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變態人格是另一種非常特殊的情況，具有這種人格的人所采取的許多進攻行為經常看來都是沒有動機驅使的。也就是說，他是為進攻而進攻的。在這裏需要有一個原則，本尼迪克特在試圖解釋安全的社會何以參與戰爭時明確地表述了這一原則。安全、健康的人們對那些廣義上是他們兄弟的人，那些他們與之可以彼此認同的人並無敵意，對這些人也並不表現出某種進攻性，他們是友好、充滿愛和健康的。但如果他們認為某些人根本就不應該是人，於是他們就要起來消滅這些人，如同他們為獲取食物而殺死擾攘不休的昆蟲或屠宰動物一樣，這是無罪的。我在理解心理時發現，由於這些人與他人沒有愛的認同，因此就有可能輕易地傷害他們，甚至殺害他們，而在他們這樣做時，卻並無仇恨或者快樂，正如他們殺死那些有害的動物一樣。有些看上去十分惡毒的幼稚反應可能也是由於這種認同的缺乏，也就是說，兒童這時還不夠成熟，還不能加入到人際關係中去。
這還關係到某些相當重要的語義方麵的考慮。說得盡可能簡明扼要一些，這就是說，進攻、敵對和破壞性都是成年人的詞彙。這些概念對成年人意味著的那些意義對兒童完全不適用，因此在使用這些詞語時必須對它們有所限定，或者重新作出界定。
例如，兒童在他們出生的第二年，經常在同一個地方玩耍，而且是彼此獨立地玩耍，彼此互不幹擾。即使在這些兒童中間出現了某些自私的或進攻性的相互幹擾，這也絕不同於發生在十歲兒童之間的那種人際關係，因為他們彼此都沒有意識到對方。如果一個兒童從另一個兒童那裏將一個玩具硬搶過來，這種行為與其說象成年人的自私的進攻，還不如說象一個拚命從一個蓋得緊緊的盒子中把某樣東西掏出來。
一個一歲大的幼兒發現母親的乳房從他嘴裏拽出來，於是拚命大喊大叫；一個三歲的兒童還擊打懲罰他的母親；一個五歲的小孩大聲高叫：“我真巴不得你死。”一個兩歲的兒童仇視他剛出生的弟弟；但這些都是與上麵的情況相同，我們都不能把小孩當作成年人來對待，我們也不應該象解釋成年人的反應一樣來解釋他的反應。
如果將大多數這類行為用動力學行為放到兒童的參照係數中加以解釋的話，可以接受的可能都必須看作反應性行為。這就是說，這些行為都極有可能出於失望、遭到拒絕、孤獨以及那種害怕失去尊重和保護的心理，換句話說，都是由於他們的基本需要受到阻礙，或者由於他們感到了這種受阻所帶來的威脅，而不是由於他們生來就有一種仇恨或傷害的衝動。這種用反應來對行為進行的解釋是否說明了所有破壞性行為，而不僅僅是大多數這樣的行為，我至今所擁有的知識——或者確切說我們知識的缺乏——還不允許我立刻作出判定。
對各種材料進行的比較研究可以借助於民俗學而得以擴充。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對民俗學哪怕隻是匆匆的一瞥，就會向有興趣的讀者證明，在各種文化中，敵對、進攻或破壞行為的數量是不定的，從0％到100％幾乎不等。象阿拉伯這樣的部落就十分溫和、友好，從不表現出進攻性，以至於他們必須采取極端的措施才能找到一個願意拋頭露麵的人來主持他們的儀式。
但是在另一個極端上，我們也可以看到象恰克親人和多杜人，他們內心充滿了仇恨，以至於人們不知道采用什麼方法才能阻止他們的互相殘殺。當然，這裏所描述的都是從外部觀察到的行為，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探究作為這些行為的基礎的各種無意識衝動，所有這一切很可能與我們所能見到的大相徑庭。
馬斯洛在這點上有發言權，因為他曾直接了解過印第安的北布拉克福特部落。他對這個部落的了解盡管還不很充分，但卻足以直接使人確信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破壞行為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決定的。這個部落的固定人口是800人，在過去的15年裏他們僅僅發生過五次打架鬥毆的事件。
馬斯洛是用我掌握的所有人類學手段和精神病學手段去尋找他們社會內部的各種敵對的行為，這些敵對的行為與我們更大的社會比較起來確實是微乎其微的。他們在氣質上都是友好的，而不是惡毒的，他們平常的閑聊起著傳播新聞的作用，從不說三道四或謾罵誹謗。魔床、巫術和宗教幾乎無一不是為整個部落的利益服務的，都是用於治病救人，而從不用於破壞、進攻或複仇。馬斯洛說他在這個部落逗留期間從來沒有看到他們對他有絲毫惡意或者敵對的表現。
兒童很少在肉體上受到懲罰，這個部落裏的人都蔑視那些殘酷對待自己的小孩和同伴的白人。他們即便在喝酒之後也較少表現出進攻性來，借著酒勁，那些年老的北布拉克福特人往往變得更加快活、純真，對所有人都更加友好，從不撒酒瘋或與人鬥毆。這一部落裏的人一點也不軟弱，北布拉克福特的印第安人都有著強烈的自尊心，他們隻是把進攻看成是錯誤、可憐或瘋狂的罷了。
根據人類學方麵的證據，我們完全有理由把人性情感的破壞性以及那些惡毒或殘酷的行為看成是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或威脅而產生的繼發性和反應性的後果。