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會性質不變，士隻是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但麵對春秋時期巨大的社會變革，他們的作用得到了彰顯。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中，他們或者憑借自己的知識、技能和專長為爭霸者籌劃治國安邦之策，或者因為德才兼備獲得當權者的賞識，成為社會急需的人才。在當時，社會上一度出現爭士、養士、用士之風，不僅各國君王、諸侯重金招賢，許多王公大臣也禮賢下士，爭奪人才。同時，官學沒落，私學興起，培養了大量的士人，他們通過“學而優則仕”走向富貴，被人尊敬。孔子就是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的士人。
在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下，很多人選擇放棄耕作而去就學，這也反映出時人想通過學習改變命運的強烈願望和社會趨勢。士階層處於貴族和庶民之間，貴族的下移和庶民的上升必然導致這個階層人數的增加和地位的提升，最終形成崛起之勢。
（三）私學興起殷商、西周時期，多是“學在官府”，隻有統治階級的子弟可以入學，學校的教師也是宮廷中的官吏，如西周的司成、樂正、執禮者、典書者等。
隨著王權的衰敗、奴隸主階級的瓦解和社會性質的重大變化，官辦學校難以為繼，出現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局麵，私人辦學應運而生。
隨著官學的崩潰，許多原在宮廷中服務於統治階級的士人走出宮廷，流落到民間，出現了學術和文化下移的趨勢。隨著士人走出宮廷、走向民間，很多典籍也流落到民間，這為私學的出現做了充分的準備，也為孔子廣泛閱讀文獻資料做了充分的準備。
私學的出現得益於士階層的崛起，在社會過渡時期，沒落階級和新興階級的激烈鬥爭需要人才。在這樣的條件下，私學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培養了大量人才，適應了社會變革時期對人才的需求。孔子是儒家私學的創始人。
第一章經典溯源１１孔子在周遊列國四處碰壁之後，政治理想破滅了，便集中精力聚徒授業，整理文獻，從事學術和教育工作，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教學規模非常大，教育成果非常顯著。孔子在多年的遊曆中對社會的變革有深刻的洞察，看到了各國對人才的需求，他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傳播自己的思想和學說，擴大學派的影響力，實現“以禮治國”和“天下歸仁”的偉大理想。
二、創作過程（一）孔子“述而不作”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而篇第七》第１章）孔子信奉“述而不作”，在“好古”的前提下“述古”，而不獨立創作。前代積澱的思想文化為《論語》的產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孔子在“從周”的基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通過借鑒以往經驗確立了“仁”的學說和規模宏大的政治藍圖。
１??孔子學古孔子十九歲的時候親自去宋國考察殷禮。他的兒子孔鯉出生的時候，魯國國君魯昭公親自送鯉魚來表示祝賀，說明孔子當時的學問已經很淵博，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認同。
（１）學習“儒”。傳統儒業多指“六藝”，在先秦時期，士族子弟學好儒業可以出仕。孔子認真研習禮、樂、射、禦、書、數，知識很淵博，這在《論語》中有佐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罕篇第九》第２章）孔子不僅學習過“六藝”，而且學得很精通。他憑借熟練的儒業為貴族１２《論語釋讀》閱讀課和統治階級服務，走向仕途，先後在季氏手下做過委吏（倉庫管理員）、乘田（牧場管理員）等，雖然是小官，做的是小事，但孔子都盡心盡力完成。
在“六藝”中，孔子學得最出類拔萃的是禮。據記載，孔子在孩提的時候，就對禮儀特別感興趣，對禮有天然的親近和敬意，玩的遊戲就是拿著祭器模仿大人行禮、祭拜。
“誌官之學”，他有更高更遠的人生目標，就是追求學問和研究道義。他曾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裏仁篇第四》第８章）早晨聽到道，晚上死就可以了。這是一個帶有誇張意味的道德說法，但可以看到孔子追求的是“道”而不是“仕”，對此孔子的態度十分鮮明。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泰伯篇第八》第１２章）（２）學習“道”。孔子“誌於學”的目標不僅僅是做官，否則就是求“做官”。學習三年，功成名就之後不是為了出仕拿俸祿，這本身就是非古代官吏以穀子來計算俸祿，學成歸來之後求“穀”，就是求“俸祿”、常難得的。這就好比你考上了清華、北大，甚至留學哈佛、劍橋，畢業之後不是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獲得高薪、擁有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追求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乃至整個人類的發展。這才是孔子所說的“道”。簡而言之，一個人應該把超越具體官位、具體職業的“道”作為人生目標和追求。正如張載所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子語錄》）變，發揚“道”的精神，並由此奠定人生的道德價值基礎。“道”超越了具體的職業，不再是某種謀生的技能。孔子把學術研究和社會道義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他追求的不是“小學”，而是“大學”。
孔子要在“六藝”之中，找尋“道”的意義，明確“道”的淵源流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第一章經典溯源１３大學之道在於發揚美德，改造社會，讓自己的人性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在孔子看來，士就應該追求仁德，追求價值，追求正義，追求真理。至此，孔子已經有了對人類的終極關懷，成為一個思想家，成為人類曆史上的偉人。
２??孔子述古孔子主要學習的是傳統儒業的“禮”和超越儒業的“道”（或者稱為“德”），並將其運用在實踐中。“禮”和“德”是《論語》的核心內容，既然是“述而不作”，就說明前代已經存在，孔子將其整理和闡釋後講授給弟子和時人。我們以“禮”為例來看看孔子是如何“述古”的。
長世？
禮，王之大經也。
政以禮成。
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左傳》）在孔子之前，西周對禮的認識已經相當全麵，如君王美善，臣下恭敬；父親慈祥，兒子孝順；哥哥友愛，弟弟恭順；丈夫和藹，妻子溫柔；婆婆慈祥，媳婦順從；等等。以禮治政的特征非常明顯，如禮是國家的主幹、不實施禮國家就會混亂等，西周之禮是一種具有社會規範作用的禮樂體係。
那麼，孔子是如何“述禮”的呢？
為國以禮。（《先進篇第十一》第２６章）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篇第十六》第１３章）克己複禮為仁。（《顏淵篇第十二》第１章）五》第１８章）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衛靈公篇第十１４《論語釋讀》閱讀課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學而篇第一》第１５章）孔子不僅繼承了前代以禮治國的理念，還強調了禮在個人修養方麵的作用，認為禮是君子立身之本，同時將禮和仁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用禮來詮釋仁。客觀地說，孔子的“述而不作”，凸顯了對前代的繼承，但不是簡單地複製和模仿，而是有了一定的發展。
（二）弟子編纂《論語》至於《論語》的成書時間、路徑、原因和編纂者，因時間久遠，從研究成果來看，大家或者語焉不詳，或者莫衷一是，但研究態勢方興未艾。
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這句話提供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論語》是孔子的弟子記錄的；第二，《論語》是弟子的門人編纂的，這個結論基本上被研究者廣泛認同。《論語》出自眾人之手，從《論語》的篇章排列關聯度較低、行文較為鬆散、有不少重複的語錄可以看出來。但是《論語》是哪些弟子記錄的？是哪些門人編纂的？
孔門號稱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人，從空間上來說，孔子雖然開辦私學，但無法將所有弟子召集到一起上課，很多時候這些言論是孔子和弟子單獨見麵或小範圍見麵時進行的研討。孔子非常注重因材施教，針對同一個問題，麵對不同的弟子有不同的解釋。比如不同的弟子問仁，孔子的解釋是不同的，而記憶最清晰的應是當事人。王充認為“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論衡·正說篇》）是可信的。也有學者認為《論語》中的語錄出自個別弟子，如漢代鄭玄認為《論語》是仲弓、子遊、子夏等撰定的，晉代傅玄認為《論語》是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
理論上眾弟子共同編纂《論語》是可能的，但是孔門弟子來源複雜，他們服侍不同諸侯國的君王，將他們記憶當中夫子的微言搜集到一起並不容第一章經典溯源１５易。李建國認為可能是孔子逝世之後，眾弟子從四麵八方前來居喪，形成了孔門空前絕後的大聚會。子貢憑借他的資曆、聲望、才智和財力在操辦喪事時倡議編纂孔子紀念文集，《論語》初編就成於此時。
初編的《論語》畢竟粗糙，還需要進一步整理。據記載，曾子和子夏承擔起這一重任，而《論語》的終稿是由曾子的門人完成的。這一成書過程符合編纂的程序，先彙集言論，後由專人整理、統稿，前一階段完成於弟子之手，後一階段完成於弟子的門人之手。
《論語》基本編纂完成是一大幸事，但由於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社會動蕩不安，加上書寫工具不完備，孔子的言論主要靠弟子之間口耳相傳，原來彙集的那個孔子文集之類的東西，由於沒有人進行係統的傳授和科學的保管，不久就有所散佚。這時孔子的嫡孫子思召集孔子的再傳弟子，以殘缺的孔子文集作為底本，彙集口耳相傳的孔子的言論，並進行加工整理，最後編定《論語》。
（三）《論語》釋名對於“論語”二字的解讀，涉及《論語》的成書過程，這方麵的研究成果極為豐富。
１??論纂說這個說法見於東漢班固《漢書·藝文誌》：“《論語》者，孔子應答弟“論”是“論纂”，“語”是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編”。
“言語”，“論語”就是“論纂”孔子之“言語”，大概等於“孔子語錄彙２??倫理說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如此看來，《論語》就東漢劉熙在《釋名》中認為：“《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
１６《論語釋讀》閱讀課是孔子與弟子所敘述的有關倫理的言語。但從《論語》的內容來看，不都是關於倫理的。
３??討論說元人何異孫在《十一經問對》中指出：“問：《論語》者何？對曰：此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之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與言者，有臣對君之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換句話說，《論語》是討論文義之言語。但從《論語》的內容來看，也不都是關於文義的。
４??問難答辯說“語，論也”。即“論”“語”是同義詞，均指問難答辯之語，就是孔子與弟子、時人問難答辯時所說的深刻、精辟之語。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指出“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而（四）《論語》版本統一言論，采納了李斯的建議，焚燒“百家書”，《論語》作為儒家經典在劫難逃。二是秦漢之際，西楚霸王項羽攻進秦國都城鹹陽，放火燒了宮室。
絕大多數“焚書坑儒”之後幸存的先秦典籍在這場大火中化為了灰燼，《論語》也難以幸免。
出現了兩個版本：一是今文本《齊論》和《魯論》，一是《古論語》。
好在書被燒了，人還在。經曆了秦和楚漢相爭之後，漢代的《論語》《論語》是怎麼在“火煉”中成為“金經”的？這跟當時典籍的傳播《論語》成書後遭遇了兩場曆史災難。一是“焚書坑儒”。秦始皇為了方式有很大關係，古人傳書，一靠手抄，二靠口耳相傳，口授筆錄。《衛靈公篇第十五》第６章中生動地記載了這樣一種現象——子張書諸紳。“紳”—指古代士大夫束在腰上的大帶子，那時候還沒有發明紙張，所以隨手把文字記在衣帶上，回去後再整理。靠人們的口耳相傳、勤記吟誦，一些曆史典籍第一章經典溯源１７躲過了曆史災難，跨越了時間的長河。《論語》也是以這種方式跌跌撞撞地走到了西漢，畢竟時間久遠，流傳的內容難免不一致，因此出現了不同的版本。在漢初主要有魯人流傳的《魯論》（二十二篇），形成了《論語》的今文本，是用隸書寫成的。
（二十篇）和齊人流傳的《齊論》古文本是用古代篆體書寫的先秦舊本，據說是在孔子故居的牆壁中發現的，因此也被稱為“壁經”。古文本共二十一篇，將今文本中《堯曰篇》中的“子張問於孔子曰”單獨列為一篇，這樣就出現了兩個《子張篇》。除此以外，其他篇章的排列順序也不一樣，文字不同的地方共計四百多字。
同解說，如《魯夏侯說》《魯安昌侯說》《齊說》等。這不僅不利於《論語》的研究和傳授，也不利於漢代統治者的統治，這時迫切需要一個相對統一的版本。大儒張禹承擔起這一曆史重任。他以《魯論》為底本，刪除了《齊論》中多出的《問王篇》《知道篇》，兼采《齊論》的經說，對文本當時出現了“欲為《論》，念張文”的局麵。
進行了整理，首次改編《論語》。《張侯論》成為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著作，西漢時期，《論語》的三個版本都在流傳，而且出現了對三個版本的不第二節發展脈絡梳理《論語》的發展脈絡，就是在考察《論語》成為經典的過程。考察《論語》的經典化過程有兩個角度：作為經學的經典化和作為文學的經典化。
一、《論語》作為經學的經典化康有為曾言：“蓋千年來，自學子束發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１８《論語釋讀》閱讀課《論語》為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①從童發稚子到修身齊家，從治國理政到平天下，數千年來《論語》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謂“一書九鼎”。
（一）傳記身份下的《論語》從兩漢時期到隋唐時期，《論語》作為傳記存在，輔翼“五經”，本身沒有取得“經”的地位。
１??兩漢時期《論語注》的出現，標誌著《論語》一書整理和定稿工作的完成。在漢代，《論語》具有什麼身份和地位呢？
《論語》的地位可以通過其名稱得到佐證。在西漢《論語》多被稱為《論語》在兩漢時期出現多個版本，形成通用本《張侯論》。漢末鄭玄“傳”或“記”，也有稱“說”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引用《論語》的句子時寫作“《傳》曰”。《漢書·揚雄傳》中說：“傳莫大於《論語》，作則將焉用彼相矣。’”那何為“傳”呢？傳是對經的注釋，它附庸於經，不能獨立存在。如《春秋》是經，對《春秋》的注釋稱為傳，有“《春秋》三傳”。由此可見，兩漢時期《論語》是輔翼“五經”的傳記作品，並無獨立的經典地位。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統治者不重視儒學。據《史記》記載，“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不喜愛竟至如此地步。其次是“五經”作為經典的地位根深蒂固。如董仲舒在改造儒學的過程中，主要依據《春秋》，他以《公羊春秋》為核心來統攝諸子之學，致力於思想大一統。再次，漢代皇權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非常重視孝道，《孝經》因其特殊的政治功效受到權力體係的格外重視。東漢末年《論語》始①
《法言》。”《後漢書·孝安帝紀》中雲：“《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康有為??論語注［Ｍ］??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６??
第一章經典溯源１９立於官學，地位逐步上升，但直到隋唐時期，《論語》的文本地位仍低於《孝經》。
２??魏晉南北朝時期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政權更迭頻繁，經學失去了穩定的政治基礎，出現式微的跡象。在政權穩定之時，統治者也著力恢複經學，如魏文帝曹丕恢複太學，崇信儒學，但整體的社會風尚是道教盛行，佛教傳入且發展、興盛，儒學獨尊的地位不複存在。魏晉時期側重對儒家經典文本進行道家化的闡釋，《論語》也受到了重視，注釋專著數量大增，據唐明貴先生統計達八十四部之多。其中何晏的《論語集解》以儒釋道，讓《論語》變得玄意深遠；皇侃的《論語義疏》除了有以道釋儒的特點以外，還有明顯的以佛釋儒的特點，如以“一切行無常”的佛理注釋“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無論是以道釋儒，將《論語》道家化，還是以佛釋儒，將《論語》佛家化，都與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和社會背景密切相關，都是服務於統治者的政治目的。《論語》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雖說有所發展，但依然是先秦諸子的傳記作品之一，其功用依然是輔翼經典，隻不過在玄學家的注釋下，它更多輔助的是道家的《老子》《莊子》和《周易》。
３??隋唐時期隋唐時期，儒、釋、道並立的現象進一步加劇，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喜好，唐高祖好佛，唐太宗反對佛教，唐玄宗重視儒學。在三教並立以及統治者不同傾向的影響下，儒學獨尊的地位一去不複返了，儒學經典的解釋權開始被統治者壟斷。唐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為由，詔令孔穎達等人整理“五經”，最終完成了長達一百八十卷的《五經義讚》，唐太宗下詔更名為《五經正義》。《五經正義》成了官方經學的正本，依此進行考試。
唐朝實行科舉取士，明經一科主要以儒家經典為考試內容，政府對它的注本２０《論語釋讀》閱讀課也有明確的規定，儒生為了求得功名，為學之務便不在經義，而唯政府頒定的漢魏注本是瞻，形成“與其改作，不如好古”的功利化學風。
在這種背景之下，《論語》與“五經”取得了同樣的經學地位，並被確立為“九經”之一。可喜的是，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中還是有暗流湧動。中唐時期以來，韓愈和李翱等儒生試圖恢複儒學的正統地位，他們跳出漢魏注解家拘泥於章句注疏的圈子，專事疑經改注，側重義理，為宋儒義理之學開辟了新的門徑。
隋唐時期，雖然儒學整體發展出現衰落，但“五經”的經典地位隨著古文經學派和今文經學派爭議的停止、官方義疏的頒行而真正確立。對於“五經”來說，隋唐時期是一個重要的總結期，而對於以《論語》為代表的儒家傳記作品來說，隋唐時期則是一個開始。可以說，儒家經典體係的轉變既終於隋唐，又始於隋唐。
（二）儒家經典身份下的《論語》“四書”之一，成為儒學的經典著作。
１??宋元時期從宋元時期到明清時期，由於統治階級的提倡和推動，《論語》作為由於韓愈和李翱等人發起的儒學改造運動，到宋代時儒學逐步成為主流話語，《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一起合稱為“四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經典。在兩宋新儒家的經典視域中，“四書”超越“五經”而成為新的經典。
傳入，“五經”的至高地位受到挑戰，加上唐朝統治者對“五經”的掌控，從唐中期開始，它們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可能和基礎，甚至一度受到質疑，儒生需要重建儒家經典體係。唐代韓愈等人提出了道統說，宋儒繼承並大力發展。他們推行孔子、孟子以及曾子等人的學說，促使新的典範體係誕生，讓《論語》經典地位的確立和提升不是偶然的。隨著道家的興起和佛教的第一章經典溯源２１《論語》名正言順地進入新儒學經典體係。當然，選擇什麼進入新儒學，與選擇者的價值取向和目標密切相關。《論語》提倡的“內聖外王”符合新儒學家的需求，與他們主張的心性之學有許多暗合之處，因而最終被選中。需要注意的是“四書”提升到經典的地位，並不意味著新儒學家們不再關注“五經”，他們對“五經”仍有深入的研習。
隨著新儒學性理學說的流布，“四書”之學大興，新儒學家和他們的信奉者“不僅僅滿足於關於國家秩序與生活準則的建設，更探求秩序與準則的普遍性與絕對性的最終依據”①。在朱熹看來，萬物皆依理而行，皇權作為人間至尊，亦不能背離天理。但朱熹理學招致皇權的反對，也給朱熹帶來了厄運，他被認定為“亂人之首”，險些遭到斬殺。宋嘉定五年（１２１２年），朱熹注解的《論語》《孟子》被國子監采納並作為學校教材，朱熹之學的官方化由此拉開序幕。統治者對朱熹理學的前後態度為什麼有天壤之別？其實隻不過是“為我所用”罷了。隨著朱熹理學的官方化，借助朱熹的《論語集注》，《論語》也取得了正統的官方地位，統治者把它納入科舉考試的範圍，將“內聖外王”之學中的性理思想進行功利化的轉移，使朱熹注解的《論語》成為士人博取功名的必讀書。朱熹理學官方化一方麵提升了《論語》的經典地位，另一方麵也讓《論語》淪為呆板的培訓教材。
注解的《四書集注》取士，使之真正成為士人應對科舉考試的教科書。
２??明朝時期明朝前期士人尊崇朱熹之學，將儒學的經典局限為朱熹的一家之言。明朝中後期，開始有人反對這種隻求被動接受、不求主動創新的解經思路，最著名的是王陽明。他注重解經者的精神體驗，如果不能證之於心靈，即便是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２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Ｍ］??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３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