍完整呈現在眼前，這是一種超時空的見麵。照片上的滕王閣有上下兩層，是公元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重建的。閣中有王勃《滕王閣序》屏門，為北平翁方綱書。上層前樓匾額題為“西江第一樓”，後樓鐫刻有韓愈的《新修滕王閣記》，門匾為“仙人舊館”。此樓不管怎麼看，都覺得“殊感草率，未能媲美宋元”。與現今富雅端麗、瑰瑋奇絕的滕王閣比，1926年的滕王閣簡直像個局促而又尷尬的小媳婦。
1920年6月，有個叫李法章的人，辭去在南昌擔任的贛軍政府秘書之職，整頓歸裝後，尚有餘暇，午後二時，與仁和王筱齋君、姑蘇張漢澄君、上元萬康侯君、同邑姚渭濱君，出章江門遊滕王閣。他在《贛江歸棹記》裏記述了當時遊曆滕王閣的情景：
閣高五丈，清乾隆五十一年重修。麵臨章江，西南向。第一進平屋，通十二間，左首六間尤寬敞。另啟一門，顏曰仙人舊館。館前一亭，峙江口，顏曰帝子長洲。閣在第二進，曆階七級。即閣之下層，東南西三麵皆空，惟北麵中門八扇，高可二丈，粉紅色，書王子安序文於其上。字為顏柳體，筆畫染綠色。楹聯十餘，惟劉坤一聯懸正中。劉於洪楊之役，固有功清室者也。劉曾為江西巡撫使者。兩旁各石台一，崇碑矗立，皆後人之記序。鐫跡漫黑，略可辨識。昌黎之序立左方，字較清。中門後樓梯十數級，登其上，即閣也。廣可五間，位滕王子嬰木主於中。閣外一匾曰滕王閣，字約三尺平方。旁一聯曰：“大江東去，爽氣西來”，大亦尺許平方。此地即王勃所謂上徹重霄下臨無地者，今則閣勢地平，江流淤淺，桑田滄海，徒為後人吊古人資，天下事皆作如是觀也。閣中設西區小學一所，頗整肅。宣統元年，餘曾代吳鐵江唱歌課兩周。爰題七律一首：
崔嵬高閣俯章江，南浦浮雲客係艭。
萍梗遨遊逢勝境，物華藂蔚羨名邦。
烽煙百仞身如寄，文字千秋興未降。
願假幨帷常駐此，兵書萬卷譜無雙。
或許，無論在過去還是在未來的歲月中，滕王閣都是以其磚木之軀與無限的時間在拔河。滕王閣下的那條不舍晝夜而流淌的大江，便是它與時間拔河的巨繩。這條巨繩的另一端不斷會有一些文化巨擘出現，給滕王閣注入一股股文化的偉力，使它有足夠的底氣來和歲月一爭短長。我最近在一份資料中讀到美籍華人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博士1980年在廣州粒子學物理學會上說過的一段很激勵人心的話，他說：“1300多年前，初唐時代南昌曾有過一次盛會。詩人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用‘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這樣美麗的詞句描寫了當時中國的巨大潛力，後來，盛唐文化是當時世界之冠。今天，王勃的名句仍然能用來描述中華民族的無比潛力。”楊振寧先生的話，對滕王閣而言，無疑也是一種新增添的文化力量，有了這些力量和不泯的文化良知，滕王閣必將不朽。
金秋時節，登上滕王高閣，放眼望去，滿目都是王勃的詩句在隨風起舞，點染成一派勝景，無怪乎“滕閣秋風”是“豫章十景”之首。而那秋風在呼喚的，又會是什麼人呢？我想，是詩人，也隻能是詩人！因為隻有詩人才是滕王閣的真正造血者，隻有詩人才是滕王閣的真正主人。
皇皇滕王閣，風月江天貯一樓。它對今人而言，是一處充滿魅力的曆史名勝景觀，更是浩浩大氣的廣博胸懷與文化品格。麵對滕王閣，我希望自己能成為它閣頂上的一片琉璃瓦，或塗在它丹柱上的一抹彩色，更希望成為它浩如煙海的詩文裏的一個標點。滕王閣，有一種包容一
夕照滕王閣
切的力量，也有著一種強大文化磁場所散發出來的吸附力，使人的文化良知不斷覺醒，從而對它產生一種由衷的皈依。
如果坐上船，向前駛一段，然後從江上遠望滕王閣，它像一座縹緲中的瓊宮仙闕，閣上“滕王閣”三個鎏金大字的匾額，雄渾遒勁。曾有人說，從江邊遠視，“滕王閣”三字會變成“勝五關”的字樣。可見滕王閣的恢宏之氣，是如何地蕩人心魄。我想，即使它沒有勝五關之雄，也具有直逼五關之勢。這就是滕王閣生發出的文化力量的最好體現！站在高閣之上，真讓人視通萬裏，思接千載，百感交集，此時正好用滕王閣裏的一副對聯來表達，也權作此文的結尾：“海宇慶澄清，百渚皆興，依舊飛閣流丹，突兀雲霄雄傑勢；江天開曠達，群山如拱，願共憑欄浮白，評量風景古今秋。”海昏之匙海昏之匙
菜花替代黃金，河流替代山岡
古老王城已潛藏一片金黃
古老的盔甲，依舊金黃閃亮，這裏是
河流的遺址，它仍在流著
這裏是春風的遺址，它仍在運送芬芳
這裏是王的遺址，它空空蕩蕩
我站在曠野，隻麵對一段冥想
——《遺址》
海昏之魅
在這個漚熱的蚊蟲飛舞而又肌膚瘙癢不堪的南昌夏日，我能想象當年漢武帝之孫廢帝劉賀經過山水迢迢的千裏顛簸，自北地山陽來到此地做海昏侯的直觀感受。與他出生並長期生活的相對遼闊、幹燥、清涼的山陽截然不同，南昌時稱豫章，炎夏瘋長的艾葉、芭茅、苦楝等草木在太陽的高溫下散發出濃烈刺鼻的青澀氣息，聒噪的蟬鳴聲嘶力竭一般，悶熱與潮濕包圍著他的身體，使他鼻塞，呼吸粗重，壓抑、體虛、心煩意亂而又汗如漿出。劉賀的海昏侯國距我現在上班和居住的小區幾十公裏，地理、環境、氣候我能夠感同身受的。夏天洪水季節，他皮膚上會莫名其妙瘙癢，起濕疹，生一片片粉紅的小皰，這是他的老家幹燥的山東昌邑所沒有的，感官身體對地域的排斥顯而易見，南方冬天的濕冷更是寒徹骨髓，腿骨關節疼痛。我記得十幾年前坐火車去北京，從南昌站出發，一覺醒來就在山東境內，那正是劉賀做世襲昌邑王的老家故土，但見灰蒙蒙的天與滿是高粱玉米的平原，一望無際，不見山川丘陵湖河池塘，隻有大地的伸展，全是地老天荒的樣子。
兩千多年前的豫章海昏，相對中原地區來說，偏遠而神秘，是巫風鬼雨熏染的水土與山林，其地名“海昏”，與古老中國諸多地名一樣，既昭示了地理環境，又點明了地理位置。海昏，此處“海”是指湖，“昏”是指西——江湖以西之地，它似乎指認了今日江西，又暗喻了海昏的結局——太陽西沉。作為設置於高帝四年豫章郡轄屬的十八縣之一，海昏是豫章郡除春秋古邑艾和番以外最早的漢代城市，漢代曾於海昏縣內封海昏侯國，封國即在今南昌市新建區北部。四百年後的晉大興二年（公元319年），一場大地震，鄱陽湖底發生劇烈地質運動，鄱陽湖與長江分離，海昏隨即沉入水底。西漢的海昏侯國和古老的龐貝遭受了幾近類似的災難，而那城池在消失之前發生了什麼？已成為世界之謎！甚至千百年來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和經驗範圍。
海昏侯國發生了什麼故事？海昏侯又是怎樣一個人？
幾年前，我隨三五朋友應約到順外村一家草率裝修的小酒館，吃到了一頓上好的狗肉。在津津有味抿著土酒啃著狗骨頭的東拉西扯中，博物館的李館長說到新建昌邑的漢墓群，提到被盜的古墓裏發現的竹簡木櫝上有昌邑海昏國的字樣。“海昏”這個詞當即吸引了我，海昏國在哪裏？朋友們都充滿好奇，李館長興致勃勃地說改日帶我們去看看那已被圍起來的被盜的漢墓，隻是後來就沒了下文，當時那處被盜古墓還沒有確定是海昏侯墓。
2015年，隨著南昌西漢海昏侯國遺址的發現與海昏侯墓的發掘，大量的出土文物，青銅器、編鍾樂器、車馬器、金銀器、玉器、漆器、馬蹄金、麟趾金、金餅、五銖錢、竹簡木櫝、屏風、印信等，經考證，通過這些文物推斷出的墓主，正是隻在位27天便遭廢黜而後封為海昏侯的西漢第9位皇帝劉賀。然而這些亮瞎人們眼睛的文物提供的考古信息告訴世人，其主人與史書上所定論的那個昏聵荒淫的人物，似乎判若兩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向被視為正統的史籍《漢書》《史記》難道有錯，或有意在粉飾或塗黑曆史人物。這使我似乎找到一個作家發揮創作想象的文學入口。
我帶著好奇、緊張與刺激的心情，與其說像個考古人員，不如說像個盜墓者一樣開始了搜集、考察與醞釀，開始構思《海昏：王的自述》這部長篇小說。我長期生活的所在地“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是當年海昏侯劉賀最後四年生活與千年墓葬的所在地，我能更直觀地接到海昏侯的地氣，熟悉當地的風土習俗與生命氣息。相同的地域性生活環境，身處同一地域感受到的氣候、風雨、溫濕、光影、晨昏，足以讓我觸及他的感受。我童年隨父母“幹部下放”到的鬆湖蘭溪，就是古海昏境內。蘭溪，一個美妙的地名，其境內尚存著千年古風，家裏當時下放住的村屋，是當地明清老宅，它在歸屬公有之前的主人據說是個大地主，有幾房老婆，土改時地主被槍斃了，他寵愛的三姨太身穿華麗旗袍在樓上吊頸身亡，一隻高跟鞋吧嗒一下落在地板上，發出很響的聲音。除了小老婆帶著一個傻乎乎的兒子住在後院一間草屋裏，其餘幾個都改嫁去了別處，老屋也就空了。空下的巨大老屋開始充作村裏公用，開個會，商量個事，都在老屋，還有村幹部住著，後來村幹部每至夜半就聽到樓板上發出腳步聲，還被怪物壓身，嚇得說不出話，就搬了出來。從此村人視為鬼屋。盡管老屋是村裏最好的屋子，卻沒人敢住，村人便將偌大個院子扒了，又將院裏房子拆了，將好端端房屋的磚料東一家西一家拆去圍豬圈，蓋草房，隻剩孤零零一座正屋老房立在那裏，年久歲深，屋裏蛛網密布，黑咕隆咚，堆著散發出黴腐味的一捆捆稻草，廂房地板破洞鬥大。城裏幹部“下放”來了，村人狡黠，把“下放”幹部請了進去入住。俗話說“生地怕水，熟地怕鬼”，蘭溪三麵環水，父母隻再三叮囑我等屁孩莫亂玩水，卻不知所住老屋還有這等故事。父母跟村人一般起早摸黑幹農活，晚上倒床就睡了，我和姐姐常會被夜半樓板上的聲音驚醒，就拚命喊爸爸媽媽，說我怕。父母聽到便安慰幾聲，我們便睡去，朦朧中又感到身上被東西壓著，拚命叫，竟發不出聲，頭腦極度清醒，四肢卻動彈不得。後來聽村人說是狐狸精吸痰，傳說裏又是海昏的夢鬼、魘鬼，此類事項野史裏有所記載。天亮時，我架梯子爬上過老屋昧暗的過去放棺材的樓上，還真見到一隻老式高跟鞋。一年後“下放幹部”陸續回城，四五家幹部熱熱鬧鬧居住的老屋再度開始冷落，我家是後期搬走的，離村最後一夜，父親作為工作組長最後留守，村幹部過來陪父親喝酒，半酣時一位姓廖的村支書才告訴父親說你們住的是“鬼屋”，恐父親一個人住害怕，還自告奮勇要陪父親過夜，父親不信邪，把村幹部一個個趕回去，一覺睡到大天光，啥事沒有。次日，村人都豎拇指，說父親膽大，一路敲鑼打鼓，鞭炮連天，幾裏路不停，把父親送上返城的船。童年的經曆，古老的海昏，使《海昏：王的自述》有“空穴”來。
在劉賀眼裏——豫章海昏，紅塵之外的有著瘴厲、蛇蟲和濕霧的神秘淵藪，傳說那是南方偏遠荒蠻的夢魘之地。據說過去有遊吟詩人和他的盲人琴師浪遊於此，當地人提醒他們，這裏經常有夢鬼出沒，不宜久留！夢鬼又被當地稱作魘勝。人若被夢鬼纏上，必受痛苦折磨。故夜裏入睡，千萬小心！夢鬼雖無力傷人，可被其迷惑者陽氣盡失，壽命不長。而當他曆經千山萬水來到海昏，又看到了與傳說中的神秘與荒蠻大相徑庭的海昏另一麵。“我隻能告訴人們，在我的足跡未抵達這片土地之前，仙人異獸的羽翼與尾巴早已出現在它的空山靈雨中。隻是空山看不見，處處充滿荊棘，寸步難行。而此處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白鷺在田陌上用翅膀劃出清晰的黛色山際，鱖魚在銀亮的河水裏肥美歡暢地遊弋，豐茂的香樟樹像一座座綠色的城堡，枝葉裏築滿了晨昏發出清亮尖叫的鳥巢，楊柳嫋娜多姿的美人身段，散發著嫵媚撩人的韻致，仿佛細膩而悠揚的遙遠驪歌。我的海昏侯府邸坐落在豫章散原山下的一片江南的桃紅柳綠中，帶有屏風上描摹的圖畫意境。”
劉賀之謎
自海昏侯的祖父武帝父子，祖母李夫人兄妹，到對劉賀的立廢起到決定作用的大司馬霍光家族，以及連帶出來的一批響當當為人耳熟能詳又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霍去病、衛青、衛子夫、李廣利、李延年等，他們的記載史籍汗牛充棟，與劉賀一生在史籍上的寥寥數語相比，差異巨大。史書不僅沒有把他列入西漢第9位皇帝的序列，而且將其繼承皇位的前後時期兩頭——在昌邑5歲襲其父劉髆昌邑王位，至18歲被霍光迎立赴京城繼帝位的13年，隻簡略帶過。他廢黜後還昌邑食邑三千戶的12年庶民生活，也隻有山陽太守張敞一份上奏文字簡單說到他的廢亡之狀。劉賀30歲就封海昏侯至死於海昏的最後4年，更隻有從揚州刺史柯的一份上奏文字裏摘要的幾句他發表的不合時宜且導致其削減食邑的言論。而劉賀在位27天的記載，班固寫入《漢書》的是：“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征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其結論是“荒淫迷惑，失帝王禮儀，亂漢製度”。可海昏侯墓裏出土的萬餘件出土文物，發出7音階的編鍾、聖人屏風、雁魚燈、銅劍、昭明鏡、玉佩、大量漢簡，似乎件件與史書所記相比都有謎團，都有掩飾，都有隱秘，都在做著穿越千年時空的無聲訴說。按照漢葬風俗與葬製，“事死如事生”，這些直接來自劉賀身邊的物件，有些是他生前摯愛和用過的，帶有他生命的氣息，是其一生最有說服力的見證者，然而，誰來為他開口？是他一度麵對的屏風，還是手握的玉器，抑或曾留住他麵影的銅鏡？當更多的人在以他龐大的家族群體順理成章撿故事時，我要做的則是通過文學的想象還原兩千年前的曆史現場，這是具有相當難度和敘述風險的。
而與劉賀身世有關聯的漢武帝與李夫人的傳奇情愛故事是何等耀人眼目，北擊匈奴的西漢名將霍去病、衛青、李廣利的宏大作戰場麵更是將劉賀遺落在一個尷尬的曆史當口：英雄已逝，來者何繼？曠世樂伶李延年的如歌行板已成絕唱：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當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都少有的，有過如此大起大落經曆的劉賀，帶著滿身創傷，似乎又絕處逢生、喜憂參半地來到海昏，一度居廟堂之高的他真正身處江湖之遠。海昏與京都長安是相對的，與山陽（他的老家）是並置的，前者由其父劉髆和兩代昌邑王經營多年，他在昌邑出生，5歲襲父位為昌邑王，直到18歲應詔入長安承帝位，不過27日貶為庶民又回到昌邑，尚存食邑三千戶，11年後封為食邑六千戶的海昏侯，他帶著喜憂參半的就封。喜的是他又重獲貴族爵位，憂的是他要離開昌邑故土。在他眼裏海昏是不能與昌邑同日而語的，但命運把他撂到了海昏，他也無可奈何，隻能在對異土的不適與對故土的懷念中將海昏侯國視為“南昌邑”，而將內心的故國視為“北昌邑”，有人認為現今“南昌”之名由此得來。海昏的四年雖然天高皇帝遠，但他仍是受監視的。由於心境壓抑與嚴重水土不服，他雖在盛年，身體卻每況愈下，每當他坐在榻上麵對從故國帶來的畫著孔子像的漆器屏風時，他憂鬱的目光會看到他的來時路：少年生長之地昌邑——曾經憧憬的詩意夢想，如《論語》中所描述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毀滅他夢想並使他淪為“上天所厭棄之人”的長安未央宮；他在不堪境遇裏所珍視的人性星火；他甚至看到了自己的死亡和葬儀。有限的史料無法完成劉賀“帝王生涯”的心路曆程，隻有借助合理的文學想象。我把這種想象建立在史料和文物的基礎上，尤其是那一件件“五色炫耀”的海昏侯墓裏出土的精美而華麗的器物，像漆器屏風、古劍、青銅雁魚燈、蝶形玉、琥珀、昭明銅鏡、羽觴、漢簡殘篇、棺木彩繪的翼人仙怪等，每一件都藏有故事，都是構成我的小說的細節的關鍵原型意象，它們華美而瑰麗，造型奇豔，散發著曆久彌新的神奇魅力，這就注定我的小說語言與結構必須是精美而華彩的，非如此不足以寫出海昏侯，不足以還原他的華美而又黑暗如深藏在古墓裏兩千餘年的生存境遇。
寫長篇就是織錦，織出一匹匹在時光中不肯衰朽的錦緞，是為我願。在動筆寫《海昏：王的自述》前，我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閱讀相關史料及出土文物考古資料，反複琢磨器物。像青銅雁魚燈的造型與結構——雁魚燈整體作鴻雁回首銜魚佇立狀，雁和魚，本身就是中國古代充滿了暗喻的象征物。鴻雁南飛，寄寓相思。魚水之歡，皆合男女情思。而雁魚燈的造型，雁口將魚銜在嘴裏，我的想象是其已暗喻著愛與死亡，也就是我所敘述到的劉賀在淪落時所邂逅的一位刺客女子，他們在對決與刀鋒上產生的情愫是麵對死神的舞蹈。而出土的昭明鏡是從兩千年前的墓中出來的一麵陰陽鏡，鏡子是劉賀夫人按西漢葬俗置於墓中的，其隱喻極豐富。我設想或許劉賀在生前就有這麼一麵鏡子，是其祖父漢武帝寵愛其祖母——那位史上著名的“北方佳人”李夫人而贈予她的愛的信物。李夫人臨死前轉給了他的獨子劉髆，而劉髆又轉給了其子劉賀，我想象那麵出土的銅鏡是真正照見過漢武帝劉徹和李夫人以及劉賀麵容的唯一見證物。它將李夫人演繹的由她哥哥李延年作詞曲的那精彩的一幕——“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的故事都藏在鏡子裏。人所能見的，鏡子見得到；人所看不見的，鏡子也能看到。而有一天，劉賀忽然從這麵鏡子裏看見了逝去的祖父母和更多無法理解的事。還有出土的一枚琥珀，在燈光照射下可以看到琥珀呈金紅色，內有一昆蟲清晰可辨。從一隻囚禁在琥珀中的昆蟲上我仿佛看到了劉賀遭軟禁、沒有自由的命運，而那也暗示著看似決定他命運的權臣霍光的命運。霍光是能清醒認識到自己命運並能看到自己結局的人，他曾服侍漢武帝二十年，謹小慎微，不得自由，方得寵信，成為托孤之臣，權傾天下，然而他又陷入權力的囚禁中、世人各種目光的包裹中，與那琥珀之蟲無別。霍光死前對兒子說：我死後會得到皇帝的厚葬與加封榮耀，但過不久皇帝必誅我全族。他是大智者，然大智者也無法改變自己與家族的命運。我想象他在廢黜劉賀把對方送出長安時，把這枚充滿寓意的琥珀意味深長地塞到了劉賀手裏。而引起世人關注的聖人漆器屏風，上有最早的孔子像及早於史書對孔子生平記敘的文字，隻是出土時，屏風斷裂變形嚴重，圖像與文字若隱若現，黑暗、冷遁、神秘。我認為那既是劉賀的心史，是他對儒鄉故土的觀照物，又是打開另一個世界——他想構建的世界——的一扇神秘之門。我設想屏風之後是藏有一個“海昏密室”，它引發出驚險故事，為此劉賀的家臣付出了血的代價。看著那些當年曆史現場的東西，以及其圖案、造型、顏色、寓意，漸漸地我意識到，我的這部書的寫作價值，就是通過文學意象把器物還原到兩千年前的曆史現場，而這種“還原”首先必須是器物的主人劉賀的內心的還原。
對此我認為找到了我慣有的，通過曆史縫隙深入曆史內在本質進行文學創作的通道。我不屑在我的小說裏做史料性的重述和對若幹史料的拚湊與淺表性故事演繹。我一直清晰地將曆史考古、研究與文學創作明顯區別開來，當別人在考證出土文物的時候，我在拷問不朽的靈魂。隻有劉賀自己的靈魂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這裏麵沒有謎團，隻有他自己的反思，也許是欲理還亂，但在時光的銅鏡中劉賀的祖父母的身影無法遮蔽，劉賀自身局促不安的靈魂鏡像更是無法遮蔽，他的輕狂與冤怨，懦弱與猶疑，掙紮與浮想，他被廢被貶的命運與其說是朝廷的戲弄，不如說是因為他性格的缺陷。
由此我認定劉賀其人具備文學人物經典性的命運，如同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哈姆雷特等。劉賀是什麼樣的？你隻需將其內心呈現給人看即可，沒有必要寫出臉譜化的標準答案，這是我的《海昏：王的自述》不同於其他海昏侯書籍的地方。我是作者，我知道作家應該怎麼寫這類題材，才是無可替代的。江西在古代中國的地理位置與它長期被邊緣化是直接相關的，“海昏”一詞點明它的宿命性，“太陽西沉之地”，就是海昏，也是被貶黜的帝王劉賀的宿命。不好說是劉賀貶黜江西南昌，開了這麼個頭，但曆史上直到近現代都有很多大人物被貶到此地，給江西文化增添了曆史的厚重，江西文化又以這種看似“負”的能量，與中國的大曆史進行了對接，進而又產生獨到的無可替代的影響。
靈魂之重
我在小說中所描述的便是對那一件件器物在有一定考古依據的基礎上進行的文學的大膽想象。那些器物本身充滿美感，作為意象，也是劉賀整個人生的隱喻。一盞雁魚孤燈，燭照和溫暖著他淒涼、黑暗、沉淪的一世，也讓他洞悉他人內心的陰麵覆蔽與暗影浮動。把器物化為美妙而精巧的文學意象，還原到海昏侯當年的曆史現場，探知那一件件神秘的器物並獲得種種文學的想象性答案，是這本書的寫作動力之一。
我無意將千年的曆史用於時下的取悅與應景，更願意呈現一部獨一無二的不可複製的《海昏：王的自述》。這部書裏藏有的是洞穿千年的靈魂密碼，在考古人員考證文物的同時，我動用文學的手段拷問曆史深處的靈魂。所以《海昏:王的自述》是靈魂之書，曆史往事都會隨風飄散，唯有靈魂酬答於光陰。
《海昏：王的自述》通過海昏侯劉賀在人生的最後歸宿地海昏，回溯式地觀照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他百口莫辯的誣名，他突遭宮變被廢黜時被斬殺的二百昌邑親隨的冤魂，他無力抗拒的命運淪陷，他激蕩人生裏可能邂逅的真實情愛，他成於霍光而又毀於霍光的奇特際遇，他童年時見到祖父漢武帝的零星記憶與對曾經傾國傾城的祖母李夫人的追懷，對父母親情的重溫和他們離世時留下的幼年恐懼與失落，他性格優柔與遲疑，他身體病痛帶來的感官體驗——灰暗與恍惚，他試圖重建一個精神帝國——收藏諸子百家典籍，以修複祖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導致的百家凋零的秘密。這一切無不與情感與人性相關，使一個在千年古墓裏朽化、在史書上空洞的海昏侯恢複肉身與魂靈，由對人物內心的還原，靈魂的觀照，還原一個血肉豐盈的海昏侯。顯然，海昏侯的靈魂是沉重的，不止於物理和數學意義上的21克重量。
這個海昏侯源自史籍和對史籍的懷疑，源自出土文物及由文物生發的文學想象。這些都是我視為的曆史的縫隙，也應該是一個成熟的作家在寫所謂“曆史小說”下手的地方。我甚至想象我寫的《海昏：王的自述》就是考古人員在挖掘海昏侯墓時注意的堆在那裏的黑色淤泥，細看之下，原來是成千上萬有文字的斷簡殘篇，再一清洗，上麵有著兩千年前的第一手文獻及其記載的真實情狀，有的是劉賀親筆所寫的奏書，有的是他收藏並喜歡的書籍，更多的是徹底朽爛成泥而永遠無法得知的簡牘，我寧可看作那是劉賀帝王生涯的最終自述，與其說是在他生前完成的，不如說是他死後葬於海昏的靈魂獨白，那就是《海昏：王的自述》。這是一部長篇小說，不是海昏侯墓挖掘與文物考古成果介紹讀物，也不是對劉賀相關史料的梳理與曆史普及性書籍，它是以全新的現代視角重述與闡釋曆史，是一個當代人的思想、靈魂與曆史深處的另一個人物的思想與靈魂的激烈交融。
我在完成《海昏：王的自述》時長長舒了一口氣。在寫作此書的兩個月裏，我仿佛跟著書中的主人公海昏侯劉賀走過了漫長的兩千多年。《海昏：王的自述》寫作的日日夜夜裏，我如海昏侯靈魂附體般，無論白天和晚上出入我腦海間的都是他的所思所想，我好像隻是用筆記錄下了他所經曆的一切。在寫作中，我和主人公的心境是一致的，他生命中的好與壞，我和他都共同經曆，既有源自靈肉深處的喜悅，也有銘心刻骨的悲哀。這次寫作，我在精神上的投入是巨大的。我想，這本書無論如何都會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劉賀能看到，他會首肯。曆史性文學書寫不是用小說或是其他什麼形式來複述曆史事件或演繹過去的故事，而是重返曆史人物的內心，觸摸他們的生命本真，以及在其心靈驅動下的所作所為，才能看清曆史的現場。溝通現代人與過去，是與曆史深處的人物的靈魂共鳴，從而看清曆史中的人性內在真相，這才是文學書寫曆史的價值所在，也是文學作為人的心靈史的獨有魅力。
那些史籍資料上所能看到的表象故事，不是我寫作的重點。我是從曆史的縫隙入手，去深入曆史背後的內在靈魂圖景，你也可以把它說為曆史真相。宮廷權力鬥爭這種一般曆史小說書寫的俗套已不是此書的重點，我更關注的還是主人公在起伏跌宕命運當中顯露的人性，我相信黑暗中的一點火星，對於在黑暗世界裏沉淪的生命而言，那就是一個輝煌的宮殿，它比長安的未央宮更偉大，也更瑰麗。我在此書寫作過程中猶如在黑暗的墓道裏前行，當終於看到光亮時，是考古人員而不是盜墓者打開了墓葬，海昏侯帶出了一個“黃金時代”。海昏侯墓倍受公眾矚目的亮點，正是黃金之巨，僅燦燦奪目的金餅就達285枚，還有馬蹄金、麟趾金、金板等，西漢將金子視為上幣，皇帝頒賞功臣，動輒萬金，海昏侯墓出土的金餅有大有小，大的重達250克，從幽深、黑暗、濕黏、陰森的古墓裏挖掘出來的燦燦黃金，震驚了世界。海昏侯似乎是在黃金中引起人們關注的。而我在《海昏:王的自述》的“後記”中說：“這本書的完成意味著我與海昏侯劉賀的告別，從此他的靈魂可以在這本小說中安頓下來，並向有興趣的讀者講述他的奇特的故事。我也如釋重負，晚上可以安安穩穩地睡覺，不再夢見他，受他打擾。因為他在我的文字中已經複活。”
收筆之際，順帶說說《海昏:王的自述》的書名。有人問：為何說是“王”的自述？他劉賀不明明是海昏侯嗎！執此疑者，或許對劉賀的生平不甚了解。劉賀在其短暫的34年生命裏，做昌邑王13年，為帝27天，貶為侯僅4年，應該說他是委屈的，有滿腹怨尤的，這麼一個人在他回顧自己一生時會甘心為一貶侯，而無視在自己生命中無論時間之長和地位之重都占有相當比重的帝王身份嗎？現今，一個退休的縣處級局長，回到家待著還以局長自居呢！而且在海昏侯出土墓葬中發現，劉賀死時雖為侯，但他葬製待遇遠遠超過了一般的侯。其車馬坑埋葬了20匹馬及5輛木質彩繪馬車，按照漢朝製度，乘坐四匹馬是王侯出行的最高等級，5輛車20匹馬，剛好4匹馬1輛車。西漢隨葬編鍾也有嚴格規定，皇帝16枚，王14枚。劉賀墓葬編鍾是14枚。這都表明了劉賀非同尋常的身份。
2018年3月的一天，雨後，陰晦，我行走在昌邑鄉，被當地人帶到一處荒蕪之地，說，這裏就是當年的王城。多少年來，本地老百姓不知他是誰，隻叫他王，至今猶是。
海昏侯昌邑王城遺址
油菜花開得燦爛而憂傷
像給大地打造的一件黃金盔甲
又像對於黃金的模仿，卻並不等於尋找
令身世迷離，摁住心頭鹿撞
春風攏住馬頭，飛揚在金黃的田野，
又舍棄黃金，追逐燦爛和憂傷
我雙手空空如也，撈起一條贛江
它在草綠中撲騰，又聽從神的旨意流淌
江岸上有王的影子，水波收走他逝去的光
2018年3月孺子亭記孺子亭記
大凡一個城市古風沛然，都與這個城市的人相關。
灌嬰築城300年後，南昌出了第一位土生土長的名人，他就是史稱東漢豫章高士的徐稚——徐孺子。
1997年，南昌市為紀念徐孺子誕辰1900周年，邀請徐氏後裔及海內外專家召開了盛大的研討會。研討中，使人們為難的是，徐孺子沒有任何文字著述流傳下來，除了史料記載和曆代文人對他的詩賦題記之外，幾篇民間口頭傳誦被今人整理出來的歌賦之類，又多為經不起專家推敲的偽作。但這位一不作文、二不為官的徐孺子之大名，卻是傳揚千載而不衰，這就使我在產生疑問的同時，也產生了好奇。直到我無意間翻讀到宋人戴複古的詩時，才豁然開朗。戴詩中吟道：“千載清風徐孺子，門前共此一湖水。”
徐孺子正是以“清風”傳世的。除了一縷尚德清風之外，他還有必要留下一些什麼呢？好在他故宅門前的湖麵上，有一亭翼然，那便是幾經重修的孺子亭了。這也是曆來文人墨客沐孺子清風，倚欄憑吊，發思古幽情，題詩作賦的地方。翻一翻與此相關的資料，到這裏來作文作詩的名人還真不少，張九齡、曾鞏、晏殊、黃庭堅、劉克莊、胡儼、袁枚，乃至杜甫、戴複古、王安石、蘇轍、洪朋、楊萬裏等人都吟詠過徐孺子。
徐孺子的魅力究竟何在？為什麼曆代文人墨客對他發出不絕於耳的吟詠？為什麼後人一再為紀念他而修建孺子亭，鋪設孺子路呢？
從史料上看，徐孺子終其一生，隻是一介布衣。他以讀書、授學、耕稼為樂，德行清潔，學問淵博，被公認為當時全國高士之首。他不是沒有當官的機會，相反機會太多了。他曾五次拒絕到宰相府去任職，四次拒絕被薦舉為孝廉，甚至朝廷準備好了禮品車馬接他到太原去赴任太守，都被他一概辭謝了。東漢亂世，他是以隱逸之姿態來應對。他不想標榜自己，也不想乘機謀取私利來玷汙自己的名聲。他以隱逸的方式來堅持自己的操守，但他同時又德化閭裏、關懷鄉鄰、扶弱助殘、尊師重教、篤實守信，以自己高貴的人格力量著實為當時也為後世帶來了一股清風。
後人推崇他，一是因為他淡泊名利的高潔之誌，二是因為他德化閭裏的垂範之風。這正是世人把他尊稱為高士的地方，也是後人很難做到的地方。
因此，在曆代詠歎徐孺子的詩文中，我們也不難看到另一類的心跡。
王勃在南昌時寫的那篇著名的《滕王閣序》裏提到“徐孺下陳蕃之榻”，看似在抬高徐孺子，實則在頌揚陳蕃太守的禮賢下士，這也正符合王勃以一才子身份來南昌拜會“都督閻公”的情境。
不難推想，王勃是希望閻都督效仿陳太守禮待賢士的。事實上，王勃剛在閻都督麵前出現時，不被對方看在眼裏。這也是過去文人類似的遭遇，所以當他們來到南昌，憑吊徐孺子時，便自然會流露這種真實的心跡。被陳蕃或閻都督這樣的人禮遇，恐怕是過去不少文人的願望，因此他們在詠歎孺子高風的同時，便念念不忘陳蕃太守曾專為徐孺子所設的那一榻，從而也表露出他們對徐孺子能受到那樣的禮遇的羨慕。王勃之後，即便是像杜甫這樣的大詩人，在湖南送一位當官的朋友到另一處赴任時，也希望朋友能像陳蕃那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杜詩《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說到豫章太守陳蕃，他也是個極有名士風度且很有意思的人。《世說新語》裏就把他視作魏晉名士。而在《汝南先賢傳》中，對他有這樣的記載：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
這種看似荒誕的舉止，實則很有深意，像阮籍的青白眼一樣，是魏晉名士慣有的風度。就是這樣一個陳蕃，他出任豫章太守時，“便問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而主簿官卻說:“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蕃答道：“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可見，陳番確是難得的一個心中裝有賢士的好官，徐孺子能遇上他實在是一種際會。一官一民，兩人的情誼變得格外感人。
除了史料上記載陳蕃在自己的府裏為徐孺子專設一榻，他來時便放下，走後使懸起之外，民間還有一“心送”之說，很能看出他們的友情深度。徐孺子每次從太守府告辭時，陳太守都要親自把他送出大門，一直送上高士橋，亦即現在的高橋。而陳太守從孺子處離去時，徐孺子僅送到門口。陳太守的隨從不解，認為徐孺子不近人情。陳太守卻說：“我送孺子是身送，孺子送我為‘心送’也。”隨從不信，跑回孺子住宅，果見孺子虔誠地閉目盤坐，口中輕聲念誦：“太守已到高士橋了，太守已入巷口，太守快到府了。”
這個故事在表明陳蕃禮賢胸懷的同時，多少也能從中透露出作為高士徐孺子的某些矜持，然而他的內心對陳蕃這樣的朋友卻是真誠且又敬重有加，所以陳蕃也能完全理解和接受，因為那個時代的名人高士在今人看來都是有些怪誕，這種怪誕的個性與他們身處的亂世背景分不開，而到了魏晉時期，名士的怪誕之風則已達極致。可見陳蕃正是以一種名士的灑脫來與孺子相處，並把它演化為一種美談。因此，往往後人在表達對徐孺子的追慕之時，更像是抬高了豫章太守陳蕃，這無疑是表明了過去人對於善待人才的官員的一種渴望。徐孺子那種無意仕途、寧靜淡泊的高士風範，猶如明亮的湖水上掠過的一陣清風，對他們更是一種無限的慰藉，足以平複他們心頭的狂躁與不安。我想，這自然也是曆代文人墨客在孺子亭題詩作賦的一個原因。
現在的孺子亭，仍重建在西湖原址。亭基由湖石疊壘，三麵臨水，一橋牽引入亭，亭畔垂柳倒映，清風拂波，頗有“綠樹圍而俗情遠，碧湖映而清光生”之韻味。著名的“豫章十景”之一的“徐亭煙樹”便指這裏。隻是今日，已很少有人在此懷古了，倒是每天早晨不少附近的居民尤其是退休老人，喜歡到孺子亭所在的孺子公園裏鍛煉身體。
或許某日，你在煙柳如畫的湖邊，遇上一位看似超凡脫塵而又麵帶寧靜淡泊之色的老者，你能信他不是今日的徐孺子嗎？
你一生清白如玉
幹淨的身上沒有一點俗氣
而手中的書，案上的字
乃至豫章太守特設的那張榻椅
都優雅了你的姿勢
飄逸的胡須被歲月之刀
削成了一支尖尖的筆，在清風上寫意
在徐孺子之後，南昌曆東漢、三國、西晉，500餘年裏，還有一位我認為頗有風度的人，值得一提。
他就是晉代的豫章太守殷洪喬。殷洪喬的出現雖然還算不上是與徐孺子的一種精神呼應，但仍可以說是在南昌這塊土地上的一脈風流之延續，有了延續，就有再度光大和弘揚的可能。畢竟，徐孺子為南昌留下了一股清風，開了一種風氣。所以徐孺子之亭在今天不隻是為紀念一位高士，其實是在倡導一種健康的社會風尚。
由此我想：曆史，在一個人身上體現出來時，往往會折射出五彩的光環。曆史人物的定位，除其原色之外，後人的眼光和價值取向，又常常使他在斑斑駁駁的色彩中閃現出迷人的光芒。遺址：長春殿遺址：長春殿
此前所有的道路，都是通向這些宮殿的，
那些道路的價值，是由這些宮殿確認的，
道路是過程，宮殿是結果，
沒有宮殿，所有的道路，都將變得毫無意義。
——祝勇
1
中古時期南唐皇都的鳴鸞路，現為中山路。當年皇宮的長春殿就在東湖邊上，其遺址，為現今的心遠中學和南昌市保育院直至上營坊一帶。南唐中主李璟是從金陵移都南昌的首倡與實施者，他和南唐後主李煜——南昌短暫國都的終結者，共同撞入了我們的眼簾。當然，過去的曆史在現代鋼筋水泥澆鑄的世界裏往往是看不見的。現在南昌城裏所剩唯一能與長春殿沾邊的，是一個叫“皇殿側”的地名。從皇殿側去青雲譜，沿鳴鸞路上走，出今中山路右拐一直走，可通向那邊立著的一人——朱耷（八大山人），而這頭是李煜。李煜可能沒來過南昌，他也是極力反對移都南昌的，依他的奢華的胃口，絕對是瞧不上在當時遠不能與金陵相比的局促而偏僻的南昌城(洪州府)。但出於偏安計，他老爹李璟硬是把南唐那套首腦機構搬過來，提前差人在南昌大興土木建造宮殿，並花了一個月時間一路龍輦乘舟而來，而李煜則受命留守金陵。
李煜是大才子，內心隻有藝術和美人。帝王和隱士兩種身份，他個人更願意選擇後者，但是曆史沒有放他一馬，還是要他來接受自己的宿命。他迫不得已接了李璟的班，做了南唐後主，仿佛是曆史選擇他擔當了一個亡國之君的角色：從一個縱情歌賦聲色的宮廷王者，淪為北宋的階下之囚。其身份的驟換、生存境遇的逆轉、內心的落差，把他推到了一個書寫哀音的舞台。在這裏，他與多年後的朱耷當有相同的傷痛。那些感時傷懷哀國的詞和朱耷飽蘸亡國之淚畫出的一紙紙山河破碎的圖畫，是異曲同工的。南唐之所以讓人從文化角度上一再提起，就是因為李煜，而從千年青雲譜提煉出來的代表符號就是朱耷（八大山人）。
如果這頭有李煜，那邊有朱耷，另一頭有王勃立著，外地人來南昌一看，哎喲，哪還敢造次，誰好意思在這兒賣弄文化，不是太無知嗎？
南昌這地方，兩千兩百年的曆史積澱，沒別的，文氣厚！幾年前餘光中從台灣來，我陪老人家冒九月酷熱登滕王閣，上去往贛江一瞧，千古悠悠，流淌的都是曆史，都是詩文。他就說：南昌是中國文化的故鄉。
這帽子大，餘光中說得卻真誠自然，說得情不自禁。我一時卻不好接話，心想，小老頭是識貨的，人越有智慧就越懷有大敬畏，由此贏得我對他的無比尊重。
從青雲譜到長春殿的距離不好說遠近，在地理或空間範圍上乘車僅二十分鍾，如果堵車，時間會加倍。但從曆史時間或朝代的截點來說，我給它們截定的曆史時間分別是清初至北宋初年。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認定朱耷是青雲譜的文化符號的話，那麼，南唐李煜父子，及其背後出現的一個南昌畫家群，就有特別的意義。
我一向以為，南昌出現一個八大山人，絕不是憑空而生，它是冥冥中承繼了這方水土的文脈，在他之前這塊土地上就凸現過藝術的群山，所以多年後才會托舉起更高的奇峰。
雖然南昌跟那些皇都大邑、數朝古都之類的城市相比，總是稍嫌氣短，稍有自卑，但好在做過一回南唐的國都。一個懦弱的朝廷，卻因其懦弱而有異質之才的國君，而有了一種藝術的奢華和感傷氣息。
對曆史，我們不是全知的上帝，尤其對於曆史的敘事與探尋，我們永遠是局部視角——這才是符合敘事者真實的身份，所以探尋的結果隻是一鱗半爪，而未知總是更多。作為敘事者，誰也沒有權力宣布自己掌握的是上帝交付的金鑰匙，掌握了絕對的真相。每個敘事者和藝術家一樣，都沒有秘徑可行，他隻有用手中的筆像鑽探機一樣，不停鑽探，深入，再深入，才能探到曆史的秘藏，才能觸及深埋的金礦與寶石，即便八大山人也不例外。
我想，作為沒落王孫，八大山人不一定對滕王閣有興趣，他卻少不了會去東湖邊的南唐長春殿遺址，去憑吊那個已然坍塌、頹敗、凋敝、腐爛的朝代，一如他心中的明朝。
2
南唐，華麗的天空如破舊的絲綢，李煜的詞，教坊的管弦，妃子的舞蹈都在為它最後的退場，留下頹靡的注釋和淒美的挽歌。南昌東湖倒映著南唐廢都的一江心事和惆悵，如一張翻不爛的線裝書頁，又仿佛博爾赫斯的“沙之書”，你怎麼翻那一頁都好像粘在手指上，翻不完。孔子弟子澹台滅明置草堂課讀於左岸，東漢徐稚隱居於湖西，三國東吳操練水軍於此，唐代韋丹築下東湖萬柳堤，南宋張澄設講武亭於湖上，陸遊職事於湖城，蘇雲卿灌園於百花洲，明代湯顯祖唱和於湖畔閑雲館，唐伯虎教畫於湖心杏花樓，清初羅牧與八大山人在湖畔創立“東湖書畫會”，林則徐感懷於東湖，辛亥革命黨人舉事於湖岸長春殿，蔣介石北伐南昌成功時亦想遷都南昌，後來設“南昌行營”於東湖北岸……東湖的湖波裏都潛藏著南昌曆史的密碼，等待著我們的解讀。
可以肯定，出現在東湖岸邊的長春殿應該是南昌有史以來最大的宮殿建築，也是級別最高最豪華氣派的建築——明代南昌的寧王府沒法與它相此，且寧王朱權是受到限製的貶王——但它畢竟還是大不過當時金陵的宮殿，那見證著南唐建國時富足的符號與江南絲綢之國柔美的宮廷生活方式。當長春殿出現在南昌，不僅意味著一座不起眼的南方內陸之城一躍而升為國都，同時也意味老實而樸拙的南昌人——洪都府城民也成為皇城的子民，這由早期私下的傳聞，小心的談論，到興奮地期待轉為因可以看得見的現實而令人睜大驚訝和迷惘的眼睛。長春殿在南昌的出現，或許是對一座內地之城的額外機遇與厚賜，卻是預示一個國家的皇權走向了不可逆轉的衰落。
南唐（937年—975年），五代十國之一，定都金陵，曆時39年，有先主李昪、中主李璟和後主李煜三位帝王。南唐一朝，最盛時35州，大約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蘇、福建、湖北、湖南等省的一部分，人口約500萬。南唐三世，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使得江淮地區在五代亂世中“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為中國南方的經濟開發做出了重大貢獻，南唐也因此成為中國曆史上重要的王朝之一。先主李昪曾以繼承唐祚為己
南昌行營老建築，過去的人影掩隱在荒涼中
南昌行營老建築，日影，風聲
任、求天下一統而走上了中國曆史的舞台。其“息兵安民”國策，帶來過夢幻般的安定與富足，而南唐也是一個藝術的王朝，它在文學、美術、書法、音樂等方麵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李昪設太學，興科舉，廣建書院、畫院，使南唐成為飽經戰亂滄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詩意安居之所，“儒衣書服盛於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風”。“北土士人聞風至者無虛日”。南唐文風之盛，在五代十國甚至中國曆史上所有的割據政權中絕無僅有。然而文風之盛的安逸與虛飄，畢竟不能替代和充當強勁的武力，割據、偏安、自保，終使其喪失一統的良機。中主李璟繼位，太學、書院、畫院仍是迷人炫目的文化景觀，李璟的詩畫之筆一方麵在與文士瀟灑酬酢唱和，而另一方麵與諸國的兵戎幾番交鋒，終使他前半生的作為付諸流水，南唐的寶劍已經磨鈍。
公元955年（保大十三年）至公元958年（交泰元年），後周三度入侵南唐，壽州一戰，唐軍一潰千裏，淮河水軍全軍覆沒。李璟上表柴榮自請傳位於太子，劃江為界，南唐盡獻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兩縣。同時，南唐對後周稱臣，去年號。為避後周鋒芒，李璟遷都洪州，稱南昌（今屬江西）府，自此南唐國力大損，不複大國之強盛。
這就是長春殿出現在南昌的真實背景，我想這樣的曆史“背景”，當時處於榮升“國都”喜悅中的南昌人絕對是不明就裏的，即便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士人恐怕也未必清楚。而沿東湖西岸建起的“鳴鸞路”就是為中主李璟開道的，那一路響鸞和華輦鋪陳出南唐最後的喘息與華豔，李璟的馬車停在湖岸，他白皙微胖的臉上並沒有初入新都的喜色，而是帶著一抹湖水般深碧色的憂愁。
3
長春殿，這項浩大且繁重的工程，最先由風水師和皇家建築師在南昌堪輿，動用數萬民工夜以繼日地奮戰。金陵隔江的威脅使李璟寢食難安，他不得不加快遷都步伐，以遠避威脅，甚至他在整個計劃中的南昌宮殿沒有全部竣工的情況下，就開始了朝廷遷移。王公貴族在儀衛校卒和妃子美姬的簇擁下，蜂擁而來，名流富豪、歌女騷客，以及一個龐大的畫家隊伍，隨之跟進，大量的古玩字畫、金銀珠寶運往南昌。我想，那些留在這塊土地上的種子基因：美人的，藝術的……肯定為日後南昌的藝術優化埋下了伏筆。
這次皇都的遷移，為南昌帶來了潛移默化的絕對受益。或許今天南昌的美女，麵孔和身材就有一定的南唐的基因——然而，當皇室的舟輦抵達這裏時，他們對“皇城國都”的局促難免心懷沮喪，但這並不影響南唐慣有的生活方式。他們使這座偏安的內陸之城最大限度地散發著南唐宮廷的藝術氣息。皇帝自然要飲酒吟詩作畫，自然要攜妓登高，在宮牆和寺廟畫“拔壁而飛的龍，天王、部眾、弓弦斧柄、潛鱗翔羽、羅漢、蜿蜒的河流、鬆林、墨雨”。最後這一切蕩然無存，被時間的魔變召回，但我們可以記住一些畫家的名字，他們被宮廷雇用，用他們的才華回報賞識者的目光。李璟李煜父子在這一點上絕對是行家裏手，在處理“國事”之餘，他們不會放棄對藝術的欣賞和感官的放縱。盡管國事日衰，內心的驅縱仍使他們牢牢抓住藝術的彩羽，仿佛這是上天賜給他們最後的精神與身體迷幻——他們不能拒絕，他們無法拒絕，即使那是毒鳩，他們也飲之如飴。
可以想象，李璟是愛好並異常重視文藝的南唐國主，他所到之處，天下藝術從業者與愛好者雲集，當時的南昌不僅成了南唐的政治之都，也成了“藝術之都”，如同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巴黎。廬山書院是當時南唐設置的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翰林圖畫院是南唐的皇家畫院，一如路易十四籌建的法蘭西科學院和法蘭西油畫雕塑學院。這使南昌的藝術得到了空前的繁盛，前後出現了一批了不起的藝術家——董源、巨然、貫休、徐熙、徐崇勳、徐崇嗣、徐崇矩、蔡潤、李頗、艾宣等。這樣一批南昌傑出畫家密集出現，不能不說是得益於李璟，南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地位空前提高，盡管他們有些人在此之前就出了名，有的在此之後，但他們恰恰都經曆了南都這一南昌曆史上乍然一現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的聚光燈自然落在他們身上，把他們照亮、放大，最大限度地吸引關注。
一次，李璟偶然看到一幅描繪南方舟船的畫作，上麵的河流、舟楫摹繪技藝精微，仿佛與日常在南方見到的同類景象形成一種美妙的疊映，李璟大為驚歎，詢問這位畫家是誰？當聽說此畫是出自一位南昌的普通手工匠人蔡潤之手時，李璟更是驚奇，當即召見了蔡潤，並破格錄取他為翰林圖畫院待詔，成為皇家專業畫家。蔡潤後來畫出的《楚王渡江圖》，李璟格外欣賞，將此圖視為“國寶”，並鄭重吩咐將圖仔細收藏於內府，且製成圖軸以便讓它完好地流傳後世。
而另一位善畫竹的南昌畫家李頗也進入了皇家畫院，《南昌府誌》稱其所畫之竹“氣韻飄舉，落筆有生意”。而像董源、巨然這樣的山水畫大家，如果不是南唐宮廷的藝術偏好和其所處南方的權力地位，恐怕世人一時不會把“董巨山水”放在江南畫派開創性的位置。尤其董源雖非畫院專職畫家，卻是極受李璟看重的皇家北苑副使，當年烈祖時期，他就奉命作《廬山圖》。李璟、李煜父子對他更是欣賞有加，閑暇起來想同畫家們“雅集”一下，必會想到董源。澄心堂上的畫屏，少不了出自董源之手。董源畫在屏風上的宮娥，幾近活人，以致臣下受召晉見，發現宮門口立著宮娥，竟不敢進去，後來才發現那是董源的畫。而巨然卻在開元寺做畫僧，南唐崇佛，寺院也是一個作畫的好地方，他的山水畫師法董源，卻比董源更為蒼鬱，終成南方山水畫派的重要推手。後人稱為“南唐處士”、終身布衣的寫意花鳥開創者徐熙，不是皇家畫院不收他，而是他藝術家“誌節高邁，放達不羈”的性格，使他不願受皇家藝術觀念的束縛，他更願意將花鳥在自己的筆下自由而爛漫地放飛。李煜卻格外喜愛他的畫，將徐熙的花鳥畫作為宮殿裏專門張掛的藝術品，還稱之為“鋪殿花”。徐熙不僅自己了得，他的三個孫子徐崇勳、徐崇嗣、徐崇矩也是當時的花鳥畫名家，皇室一有書畫活動總邀請他們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